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
文同(1018-1079),字與可,工詩文書法,所創墨竹畫法為後世所宗,譽為「湖州派」。
本幅畫一竿懸崖倒垂竹,主幹麴生,勁拔如龍。竹節留白,上下相扣。畫用中鋒筆法,筆尖使轉翻飛,配合墨色濃淡,一氣呵成,概括而生動地表現枝葉的俯仰向背。物象既鮮活又逼真,印證北宋畫家著重物象之理的時代性。
雖無名款,但質量精良,世所罕見,又有二方作者印記,無疑為文同墨竹真跡,更是北宋文人水墨畫的代表。
017
存世蘇軾墨跡中年代最早的《寶月帖》(1065),寫給長輩杜君懿。君懿名叔元,成都人,善書,得李建中筆法,仁宗嘉祐三年(1058),官宣州通判。
文中“令子”,是蘇軾同輩杜沂,字道源;此年30歲的蘇軾剛從外地回京,入判登聞鼓院、直史館,與道源有多封書信來往。另提及僧人寶月(約1011—1095),即釋惟簡,蘇軾宗兄,在成都大慈寺任事。文中之禮書,或指蘇洵纂修之《太常因革禮》。
四行小草書錯落有致,圓勁中鋒芒畢現,流暢峻利。黃庭堅評東坡早年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而在此札中,除了稍微左傾,尚未顯露太多的自我風格。
同冊另一幅《啜茶帖》,是東坡步入中年時期(1080)寫給“道源”杜沂的。蘇軾問他有沒有空一起喝茶,有些事想當面說,並問候其子孟堅(杜傳)。
此前未久,蘇軾才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而杜孟堅剛好在黃州任官法曹,道源過黃與之遊,蘇、杜兩家彼此有了慰藉照應。蘇軾文集中多次記載黃州時期與杜道源及其家人的交往,如元豐三年四月,蘇軾與武昌令江綖、道源及其二子(傳、俁)遊武昌西山,作《菩薩泉》詩。《啜茶帖》也是其中一項見證。
書藝上,末筆雖謙稱草草,他仍將單字的起收筆動作、牽絲映帶交代分明,用字左傾的習慣一覽無遺。而使東坡書不踐古人、自出新意的原因,除前人言學顏真卿、楊凝式,還因其執筆單鉤,且腕部貼紙,致使右撇或鉤都呈短而肥厚之態,像此處“軾”字的玉鉤,便施展不開,重心反在末點上。
018
此為致希聲書札。內容為一尺牘並加一首七言詩。希聲氏黎錞字,時錞致世居汴京,實捐館前一年也。
米芾元佑七年初夏始為百里之長,“非才當劇”,詞謙而喜在言外,詩中亦不無閒適滿志之情。後有人謂“英友”為“英年之友”,不能為老人。但米芾稱賀方回為“人英”時,賀亦不在“英年”,故未可以今義範古人也。
“十客具”疑為泛稱。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一雲:“韓持國(維)為守,每入春,常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則十客之具當為盛筵矣。米芾從失官賦閒的落魄之士,一變為雍丘縣令,這應該是舊黨重新得勢後對他的照拂,或許就是蘇氏兄弟的提攜。雍丘縣令為正八品,雖是微官,但已是米芾有生以來做的最大官職了。
他對黎錞說的“非才當劇”,言似謙抑,其實那種沾沾自喜的情緒是溢於言表的。所以此帖決不可作於雍丘之前,於是肯定是元佑七年了。
019
宋徽宗(1082-1135),北宋第八位皇帝。工書畫,真、行書遠宗唐人薛稷、薛曜,並自創「瘦金書」。
本幅絹面,朱絲界行,書五律一首,末題「宣和殿制」,鈐「御書」印。通卷筆畫細瘦,健拔有神。線條起收之際,特意展現藏鋒、露鋒、使轉、提頓的痕跡。正如拖尾陳邦彥跋:「以畫法作書,脫去筆墨畦逕。行間如幽蘭叢竹,泠泠作風雨聲。真神品也。」
然徽宗傳世多中、小楷題簽,惟此卷瘦金書作五寸大字,至寶無疑。
020
本幅描繪一群文士在池畔園苑中飲宴的情景。偌大的黑色方形漆案,設置在樹下,案上成組餐具與果食擺滿桌面。近處另有一群僮僕在小桌上備茶。人物均神情雅俊、眉清目秀,器用、園景描繪細緻講究,應為徽宗朝畫院的精工之作。
由畫幅上端兩側宋徽宗及蔡京題跋,可推測畫中圖像應與唐十八學士〈登瀛州圖〉相關。雖然精緻華麗,卻仍流露文雅氣息,足堪代表宋徽宗對畫院的要求與成果,無論在畫作品質或研究價值上,均屬難得之重要畫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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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畫重山疊嶂、沙坡群樹出現在畫面的左上側,山石輪廓渾圓,水墨淡染其間,綴以煙靄野水,呈現抒情詩意的山水意境。畫上雖鈐有北宋徽宗趙佶(1082–1135)的花押及「御書」印記,然作品的實景多被安排在畫面左半側,與北宋取中軸構圖的巨軸山水畫,有所不同。從畫風看,畫成時間約在南宋初期。
此作呈現南北宋之間,山水構圖由主山堂堂的雄偉風格,轉趨帶有抒情氣氛的南宋特徵。通幅筆法細緻,兼具李郭派筆墨與文人淡墨氣韻,殊有重要藝術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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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己寒,徵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或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付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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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鵝同科,古人多通稱為雁。本幅畫秋日池塘一隅,微有風意。雙鵝在淺灘間休憩,四周黃蘆、紅蓼、枯荷相映成趣。翠鳥卻驟然飛起,劃破了靜謐。其中一鵝引頸而望,仍不改情意。
畫家利用洲岸、水草、殘荷組成圓形構圖,再通過禽鳥的視線與動態,製造畫中的呼應關係。綜觀構景與筆法,近似崔白的風格,表現出畫家對自然生態詳實的觀察與描繪。類此巨幅且優異的北宋花鳥畫作並不多見,本幅應是徽宗朝畫院秋渚水鳥題材的存世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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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孝經》是唐朝侯莫陳邈之妻鄭氏所作,內容在闡述孝道真義及各種女性的禮儀規範。原有十八章,畫卷僅存其半,採一圖一文的裝裱形式,舊題為高宗書馬和之繪。馬和之,錢塘人。高宗紹興間中進士,高宗、孝宗深重其畫。筆法飄逸,自成一格。
此作中人物勾勒細謹,面容清雅秀逸,筆墨雖極為精到,但與馬和之並不似,反倒更近於馬麟(13世紀)的風格;而且幅前所謂高宗題字,也較近於理宗(1225-1264在位),故宜易名為〈宋人書畫女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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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12世紀)在南、北宋之際,先後任職於宮廷畫院,擅長花鳥、草蟲、犬貓等題材,是南宋早期宮廷花鳥竹石題材的傑出畫家。
本幅畫葉稍上,螳螂高舉雙臂,想要捕食金龜子,金龜子適時察覺,立即振翅飛起。螳螂撲了空,只好無奈地回首悵望。昆蟲追逐與逃脫的生死瞬間,透過畫家的描繪,扣人心絃。而畫中細膩精緻的色彩變換,以及花葉昆蟲所散發的感官魅力,充分展現畫家對於徽宗畫院追求設色與質感兼具的風格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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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漢臣(12世紀),開封人。宣和間畫院待詔,宋室南渡後,再入紹興畫院。隆興初,且因畫佛像稱旨,授承信郎。長於道釋、人物,尤善畫童嬰。
本幅繪湖石婷立,芙蓉雛菊爭艷,一派秋意盎然。姊弟二人,圍立圓凳,專注於撥玩棗磨。右方凳上和地面,復散置轉盤、佛塔、鐃鈸等。舉凡兒童與玩具,俱都刻畫細謹,敷染生動,洵為蘇氏極精之作。院藏另幅〈冬日嬰戲〉,尺幅、畫法與此作相近,推測原本應同屬一組四季嬰戲圖,惟現僅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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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畫傍山臨水,庭院湖石點綴,長松修竹環抱,營造出文人理想燕居之室。亭內屏前設臥榻,漆桌上置書卷、瓷瓶、香爐,文士右持羽扇,左倚憑几,神態悠閒;左方仕女二人憑欄而立,右方兩僮手執茶具,趨步向亭。題簽訂為南宋畫家趙伯驌(1124-1182),對幅書法則為乾隆御題。
宋人強調「燒香、烹茶,掛畫、挿花,四般閒事」(見南宋《夢粱錄》)。此幀小扇面,除了反映宋代文人品茶掛畫的生活文化,更保留了宋代園林建築及傢俱的造型特色,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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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益(1178-?),四川人。活動於理宗、度宗兩朝,工畫人物,兼善古文與篆書。
〈搗衣圖〉作於1240年,創作原型取自南朝詩人謝惠連(397-433)〈搗擣衣詩〉。純以白描輕墨,畫婦女卅二人,在將寒時節,循序進行搗練、剪裁、製衣、裝箱、封寄的過程。
畫中諸女皆面容圓潤,衣裙寬大,猶保有唐人餘韻。人物儀態,舉止優雅,惟在眉宇間多有愁思之意,傳透出對良人從軍未歸的掛念情愫。足稱是南宋繪畫中,描寫夫妻兩地相思,最含蓄、也最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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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畢生以建構國家新秩序為志。此札書於紹熙五年(1194)八月他卸下知潭州(湖南長沙)一職後,前往京師途中,意在交待潭州政務。
首段提及令人傷感的「國家喪紀」,指的是同年六月孝宗太上皇的死訊。但七月光宗禪位寧宗,他有機會入朝宣教,又讓他頓時轉憂為喜。通幅下筆迅捷,點畫圓潤,線條沉著而順暢,整體行氣連貫,呈現出灑脫自然的意趣。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對中國文化影響甚巨,此札為其存世書跡,至為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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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浙江紹興人。才情超逸,工詩文,作品雄奇瑰麗,情感強烈,反映時代風氣,為南宋最重要的詩人。
本幅為陸游於幹道六年(1170),寫給友人曾逢(字原伯)的書札。他不僅是南宋文學大家,更是南宋重要書家,曾雲「學書當學顏」,文集中多次〈跋東坡帖〉,對蘇字精研甚深,此札便是其行書上得力於顏、蘇兩家的具體實踐。書法豐厚多動態,為其中年以後尺牘書法的典型,可說是陸游沿襲北宋蘇軾風格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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