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均為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編者按：在新冠狀病毒呈現全球傳播的情形下，我們選擇了疫情較重的世界各大城市，邀請居住在那裡的人拿起筆記錄自己一日的個人生活。時間為3月3日到5日，分三輯刊出。
3月3日，洛杉磯：去診所體檢
吳徽之（文化學者，居住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
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的屋外
三月三日，被窗外的鳥鳴喚醒，晴。
晨起第一件事，是看看當地網站的信息，第一條是副總統彭斯的講話，關於政府正積極應對，特別承諾因新冠狀病毒造成的就醫將由政府與醫保買單，美國已有華盛頓、舊金山、佛羅里達等州進入緊急狀態。
上午應約去家庭醫生那裡接受簡單體檢。本來是兩週前的預約，當時可能是醫生遇到了疑難病人，所以候診室裡坐滿了人，一位老人不停咳嗽，引起其他人不安，甚至有人上前勸說她去看急診。看到人數太多，我們只好改了時間。護士們均戴有口罩，前臺醒目位置有中英文字宣傳提示，預防新冠狀病毒。
今天候診室裡比較正常，只有二三位等候，很快就接受護士與醫生的簡單體檢，然後開出驗血通知，到抽血所抽血。這裡人員就顯得雜多，室內外排隊等候的有十多個人，還有感冒狀態的老人，老人家居然找醫院護工要了幾枚口罩讓隨同的家人都戴上。這個時候我總能想起剛到美國時一位來自臺灣的醫生的告誡：沒必要儘量不要到醫院，特別是流感季，最容易感染到病毒。
還是比較快，半個小時內就抽血完成，兩週內就能從醫生那裡得到報告。這幾年在美國除了體檢沒有到過醫院，去年流感確實嚴重，去年也是這個時候我感染上了。感覺肺都要咳破了，只好晚上去了急診，量了體溫做了胸透，沒有打針或打點滴，開出的也是普通的消炎藥，但非常有效，不久寄了一份賬單，一千多美元，保險報銷了九成。
午餐特意去吃了一家羊肉館，只有二三桌客人，夥計說，生意清淡多了（少了七八成客人），附近已有飯店關門。吃過飯兩點多去學校接孩子（下午均沒有課），帶她去學校邊上的麥當勞點了一份兒童餐，美式快餐店生意沒有受到疫情一點影響。
帶著孩子到十多分鐘車程的COSTCO（好市多）。網上出現很多的視頻與圖片，說華人搶購糧食，今天看來搶購的風潮似乎過去了，這裡一切供給正常（礦泉水似乎斷貨了）。因為華人畢竟占城市人口比例不高，其他族裔吃米糧較少，而麵包牛奶之類的無法大量囤積，加州產糧，水果與蔬菜都非常豐富，不可能匱乏。聽說已有人開始大量退貨，我特意到退貨中心看到了下，沒有看到華人排隊退糧。
大洛杉磯地區有上百萬華人，如果一千人出現搶購，也就是千分之一的華人恐慌性購買，造成的聲勢也是驚人的，這顯然是對加州的物資供應體系與資源不瞭解造成的，一些人因過度恐慌去搶購，一些人對華人群體的指責也是反應過度（認為就華人群體素質低、無道德）。就整體素質與道德品格來說，我的直覺是華人在美國社會是中等偏上，特別是二、三代移民基本就融入當地社會了。
傍晚帶孩子到市政府後面的公園騎自行車，這裡主要是華人休閒、陪孩子游戲和運動的中心，目測與沒有疫情的日子相比，人數少了一半，但對其他族裔的孩子幾無影響。特別是中老年人聚聊、唱卡拉OK的地方，無人聚會、唱歌了。
回家之前又特地去華人超市看看，順手買些蔬菜水果，感覺一切如常，特別是糧食區，可以看到經過了一輪“搶購”，工作人員正快速大量補充，看到各種食物、糧食如此充足，人們購買也就常態了。有分析說，好市多會員店之所以出現搶購糧食，是因為這家店供應米類食物本來就不多（貨架上一般不足一百袋），加之可以無條件退貨，使得一些人搶購，而華人超市米類供應多是五百袋甚至上千袋（每袋從五磅到五十磅不等），食物類均不退貨，這樣華人超市就沒有出現非理性囤貨搶購現象。
晚上到FITNESS健身中心，器械區與平常一樣。但游泳區裡華人明顯減少，特別是SPA區，本來晚上會有一群說廣東話的亞裔泡SPA聊天，疫情之時，就不再聚聊了。
熟人圈子裡，從新加坡轉香港回到洛杉磯的MAY女士，在海關測體溫後沒有自我在家隔離，很快就開始了工作，而從大陸回到灣區的一位華裔工程師，在家隔離十四天才允許上班，今天剛從廣州轉道香港到洛杉磯看孩子的X先生，租住在偏遠的城市自我隔離十四天，才會開啟美國的行程。
4日美西時間上午十一點，看到一則最新的信息：洛杉磯地區官員週三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稱在過去48小時內，他們發現了6例新的冠狀病毒病例。
這則消息顯然會增加人們的不安，特別是華人社區的不安，會不會進而讓學校停課，尚不得而知。
3月3日，臺北：開學第一課
廖偉棠（作家、詩人，臺北藝術大學客座教授）
在臺北藝術大學校園的露天咖啡座吃午餐
這學期我的第一節課是在3月3日下午。我任客座教授的臺北藝術大學在延期之後於3月2日正式開學了。雖然講課的前一天晚上備課到很晚，這天我還是七點一刻起來，準備好一家人的早餐，給兒子和女兒各準備好三個口罩放進書包——昨晚收到防疫中心的消息，臺灣防護用品產能穩定增長，將從3月5日開始，把小童口罩的配給增加到每週五個，讓我出手“大方”了一點。
我們一家是大年初三凌晨從香港回到臺北的，因為臺灣小學幼兒園原定初十左右開學。香港的疫情氣氛已經頗緊張，我們正尋思著是不是應該請假一個星期，以便自我隔離。但開學前夕，臺灣的防疫工作也宣佈中小學延遲開學。於是我們正好過了兩個多星期才送孩子去上學。
妻子開車送我們去學校，本來我們蠻擔心臺灣照常開學有感染的隱憂，不過聽兒子說他們每節上下課都要用酒精消毒手，還比較放心。送完孩子我和妻子回家，進門又是一輪忙活，各種消毒。至今沒戴口罩的胖保安，笑眯眯地看著我們。我們所在區域屬於臺北的衛星城，綠化面積大，人們戴口罩與不戴的比例是7:3左右。
我的文學創作課在下午一點半，北藝大位於關渡，距離我家相當遙遠而且路線複雜，妻子決定還是開車送我去。八里、關渡一帶的公路依然擁塞，臺北的工商業基本沒有受疫情影響。到了大學校園，我們在露天的咖啡座吃簡餐，幸運坐到面朝樹林沒有人流的一個桌子。突然發現我們已經差不多一個月沒有在外用餐了。
我戴著口罩、手拿酒精消毒紙巾走進教室的時候發現，作為臺灣數一數二的藝術院校，向來以自由散漫著稱，但學生們的輕鬆態度還是讓我吃驚。我的助教和四名選修本課的研究生都沒有戴口罩。所幸地大人稀，他們都坐在離我四米遠，我稍一猶豫，也脫下了口罩。本節課講民初詩人卞之琳詩中的時空魔法，但有意無意地，我反覆強調了卞之琳詩風的高度剋制，課堂氣氛高冷，兩個半小時無人提問，遂無口沫橫飛之嫌。
我下課後走到最近的關渡車站自行歸家，身邊學生和途人的口罩比率漸漸從只有一成人戴增加至八九成。進去捷運（地鐵）車廂，環顧四周，發現只有一箇中學男生沒戴口罩，在低頭玩手機。在臺北車站換桃園捷運，擦肩而過的人潮裡，沒戴口罩的幾乎都是西方人面孔了。臺灣雖然疫情不算嚴重，但華人的保命意識還是強的，尤其很多人還記得17年前SARS肆虐下臺北的慘重景象。
路上用了兩個小時，6點鐘，我回到家。妻子預先讓我準備好乾淨衣服和消毒噴壺，讓兩個在公園玩得一身臭汗的小孩進門就換衣消毒。他們到家時，我把晚飯已經做好了。我做的生活青醬意大利麵和有機菜沙拉——湊齊沙拉材料不太容易，超市裡只剩下中餐材料，最後還是缺了意大利水牛芝士和橄欖。
我們的餐桌話題，自然地談到了疫情大爆發的意大利，這個我和妻子年輕時待過的地方，如今完全進入他們大哲學家阿甘本所說的“例外狀態”，健康與自由激烈衝突——我們看到法國哲學家南希對阿甘本的調侃，心想這下意大利人也無語了。
十點鐘，把孩子們都哄睡之後，我著手為我的新評論集《暴雨反對》作最後的校對，一直工作到4日凌晨三點。
羅馬，3月4日：14天隔離生活結束了
胡蘭波（作家，意大利《世界中國》雜誌社社長）
從北京回到羅馬居家隔離的兒子，在陽臺上
今天是3月4日，14天的隔離結束了。天氣晴朗，陽光燦爛，是羅馬常有的天氣。我沒出門，在家裡準備做烤雞，兒子出去買菜了，晚上和朋友聚餐，他們打算喝很多酒，是托斯卡納的好酒。
2月20日，兒子從北京回來，意大利規定需要自行隔離14天。兒子的房子在我樓下，又不是真病了，為什麼要與我們父母隔離？但是，不和我們隔離，也就意味著我也得和外界分開。於是，我和丈夫也同兒子一起開始了14天的隔離生活。
隔離是自願，沒任何人監督，政府不管，完全是個人行為。當時兒子說要打1500熱線，通知他從中國回來，但永遠佔線，他和他父親打了很多次打不通。
回意大利之前，他就職的酒莊對他說：“你在中國目前也無法工作，還是回到意大利公司工作兩個月吧！”於是，酒莊給他買好北京到羅馬的往返機票。
沒想到，他剛到羅馬，疫情就爆發了。電視從早到晚播送著意大利疫情，加上之前一個月報道中國疫情，覺得耳朵裡已經長滿了新冠病毒。
上個週末，感染人數幾乎是以小時為單位急速增加，意大利北方出現了幾例針對中國人的暴力事件。不過，有羞辱中國老人的小混混，被意大利歌手逮著了，兩個耳光扇過去，給中國人出氣了。另外，有加油站也出現對華人年輕夫婦的暴力。華僑二代對此憂心忡忡，他們每天都在商議怎麼制止這些暴力與歧視。
接著最嚴重的疫區倫巴第大區主席秘書感染了，主席也被隔離了，接著大區議員也有感染的。意大利也開始在歐洲遭受歧視，去毛里求斯的飛機愣是不讓意大利人下機，怎樣磋商都不行，最後，讓重災區的40人回返，其他人下機。意大利因為疫情受到非洲兄弟的不待見。
估計意大利人也因為嚐到被歧視的滋味，開始不和中國人較勁了。但一些中國人卻開始往意大利人身上扔“呆梨”，滿朋友圈不叫意大利國名，拿“意呆梨”開涮。我覺得看不下去了，發了一篇《請停止叫意大利為“意呆梨”》小文，結果，群起而攻之，我成了漢奸。
我在家裡，通過電視和微信看外面的世界，微信圈裡啥都有，故意誇張疫情的，新聞被翻錯的，等等；意大利電視節目能從早到晚、晝夜接替地談新冠肺炎，唯有電視臺駐京記者發自中國的消息能給人帶來一縷光亮。
我也奮筆疾書，想在最快時間寫完新書《青花瓷瓶》，一本解釋中國文化的小書。計劃去年就該做的事，現在隔離了才有時間做。但是每天這疫情弄得人心長草一般，出不來好文字，最大的幸福是和兒子一起做比薩餅。以往我忙著工作，退休的老公經常孤單一個人在家。此時，兒子和老婆都在眼前晃著，他幸福著，以往陰沉的臉也撥雲見日了。我們家基本吃素，與丈夫的哥哥住在一棟六戶的小樓，都是親戚。他有個菜園，三天兩頭給我們蔬菜。
我終於有時間休息一下。我從疫情開始就成為憤青，在意大利各大電視臺和廣播電臺遊說，討伐意大利因病毒而氾濫的種族歧視，為中國人說話；近幾天又為意大利說話，得罪我的同胞。今天《西西里日報》用中文和意大利文整版刊登我的《反種族歧視，中國人向意大利扔呆梨》文章。文章裡講了中國抗疫的經驗，勸意大利人不慌張，更不能歧視，全球需要協作。
羅馬的警察和神父等都有感染的，這兩個職業讓人更沒有安全感，本來警察是保護百姓安全的，神父代表上帝，神父病了，說明上帝誰也保護不了。中國人人心惶惶，都急著回家，回中國的家。主要是華僑對意大利政府沒有信心，知道萬一疫情再嚴重，政府絕對撐不起中國那樣抗疫的大戰場。意大利民眾也都不帶口罩，他們認為病人才需要戴，為戴口罩和關閉公共場所的問題，左右派天天打架，像往日的政治討論。但現在，危在旦夕，打架太不是時候。
華人多看不懂意大利文，一些華媒及自媒體炒作渲染恐怖氣氛。除了最近回國的8個浙江青田人有7個感染了，還有北方一個小城的華人男子也病了，檢測呈陽性，最初感染時還沒能住進醫院，因為床位緊張。這些負面的消息使華人圈人心惶惶，都害怕萬一疫情爆發，發生武漢初始的情況。有些人已經回國了，還有很多人在準備回去。現在那幾個人為祖國帶去麻煩，也加重華僑心理壓力，進退兩難。
依舊在北京的大兒子告訴我，物業問他最近父母有沒有回京的計劃。看來，我們被北京的小區也盯著，北京也難回了。
我的隔離生活就要結束了，很不願再去編輯部上班。兒子起得早，看我還賴在床上，摸摸我的臉說：“小懶豬，還睡啊！”這是他小時候我的話和動作。看來，小時候怎麼對他，他長大就怎麼對老媽。
兒子回來這麼多天都沒見到朋友，解除隔離後得瘋狂一下。隔離期間他給自己新裝修的房子組裝了傢俱，按中國人的習慣，今天招朋友來聚會暖房。
不知兒子如何感受他的隔離生活，反正我覺得特別幸福。在疫情中，我們最能明白的事是親情與健康最寶貴，其餘都不那麼重要。
2020年3月4日 ，東京：上班的半日
周雨霏（德國日本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居日本京都/東京）
京都的出租屋外的風景
早上8:30出門去研究所。太陽很好，外濠河裡鴨子們已經有幾隻敢下水了。路過位於都心的市之谷車站與四谷車站，目測人流比平時少了三分之二。東京都在2月中旬就開始呼籲錯峰上班，鼓勵在家辦公，看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出租屋到研究所步行20分鐘，沿著外濠公園，哪怕在擁擠的都心，平時也是條人影稀少的小路，完全不必擔心有1米內的接觸。研究所雖然響應政府號召，2月25日開始取消出勤義務，但不強制要求在家辦公。
9點前我到了位於上智大學校內的研究所。春假期間的學校處於休眠狀態，安靜得很。同事們有一半在家。德國駐日本使館在2月27日發送了一份告國民書，呼籲在日德人積極向使館提供個人出入境信息與健康情況。雖然德國官方和在日機構對疫情保持著較高的警惕性，個體德國人對病毒的重視程度卻不算高。研究所內的公開學術活動與評議會大多取消或改為線上進行，但私下的送別會等照常進行。有一名整天咳嗽的德國同事，不習慣在家辦公，依然天天出勤，而周圍的德人也並不認為有何不妥。3天前，日本自媒體上爆出山手線上一名戴口罩的女士咳嗽，遭旁邊的男乘客怒吼。看來不同地區的人們對疫情嚴重程度的把握，與本地媒體的報道和疫情經驗還是有關的。
單位的洗手間廁所紙的儲備充足，我放下了一顆心。安倍內閣勸告全國各地中小學於3月2日停學後，日本全國各地忽然颳起了囤積廁所紙的風潮，大小城市超市的捲筒衛生紙首先售罄，接下來抽紙巾也斷貨。推特上有消息稱方便麵也告急。昨天我在市之谷的幾處藥妝店和超市看到貨物充足，或許是個別地區的暫時斷貨。除了斷貨的衛生紙讓人感到了疫情的真實存在，這一事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似乎僅存在於媒體報道中。
新聞推送和SNS上的信息顯示，昨天又增加了38個病例。大阪市京橋Arc和北區Soap opera classics-Umeda的小規模現場演出爆出若干個確診病例。因工作需要，我平時經常往返於東京、大阪、京都之間。2月22日，我還與友人在大阪市中心看了一場電影《喬喬的異想世界》。這類納粹德國相關的喜劇片通常在日本不算賣座，當天卻是滿席，據觀察有一半觀眾沒戴口罩，鄰座的大學生若無其事地吃著爆米花。現在想來有點害怕。
9點到10點半，開了一場會議，沒有一個人戴口罩。會後我趕回京都。東京站的人流與平時相差不多，雖然據JR東日本報道，3月的新幹線預約率減半。從東京站到京都站2小時9分，列車上坐率約二分之一強，戴口罩的約三分之二。
列車一路向西，路過多山的靜岡、本州中部的平原，到達富饒的近畿。或許是因為少了外國遊客，或許是因為京都的感染病例和感染風險遠不如東京嚴重，疫情下的京都意外地有了一種舊照片式的閒散優雅感。人們慢悠悠地穿梭在小巷子裡，曬太陽，打招呼，毫無時間感地閒聊。本地人驚呼：“回到了過去的京都！像小時候一樣！”而這個城市為疫情做的一些努力也頗具這個古都的特色：2月29日，日蓮宗本山立本堂的僧侶們裸身做“水行”，祈求疫情儘快平息；3月4日，仁和寺僧侶讀經追悼逝者，祈求患者康復。
在京都這個城市裡，關於過去的幻想與當下的現實似乎總是交織在一起的。在現實中，京都市的美術館、博物館等公共設施關閉至3月15日。
我看了看手機，京都最新的感染病例數是4個。這個數字似乎也悄悄開始影響人們的生活：吉祥院麥當勞店員確診，店鋪停業；國稅局下京區稅務所職員家屬確診，窗口業務暫停。
12點到達我在京都的出租屋。從西陣的高層公寓向南望去，整個洛中籠罩在陽光下的薄霧裡。疫情會如何發展呢？不過，櫻花季會在三月中旬照常到來。
3月4日，湖北黃岡：開始寫一篇新小說
馬億（旅居北京的青年作家，老家黃岡市浠水縣汪崗鎮）
黃岡市浠水縣汪崗鎮空蕩蕩的街道
3月4日，7點起床。多雲轉晴。自1月20日從北京返回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汪崗鎮老家過年以來，今天是我起得最早的一天，因為昨晚設置好了鬧鐘，要早起動筆開始寫新的小說。
洗漱完畢後坐在書桌前面，面對空白的文檔的，一上午只寫了幾百字。
從座位上起身的時候，窗簾的縫隙裡有陽光透進來。這之前，黃岡已經是連續一週的連綿春雨了。我每天穿著我媽織的厚棉布拖鞋，還是會凍得腳指頭痛。
我媽在做午飯。我爸還沒睡醒，昨晚他又熬夜了。
黃岡市已經是連續三天新增病例為0 了。三天前，我爸接鎮上的通知，說我們這條街上的卡點要24小時執勤。因為這條路是去鎮集的主要道路，鎮政府接到舉報，有部分鎮上的商家竟然在深夜開門營業。因為很多人在家已經憋得受不了，趁著半夜三更出門溜達，私自採買物資。作為一名基層共產黨員，從1月24日接到上級的封村指示開始，我爸就張羅著帶領我們這條街上的黨員和志願者，搭建卡點帳篷，設置路障，安排執勤排班，小組聯防測量體溫上報等眾多事項。
吃午飯的時候，我爸起床了，兩隻眼睛下面是青黑的眼袋。他畢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所幸，他說他是隔一天值一個通宵大夜班。
鎮上實施十天一次的統一採買的辦法之後，我爸還負責起統一採買生活物資一事。他說，多數物資的價格都上漲了三五倍，有部分人對採買的價格不滿，想要自己去買。湖北作為千湖之省一向盛產的蓮藕，往年的這個時候，多是一兩塊錢一斤，現在竟然漲到了八塊一斤。蓮藕的價格大幅波動是因為需要人工下塘挖掘，產量明顯降低所導致。火腿腸價格也翻了三倍。本地豬肉已經漲到了38塊一斤，還很不好買。從武漢回老家過年的大舅一家，半個月沒買到豬肉。大舅家離我家不遠，我爸利用自己的“工作人員”之便，騎摩托車給大舅家送了十斤豬肉。
我爸把他的手機推給我，讓我幫他發一個200塊的紅包到一個微信群裡。他只上到小學二年級，手機玩得還不溜，一個操作教了好多遍還沒學會。我爸說，村裡在號召為這次疫情捐款，所有黨員都要帶頭。我拿著手機有些遲疑，我們身處的黃岡市不就是疫情的重災區嗎，還要捐款？我爸說，也就兩百塊錢，捐吧。我按了發送鍵。
吃完午飯，我拿了一把椅子去二樓的露臺上曬太陽。不遠處田畈裡有不少的人影在晃動，看來今天的晴好天氣又給了他們自覺鬆動的理由。
我媽說，現在正是春耕的好時候，前幾天田畈有人冒雨在犁地。她還帶來了久違的好消息，對面住的那個女人已經回來了。
去年底女人在武漢做縫紉工的時候就感冒發燒了，一直沒好。她是臘月二十二從武漢回來的，臘月二十六我們街道上還辦了一場酒席，我爸去吃了，就跟這個女人坐在一桌。臘月二十九，這個女人還參加了一場牌局。1月31日正月初七的下午，馬路對面突然停了一輛麵包車，下來好幾個穿全套防護服的人員，進入了這戶人家。有消息說，前一天這個女人就被救護車帶走了。
我媽今天說，對面的女人在醫院檢查的結果是沒有感染新型冠狀肺炎，之前一直隔離著。
這時候我爸也吃完午飯了，他上樓催著我在支付寶裡面的湖北健康碼上打卡，把我們全家的打卡記錄截圖發給他，然後統一由他把“聯防”的十戶人家的打卡記錄發給村裡的負責人。這項工作我們家已經進行好幾天了。新聞上說，這個健康碼是稍後湖北解封出去的憑證。為了能儘快出去，大家都很認真，我們村的“打卡率”已經超過90%。
我在網上詳細查詢了從湖北返程北京的最新政策，目前北京仍然不允許湖北人進入。身為一名自由寫作者，沒有返工時間的催促，算是個安慰，損失的也就是這幾個月的北京房租錢了。
下午我看了洪尚秀的電影《這時對，那時錯》。
晚飯前，全家人一起給門前的枇杷樹剪了旁枝，又新栽了一株梔子花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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