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年號，時間跨度從1925年一直到1989年。對於絕大多數的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來說，這個年號更多的與侵略、抗戰聯繫在一起。從日本人的視角看，昭和這個年號縱貫了日本從崛起到衰落到再崛起的全過程，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二戰後的日本和亞洲歷史中，往往很少會再把他與二戰聯繫在一起了。
昭和之前是大正，一般來說會將其稱為大正民主時期，暗含著與隨之而來的軍國主義昭和年代相對應。對於日本如何邁入軍國主義，相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實際上不外乎兩個方向。一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強勢軍人干政的傳統，尤其是山縣有朋操縱的陸海相現役制度將日本推上了軍國主義之路。二是自甲午戰爭開始對於中國大陸的侵略野心，對賭國運成功後的日本一直覬覦著中國的廣大領土。這兩種說法前者過於著重在體制與軍部的關係，後者是完全從中國的視角出發來分析。那麼日本人是如何看這段歷史的呢？
現今的研究更多的著重在戰爭的時代，而對於邁入戰爭前卻少有著墨。有果必有因，我們就來看看對於日本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有著決定性影響的所謂昭和大恐慌這段歷史。
事情的起源要從1923年也就是大正十二年的關東大地震說起。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之前，關東大地震是日本所遭受過的最嚴重的地震災害。1923年9月1日11點58分，東京以南90公里處的相漠灣海底發生了一次里氏7.9級大地震。24小時後，陸上又發生了一次強烈餘震，隨後還有上百次的大小余震。這次地震7.9級的定級是由於東京地震儀已經全部損毀，所以只能按照日本當時地震定級的上限7.9級來估算。按照今天的測算，可能會達到里氏8.3級，日本方面在1996年的重新估算為里氏8.1級。即使按照8.1級計算，依照里氏地震測量法，地震規模正好比7.9級大一倍。
由於當時東京幾乎全部是木質建築，地震發生在中午，各家都在生火做飯，所以地震釀成巨大的火災，東京85%的房屋被付之一炬，死亡7萬人。橫濱市96%的房屋被荑平。地震總共造成約14萬人死亡，25.3萬所房屋毀於地震，44.7萬所房屋毀於大火，200萬人無家可歸，東京地區瘟疫橫行，直接經濟損失65億日元。而當時20日元就是重16.67克，含純金接近半盎司的金幣。最小的貨幣單位是5釐，即半分錢。
由於地震，日本經濟遭到重創，金融業幾乎停擺，關東地區眾多票據債務面臨違約，全面經濟崩潰一觸即發。於是日本政府出手干預，指定日本銀行發放救濟貸款，以大規模購買無力償付的票據，政府給予貼息補償的方式進行，這就是所謂震災票據處理案。政府的本意是防止經濟崩潰，挽救因為震災而出現危機的企業和銀行。但有大批金融機構和債主敏銳的察覺到了有機可乘，於是藉著該法案的出臺，將手中早期積攢的已經無法償付的不良債務票據全部算作是震災票據，一股腦轉嫁給政府。這就埋下了日後爆發昭和大恐慌的毒瘤。
震後，日本經濟開始陷入低迷，振興計劃的預算又由於政爭而被一再削減，無法償付的票據所積攢的壓力越來越大。終於，1927年即昭和三年，3月14日，在藏相（大藏省大臣）即財政大臣片岡直溫回答在野黨議員提出，要求政府公開持有震災票據的銀行明細時，由於情緒作用“失言”道：“今天中午，渡邊銀行將破產。”實際上渡邊銀行確有一筆應付票據在當日下午1點即將到期，不過之後由於日本銀行的寬限，結果是在2小時寬限期內籌集到了資金，度過了倒閉危機，並未破產。但藏相片岡的這句話直接引發了民眾的恐慌情緒，出現大規模的銀行“擠兌”潮。本就因為震後經濟低迷而人心惶惶的日本社會，被徹底推入了恐慌的深淵。
3月15日，本來已經度過危機的渡邊銀行，因擠兌而宣告破產，由此引發連鎖反應，擠兌潮逐漸擴大。政府祭出多種手段安撫民眾，終於情況得到暫時的抑制。但是到了3月下旬，臺灣銀行又爆發了危機。
臺灣銀行是自1895年日本因《馬關條約》得以殖民臺灣後在臺灣設立的最大規模金融機構，也是日本最大的殖民地銀行。臺灣銀行在日本有眾多的業務往來，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位於神戶的鈴木商店。大正年間的鈴木商店主要從事從臺灣進口砂糖等殖民地商品的業務，發展的十分壯大，一時可與三井、三菱等大財閥比肩。因此也助長了鈴木商店的野心，從而投入了鉅額資金擴大生意。但隨著震後經濟的長期低迷，鈴木商店陷入了巨大的財務危機，與之來往密切，給予其最大筆貸款的臺灣銀行就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
隨著擠兌風潮蔓延和鈴木商店的經營不佳，產生了惡性循環。中小銀行因擠兌縮緊銀根導致鈴木商店無法償還臺灣銀行貸款，臺灣銀行為求自保只好對鈴木停貸，這又導致鈴木無法償付其他銀行貸款，結果就是多家銀行被牽扯其中。這一消息的走漏使得本已稍微平復的民眾心理再次受到刺激。雖然最後日本政府指令日本銀行無限量放貸挽救了臺灣銀行等多家銀行，但這一事件造成的民眾恐慌與信心不振卻再也無法挽回，是為昭和大恐慌。
隨著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災演變為世界性經濟危機，日本的經濟危機也隨之加深。可以說從震後開始，日本民眾基本就沒再過上好日子。尤其是東北地區的農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欠收時交不夠收成，豐收時糧價又被打壓，作為日本最大糧倉的東北地區，農民們卻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明治維新開始才正式併入日本版圖的，而今稱為北海道的這片地區，本來就因為氣候惡劣導致早期開墾團備嘗艱辛，隨著全日本的經濟危機蔓延，農民的日子愈發惡劣。
目睹了這一狀況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以及農家出身的下級軍官們形成了影響日本前途的關鍵勢力，雖然他們的影響與他們的初衷最後完全相反。
日本在1925年發佈了《治安維持法》，與所有惡法一樣，該法律對相關犯罪行為的認定語焉不詳，給了當局極大的彈性。於是此時，日本政府便開始利用《治安維持法》來打擊左派社會黨團和知識分子。隨著右翼勢力的逐漸壯大，通過指責左派與蘇聯勾結以及軍部愈發強勢，最終左派政黨完全被取締，社會主義者被大肆拘捕，日本徹底走上右翼道路。
軍隊方面則在1931年由關東軍策動了柳條湖事件即918事變，並進而建立偽滿洲國，以實現石田莞爾一派的滿蒙生命線策略。但此時日本政界卻不希望在國際過多樹敵，並簽署倫敦海軍條約削減日本海軍規模。到1932年，時任日本首相的犬養毅更是反對建立滿洲國。這一決定直接導致了海軍激進派下級軍官發動了五一五政變，刺殺了首相犬養毅等政府官員。政變雖然迅速流產，但代表了軍部利益的政變者得到了莫大同情與支持。從此文官政府逐漸勢弱。
1936年，軍隊內部比較傾向於理想主義，希望天皇直接干政以弭平如百姓生活困苦等問題的所謂“皇道派”發動二二六事件，控制東京。但由於裕仁天皇對此事件不支持，據說主要是因為深受天皇信任的前海軍大臣，現任內相齋藤實被刺殺，導致天皇極為憤怒，二二六事件迅速被瓦解。此前與皇道派一直爭奪軍隊主導權的“統制派”，也就是較為務實，主張通過政府和軍隊來主導政治的一派從此成為了軍部主流。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們熟知的東條英機。
隨著日本走上完全的軍國主義道路，昭和大恐慌的餘波在戰爭中消弭。但由於戰爭的不斷擴大，日本走上了一條比經濟危機更為可怕的不歸路。最終戰敗的日本變得一貧如洗。直到因朝鮮戰爭而再次逐漸復甦起來為止，日本民眾的貧苦生活持續了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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