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快找到感染者的傳染源以及密切接觸者，查清傳播鏈，進而採取有針對性的隔離措施以切斷傳播途徑，是控制疫情蔓延的關鍵。如何透過碎片化的生活片段查找源頭，需要具備福爾摩斯般敏銳的眼光和縝密的思維。
在抗擊新冠肺炎這場戰“疫”中，奮戰在一線的現場流行病學調查人員就是這樣一群精銳的“偵探”，通過抽絲剝繭式的調查，將看似毫無關聯的片段緊密相連，查找“真兇”，最終斬斷疫情蔓延的鏈條。
誰是傳染源
2月5日，江蘇省Z市報告了一起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病例為夫妻二人，分別於1月27日、28日出現發熱、乾咳等症狀，曾輾轉多個醫療機構，但症狀未改善。後到當地一家三甲醫院就診，被高度懷疑為新冠肺炎，立即被隔離，並採樣送至當地疾控中心，隨後被確診。
“這些內容只是基本情況，相當於謎語裡的謎面兒，我們要做的是確定謎題並揭曉謎底。”Z市疾控中心主任醫師、Z市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流調組成員陳大靈說。
“要對兩個病例的接觸史、旅行史等信息展開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力爭在最短時間內識別兩例病例的感染來源，尋找到他們的密切接觸者和共同暴露者，儘早對存在感染風險的人群實施隔離和篩查。”陳大靈說。
因此，第一個謎題就是，誰是傳染源？
流調人員在調查中發現，夫妻二人均沒有武漢或其他地區旅行史。因此，初步懷疑是在本地接觸了新冠肺炎患者導致感染。於是，調查重點聚焦於二人在本地的活動情況。
“這兩個人的活動軌跡太複雜了。”陳大靈感慨道，發病前，二人的足跡遍佈多個場所，接觸人員眾多，調查獲取的信息又多又雜。
以丈夫（病例B）為例，在發病前14天內先後去過寫字樓、公司、店鋪、飯店、市場、加油站、銀行、浴室，並和妻子（病例C）一起參加了兩場家庭聚餐，和他們接觸過的人員多達百餘人。
他們到底是在哪個場所，被誰傳染的呢？面對繁雜的信息，調查人員也未能理出頭緒。為了提高排查效率，調查人員首先將排查重點放在夫婦二人的熟人圈。
“但卻落了空。”陳大靈說，經調查，所有與他們接觸過的熟人均無湖北旅行史或居住史。雖然病例B在1月20日和22日期間曾和3名有湖北旅行史的熟人有過交談，但經調查和檢測，三人均未感染，且已離開湖北超過14天，嫌疑被排除。
找不到傳染源，意味著傳染源還可能繼續在外活動，甚至傳染更多的人。想到這點，陳大靈和同事們更加焦急，一遍又一遍地整理信息，希望能從中找到蛛絲馬跡。
峰迴路轉
正當這組調查人員一籌莫展之際，參與調查當地另一組聚集性疫情的流調人員回到Z市疾控中心進行資料整理，蔡波就是另一組的成員。
他們遇到的是一起5個病例的聚集性疫情：病例A於1月21日出現發燒等症狀，在多個醫院治療未見改善，於是自駕前往某綜合性醫院就診，經2次咽拭子檢測，於2月1日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陽性，立即被隔離治療。
調查人員在對其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觀察和檢測中，先後發現病例A的妻子（病例D）、父母（病例E、F）和外甥女（病例G）的咽拭子都呈陽性，屬於無症狀感染者。而這幾個病例也都沒有疫區旅行史或居住史，說明也是在本地感染的。病例A和病例D都曾多次參加聚會，A也去過酒店、飯店、衛生院等多個場所。
令人疑惑的是，這兩起聚集性疫情相隔僅數天，且在同一條街道。那麼，二者會不會有關聯？是共同暴露於未知的傳染源嗎？還是一個傳染給另一個？是不是聚餐過程中有過接觸？
“要大膽假設，更需小心求證。”蔡波說，聯想到了這些可能，兩組調查人員立刻將手頭的資料相互分享，查找可能的關聯和交集。
但令人遺憾的是，調查並未帶來所希望的結果——這兩起聚集性疫情的病例之間並不認識，也沒有共同的親友，聚餐和聚會的場所也不是同一個。
事情相當蹊蹺。兩組調查人員決定，對所有病例的行動軌跡再次進行更為周詳的詢問——詢問的信息要到具體幾點幾分，在哪一個場所的哪一個房間。
“這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大工程。”蔡波說，需要每一位病人仔細回想發病前14天的活動場所和時間，調查人員據此記錄，對大量信息進行分析。許多病人表示記不清部分時間和地點，這時就需要調查人員反覆核實。為彌補記憶中的缺失信息，調查人員也依法依規運用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協助開展調查。
水落石出
“有了！”調查人員一聲興奮的“怒吼”，打破了深夜的寂靜。
經過反覆詢問和大數據印證，病例A曾於1月17日接觸過一名湖北歸來人員，隨後於1月20日、21日前往某寫字樓與公司財務結清款項。這個信息在初期接受調查時，A並未講述。
而就在同一時間段，病例B也正在和此公司辦理結賬事宜。結賬地點為數個狹小密閉的辦公室，工作人員12人，室外有約8平方米的等待區，有一張桌子和四個凳子供外來人員等待，3天內來結賬人員較多，涉及98個公司110人次。場所擁擠、空間小、空氣流動不暢，當時對武漢疫情瞭解不多，幾乎沒有人戴口罩，這種環境極易造成呼吸道疾病的傳播。
工作人員回憶稱，病例A和病例B曾同時在同一辦公室審批結賬資料。病例A在21日結賬時已處於發病期，具有傳染性，咳嗽症狀會加重體內病毒的外排。疾控中心已對所有在這一時段辦理結賬事宜的人員展開追蹤並全部隔離觀察，同時對病例去過的場所進行消毒作業。
此後，調查人員繼續追蹤，最終確定，病例A是在一次聚會時，被湖北返鄉的朋友感染。而原本素不相識的A、B兩人，因為前往同一個公司辦理事宜，湊巧進入了同一個辦公室，且均未佩戴口罩，最終導致了B被A傳染。後來，調查人員繼續深入追蹤，A和B各自作為傳染源，感染了多位親友，調查人員迅速對這些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觀察。
“總結這兩起聚集性疫情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到：一是有疫情高發地區旅行史的人員，需要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避免和他人接觸；二是避免前往人員密集場所，在公共場所需要佩戴口罩，避免聚餐聚會。”蔡波說。
“這是疾控人的本能”
除了驚險刺激的緝“兇”過程，流調人員的工作狀況是什麼樣的？山東省疾控中心應對新冠肺炎現場調查工作組的隊員向記者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既緊張，又興奮
1月24日，山東省報告省內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同日，該省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
4天前，當地疾控部門就已開始了一場現場流行病學調查。
1月20日一早，山東省疾控中心應對新冠肺炎現場調查工作組的趙志剛便和同事啟程，趕往省內A市。趙志剛說：“這次面對的是一種新病毒，心裡還是很緊張的，但又有一絲興奮，這是一個疾控人的職業本能。”
現場調查組此行就是對山東省首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排查。由於當時山東省尚未報告確診病例，相關單位的配合度不是很高。通過各種渠道多次協調，趙志剛和同事才最終查清病人的具體行程和所有密切接觸者，並指導當地對密切接觸者採取醫學觀察措施。
趙志剛說，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其目的是調查感染者、密切接觸者、聚集性病例，瞭解傳播方式，摸排可能的隱性感染者。流調人員須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面對面與病患交流，詳細瞭解病患的發病時間、發病過程、就醫情況、發病前後的接觸史、曾經去過的場所、乘坐的交通工具等，所有細節都不能放過。
如果說醫護人員是在一線與病魔短兵相接的“戰士”，那麼從事現場流行病學調查的疾控人，則是前沿陣地上的“偵察兵”。他們要儘快摸清敵情，及時為指揮部提供情報，他們的每一個調查結論都會直接影響防控策略的調整。
“偵察兵，作戰單位的兵種之一，主要任務是獲取重要軍事情報，他們是一線指揮員的耳目，其情報為指揮員下定作戰決心提供重要依據。”趙志剛說。
摸清底細
與此同時，另一個流調組正在山東省內B市展開調查。
由於山東省內首例疑似病例是從A市前往B市。“所以，趙志剛所在的調查組是在A市做密接追蹤，我們做的是疑似病例的確證。”姜曉林說。
姜曉林也是山東省疾控中心應對新冠肺炎現場調查工作組的成員。1月19日晚10點半，他和同事趕到了B市疾控中心，沒有片刻休息，便開始討論流行病學調查工作開展情況和實驗室檢測策略。因為面對的是省內首例疑似病例，不但要確保檢測準確，還要排除其他病原體，做到萬無一失。
隨後，他們趕赴醫院實地查看病例隔離救治情況，並參加當地召開的緊急會議，一直到凌晨1點才回到住處。所有人都沒有睡覺，焦急地等待實驗室檢測的結果。
陽性。凌晨兩點多，試驗結果出來了。檢測結果就是命令，所有相關人員全部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很快，轉運標本的專車從B市出發前往山東省疾控中心進行檢測複核，結果依然是陽性。此後，又經過中國疾控中心檢測複核，確定為山東省第一例確診新冠肺炎病例。
“流調人就是這場戰‘疫’裡的偵察兵，必須儘快摸清對方的底細，及時為大後方提供線索，才可以有針對性地反擊。”姜曉林說。
從B市返回後，他們沒有停歇。大年三十往返聊城，正月初一早晨又奔赴了C市。
偽裝偵察
流行病學調查的工作環境往往比較複雜，面對的也是形形色色的人。“這就要求流調人員有一些‘江湖氣’。”姜曉林說，只有這樣才能打開局面，迅速獲取“情報”。
對於已確診的病例來說，除了做好救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儘早、儘量全面地摸清楚密切接觸者。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疫情擴散。但實際工作中，由於患者生病後心態發生變化、對既往回憶可能出現偏差，導致追查密切接觸者困難重重。
在C市，姜曉林和同事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病人確診以後，十分焦慮，根本無法清晰地回憶起自己接觸過的人。為了消除病人的牴觸心理，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偽裝”成臨床醫生，到病房詢問病情。
在詢問的過程中，他們反覆瞭解病人返程後的行動路線、接觸人群，並對每一個信息多方確認。對於每一位可能的密切接觸者，都要經過嚴格的推敲，確認時間、邏輯完全吻合。
經過連續多日的詢問，他們“偵察”到密切接觸者300多名，全部及時採取隔離措施，為有效控制疫情的進一步擴散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精準打擊
除了通過調查瞭解疾病的傳播特點，流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對基層疾控機構做好技術指導，評估防控措施的落實情況和效果，對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提出切實可行的工作建議，引導防控措施不斷完善。
在D市，流調組的專家們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除了協助當地開展流行病學調查，他們每天都會抽出時間到社區看看。到了社區，他們會“假裝”到小區辦事串門，查看門口是否設有防疫檢測點，是不是嚴格地進行體溫檢測和登記。
在社區之間的路上，他們也閒不下來，一路關注外地尤其是湖北牌照車輛上路情況，對疫情傳播風險進行全方位的評估。
“千萬不能小看哪怕是一個體溫檢測點。任何一個小的疏忽，都可能帶來更多的傳播。”吳光健說，“要摸清狀況，發現弱點，精準打擊！”
流調組是一支24小時待命的工作隊，哪裡有疫情他們就出現在哪裡。現場調查工作組的成員孫文魁說：“過年期間在濟南只待了兩天，回家時妻兒早已入睡。妻子是一名醫生，最近也很忙，且有7個多月的身孕，家裡主要靠父母在照顧。父母牽掛，就會在微信上問一下工作忙得怎麼樣了。看到回覆才會放心。”
中國疾控中心供圖
近日，國家省市新冠防控聯合專家組討論醫務人員感染調查資料。
擦亮防控之“眼”
作為公共衛生領域的“國家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戰“疫”中開展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疾控中心派駐武漢流調組副組長丁鋼強。
和每一個數據“較真兒”
“流行病學調查，是不斷揭示傳染病流行規律和影響因素的過程，是疫情分析研判、提出防控策略、科學評價措施效果的重要技術手段。”丁鋼強說，“流調”工作做得好、做得紮實，才有可能使疫情防控有的放矢、有章可循、有據可依，為全面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有力有效的數據支撐。
現場流行病學是突發疫情預防控制的核心武器、基礎武器，流調是防控工作的“眼”，至關重要。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派出多名流行病學專家參與當地流調工作，對華南海鮮市場進行溯源調查，指導當地制定監測、調查、密接追蹤管理工作方案。同時，組織制定全國防控技術方案，指導全國疫情防控工作。
1月2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前線指揮部防控組在武漢成立國家省市新冠防控聯合專家組，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牽頭上海市、江蘇省、湖北省、武漢市疾控中心專家，調動集體智慧，凝聚集體力量，強化了流調工作的針對性和時效性。聯合專家組以前一階段的數據庫為基礎，開展專項的流行病學調查及密切接觸者調查，和每一個數據“較真兒”，全面分析疫情的流行特徵、變化趨勢及影響因素，並每天向防控指揮部提供疫情早報，為制訂防控決策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持。
發揮“守門員”作用
在疫情防控中，社區是個不容忽視的戰場。
為了解社區對各項防控措施的落實情況，把住社區關口，發現傳染源頭，聯合專家組起草並完善了湖北省新冠防控社區管理流程、社區發熱病人就診流程圖和密切接觸者管理流程圖。中國疾控中心還在武漢13個區縣派駐了社區流調專員，協助當地強化社區疫情防控工作。大到梳理社區防控的工作流程，小到現場查看社區對轄區發熱病人的預檢工作和對新冠病人的分類管理，甚至細化到排查分工表和電話問詢模板，使原本複雜的工作標準化、統一化、簡單明瞭。
丁鋼強表示，當前已進入疫情防控的最吃勁、最關鍵的時期，能否打好武漢疫情的“殲滅戰”，流調工作的開展情況很關鍵。落實“五早”措施即病例的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診斷、早治療，依舊是控制潛在傳染源、遏制疫情蔓延最有效的辦法。中國疾控中心及十餘家省級疾控中心先後派出數十支流調工作隊，在武漢各區縣和湖北多個地市州開展新一輪的流調工作。多方通力協作是做好流調的基礎，希望流調工作可以得到患者、密切接觸者和社會各方面的協助與支持。各工作組要按照“不落一戶、不漏一人”的防控原則，與當地疾控中心會商、細緻調查與走訪，充分掌握各地區防控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和困難，逐一把脈，在協助數據分析、提供技術諮詢的基礎上進行疫情趨勢研判，因地制宜地為每個地區開具有針對性、專屬性的防控“處方”，最大限度地控制各地區可疑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全面遏制疫情的擴散與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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