“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是历经康雍乾三朝官场不倒翁张廷玉，操守一生的圭臬。
此句语出黄庭坚所言“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之句。
张廷玉之所以能深受三代帝王之信任，皆因其一生为学为政，均能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大有关联。
然同朝为官，出类拔萃者多如牛毛，缘何唯张廷玉能独得三代帝王恩宠？细究其因，在于同僚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口默”，而他则身体力行，达到了“心默”之境界。
所谓“沉默是金”人要做到不言，绝非难事。只是以普通人的休养，遇事越是闭嘴，则腹内越是种种纠结，脑海亦不免数番天人交战，如此憋着，自然做事带有一股戾气。
而心如明镜，不起波澜，不争宠，不争先，不多言，则自然无风险，这就是《老子》所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能争”的至高境界。
有时候一看《雍正王朝》，小编也会想到，嘈杂光鲜的职场上，内心宁静，少欲，不争，反而才是最积极的态度。惟勤惟慎，比起那些天天画大饼的战略眼光靠谱多了。
清康雍乾三朝，若论声名显赫，张廷玉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论文才，他是《康熙字典》、《雍正实录》，以及《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的总纂官，论政绩，他是大学士、军机大臣，更是雍正皇帝的近臣，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代，再无二人。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
纵观张廷玉一生，历三朝之元老，居官达50年，“无错无过”几近“完人”，那么他是做到如此境界的呢？
要诀在于六个字：少说话，多做事
张廷玉饱学多才，身处中枢，为人处事，谨小慎微，尤对黄山谷“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之说，极其拜服，并明志要“终身诵之”。
少说多做，是他为官的主导思想。凡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绝不张扬，默默做事，事成而归功主上，为臣如此，帝王焉能不喜爱。
张廷玉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任要职，不过，真正得到重用，则是在雍正一朝。
“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 《清史稿-张廷玉传》史料记载，雍正五年，张廷玉偶感小恙，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雍正则说：“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
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皇帝曾赏银20000两，张廷玉则辞谢，雍正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
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还着“所过地方派拨兵弁护送，并文武官员迎接”。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做门联。
毫无疑问，张廷玉在雍正看来，就是股肱大臣、左右之臂。
张廷玉能受雍正器重，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点。
一为康熙大丧。
雍正即位，此为首要之事。他任命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也就是处理与康熙丧事有关的文字。
史料记载：
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皇帝口授数句，倚马可待，且每日不下数十次，由此可见，张廷玉文笔之绝。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雍正对张廷玉开始另眼相看。
张廷玉奏折
第二件事，则是设立军机处。
雍正五年，雍正准备出兵噶尔，两年后发兵。为专事专帮，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处理军务，清史记载“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
而军机处的主要职能则是遵谕旨成文字，并转发各地，也就是说，文字工作乃军机处核心，说是雍正的高级秘书，亦不为过。
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期间，雍正身体不好，因此“凡有密旨，悉以谕之”，最后雍正帝极为依赖张廷玉，甚至每日召其多达十几次。
为此，张廷玉常常要晚上一二更以后才可回家睡觉。
第三件事，则是张廷玉之勤勉。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还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之繁多，工作之忙碌，绝非言辞可表。
其在自修年谱中说，雍正召见他，常一日多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之时，“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
和皇帝见面后，到办公室，一阵时间待他批阅的公文已达上百，以至于他常在轿中批览文书。傍晚回家，仍：
“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由此足见，张廷玉处理公务，绝不过夜，其工作作风之硬，连雍正也评价道:
“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雍正皇帝和张廷玉，“名曰君臣，情同契友”。
张廷玉《年谱》记：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各和，犹听政如常。二十二日漏将二鼓，忽闻宣如甚急，疾起整衣，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子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廷玉与鄂乐泰告庄亲王、果亲王曰：‘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因告总管太监。总管曰：‘大行皇帝未曾谕及我辈，不知密旨所在。’
廷玉曰：‘密旨之件，谅已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
少顷，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启视之，则朱笔亲书传位于今上(乾隆)之密旨也……此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雍正十年又密示鄂尔泰。
此时对谕曰：‘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皇位继承，国之大事，雍正在其去世前三四年即已拟定，并让张廷玉过目，还安排鄂尔泰为傍证，足见其政治分量。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即位后，张廷玉政治地位大不如前。
显然，极富帝王心术是乾隆帝对前朝重臣颇有戒心，乾隆五年，刘统勋(刘墉父亲)上书发难，说张廷玉遭逢极盛，“桐城张姚二姓侦天下半部缙绅”。
乾隆七年，又借口鄂尔泰之子罪行，被皇帝剥夺世袭伯爵之位。
鄂尔泰
乾隆十年，张廷玉下属在皇后祭文中用“泉台”二字，被皇帝责骂。
又在《皇清方颖》御制诗中错字过多，皇帝下旨：
“总裁官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交部议处”。如此等等，张廷玉皆心中不安。
故而，在乾隆继位之后，张廷玉及时示意家人，皆各以事由辞官回家，其本人也屡次上奏，要求致仕。
只是，数次上奏，都被乾隆驳回。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张廷玉再次提出回家请求。这一次，他不敢再说退休，只说是“暂归”，并说了一番好话，说等将来皇帝南巡，他可以在江宁迎驾，一同回京师等。这时，乾隆才勉强允诺，让其辞官了。
张廷玉谢恩，却提及雍正遗命。
“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意在乾隆，记得要他“配享太庙”，还要乾隆下保证书。
乾隆极为震怒，“上意不怿”，不过，出于情面，还是同意为他“颁手诏。
第二天，乾隆便极富效率诏赐。只是因有风雪，张廷玉竟以年迈有病为由，让次子张若澄代为谢恩。
乾隆对此大发雷霆，借此机会，皇帝发泄“降旨切责”。
次日，张廷玉急忙上朝致谢。乾隆仍火气未消，并说：你不是身体不好吗？这不来了 呢？
乾隆皇帝还借题发挥，下旨削去张廷玉伯爵，一年之后，张廷玉再次提出南还之意，并以“请罢配享治罪”，乾隆再次大怒。
在乾隆看来，你分明就是赌气。遂张廷玉，下令尽缴张廷玉持有的历年皇帝所赐之物。
讽刺的是，公元1755年，张廷玉卒于故里，享年83岁。
清史记载：
“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看来，乾隆不给活张廷玉面子，死了倒是想起了师生情分。
张廷玉的子孙，也都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
张廷玉的遗训：“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子孙自是谨记在心的。
当然，更重要的仍是乾隆帝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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