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近5日新增病例數：0。
上海疾控援鄂工作隊的工作人員還不能休息。
與照顧新冠病人的醫護人員不同，他們日常面對的是調查現場、訪談對象、各類數據庫和紙質報告。
接下去一段時間，他們將作為師資力量參與“疾控大培訓”，給當地疾控人員講課，為當地基層隊伍的能力提高再作貢獻。
2月上旬，新增病例最多的時候，上海疾控工作隊隨同武漢市疾控、區疾控的同事做調查，通過電話聯繫病人和家屬，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上海疾控工作隊員任宏、朱奕奕、郭雁飛對澎湃新聞說，“有些病人家屬情緒焦慮，會反過來問疾控很多問題。我們要在解答的同時，儘量安撫他們的情緒，儘量獲得我們需要的信息。”
那段時間天氣很冷，他們自己也開始咳嗽，但仍然盡力通過電話傳遞給病人和家屬溫暖，積極地投入調查工作。
上海疾控工作隊員表示，他們所在的是國家衛生健康委組建的聯合專家組，由國家疾控、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專家組成，1月26日在武漢正式成立，開展專題調查和疫情分析工作。專家組通過專題分析報告的形式，從“需求”和“問題”導向，進行政策建議，協助當地工作。
有時候，看到報告中的建議出現在政策文件上。“我們開玩笑說，‘可能疾控食堂裡有‘掃地僧’，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
上海疾控援鄂工作組分為三批六人馳援武漢工作，包括流行病學調查、疫情分析和消毒。其中第一批於1月25日到達武漢。
3月17日，負責流行病學調查和疫情分析的隊員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談他們在武漢的工作經歷。
【對話】
澎湃新聞：最近你們的工作是怎樣的？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我們的分析重點隨著疫情防控的需要在不斷變化中，比如：最近我們關注“四早”和復工復產的問題，給出政策建議。
數據分析的工作佔用了我們超過60%的時間。一般就在武漢市疾控的三樓大會議室辦公，現場可沒有這個辦公室這麼整潔。武漢每天的疫情都會通過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上報，我們拿到數據之後，進行對照、分析、總結，提煉出有用的信息。
同剛到武漢的時候相比，我們的分析數據源逐漸豐富，包括疫情報告數據、檢測及各類人群管理數據以及專題調查等，提出的政策建議也更加完善。
疫情防控初期，為及時發現問題提出建議，我們所在的工作組每天都要出專題分析報告，呈遞給國家衛健委前方工作組。
澎湃新聞：武漢市範圍內的疾控工作近期主要需要哪些數據分析方面的幫助？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舉例來說，武漢市何時復工復產？只有疫情得到嚴格控制才可以分級分區開展。至於怎樣才算是控制疫情，要參考哪些指徵，我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要通過研究得出結論。
這件事我們也形成專題報告，希望能推動相關政策的出臺。
澎湃新聞：印象比較深刻的工作是？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2月5日公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中，特別為湖北省新增了“臨床診斷病例”標準，明確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響學特徵者可判定為“臨床診斷病例”。標準的提出體現了“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結合“方艙”措施，使當時限於實驗室檢測能力尚未及時診斷的患者都能得到積極救治，降低了死亡風險，有效控制了傳染源。
我們所在的工作組之前提出過類似的意見。
那段時間天氣很冷。看到標準修改、方艙醫院的建設和四類人群的積極收治，我們在想，“最冷的冬天會過去的，以後的日子都是春暖花開”。
澎湃新聞：你們有哪些自己的興趣點？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2月上旬，新聞媒體集中反映了新冠患者醫療救治中存在的問題，自此我們也特別關注新冠患者的“應檢盡檢和應收盡收”工作。
本次疫情應對，新聞媒體起到了“吹哨”和“紀實”的作用，記者冒著被感染的風險，深入一線，採訪的內容也為我們的“輿情分析”提供了一手資料。
前期居家隔離的問題也討論得很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部分輕症患者進行居家隔離，但是限於國內住房條件的限制，居家隔離其實沒有辦法完全隔絕呼吸道疾病的傳播。為此，我們也認真請教上海疾控的前輩老師，瞭解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如何徵用工礦企業和學校的大型宿舍當隔離點的細節。
隨著方艙醫院和定點救治工作的順利運行，越來越多的患者得以治癒出院，也有部分患者永遠留在了“這個冬天”。我們會根據“四類人員”管理的情況，測算床位的供需平衡。這項工作真像在做財務報告一樣。但我們會做得比較慎重，因為數據背後是真實的病人和生命。
澎湃新聞：去醫院做小型應急調查是怎樣的？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比如說，疫情初期，為了解新冠病人輕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比例，我們參與了湖北省疾控的新冠感染譜應急調查。我們選擇了武漢市數家有代表性的醫院開展快速應急調查和數據分析，在三天內完成了方案設計、實施、數據分析和撰寫報告的全過程，這次應急調查結果為當時的“疫情研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持。
要獲得醫院發熱門診的就診數據，或者住院病例的臨床嚴重程度，來分析它裡面輕型所佔的比例、重型所佔的比例，就一定要到現場去深入調查，同醫院的同事進行溝通，瞭解他們的想法。
還有些流行病學調查的工作，偏重傳播來源的分析。這樣的病人，我們要去病房裡做調查。有些病人已經死亡了，我們就和他們的家屬聊，掌握細節。
澎湃新聞：你們也幫助當地疾控做了一些流行病學調查工作？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2月上旬，我們到當地區疾控做過一段時間的流調。當時病人非常多，要求是每日工作清零，一個區疾控每天可能要打出四五百個電話。
我們參與了三天左右，角色主要是瞭解區疾控怎麼工作的，向上反饋基層意見。疫情期間，流調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及時發現每個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有供流調人員參考的問題清單，也就是流行病學調查表。
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單子特別長，一個電話起碼要30分鐘。我們還發現，很多病人的家屬當時特別焦慮，會問很多問題（傳播焦慮情緒），工作人員都需要仔細解答，無形中增加調查時長。有些病人在家裡情況已經很重了，我們及時記錄反饋給社區和醫療救治組進行及時救治。
2月上旬，隨著武漢市疫情報告數的不斷上升，流調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也積極參與，協助當地疾控完成流調方案的優化和工作人員培訓。
那段時間剛到武漢，天冷，而且口罩過敏，大家也在不斷咳嗽，又拼命忍住的循環中。
澎湃新聞：你們印象最深的一次流行病學調查是？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電話打過去，是患者的兒子接聽。他說患病的父母已經和他分開居住。父親因為中風身體偏癱。母親是一位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的患者，平時兩位老人相互攙扶盡力的生活，這次感染“新冠”，生活就更難了。
患者兒子說“你們不必打電話給他們，也不必上門去問情況了，我的父親只會說方言，配合不好你們。我們家就是這麼個情況。”
這個電話，讓我也想起自己的父母，心情突然沉重，需要去走廊冷靜一下緩和情緒再進行下一次調查。但這次通話成為我之後工作的“執念”，關注老年人救治問題。記得2月5日，我在朋友圈許下兩個心願，其中一個就是“願所有的老年患者都能得到積極救治”。
之前我們在上海也做過一些流調的工作，上海早期病人不多的時候，都是當面詢問。流調這件事很考驗溝通技巧，比如有病例之前去KTV唱歌，那我們還要問，是哪家KTV，一起唱歌的有哪些人？有的人不願意告訴你，那隻能和他聊天，聊到位了，病人才會說話。
我們還要問發病日期。有的病人會從很久以前開始回憶，早先他有點生病，吃了點藥，以為好了；後面又生病了。要搞明白前後是什麼情況，準確推測發病日期，很考驗疾控人員的素質。
澎湃新聞：你們覺得，復工復產的重點和難點是？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復工復產後靜態的人群會逐漸流動起來，如何及早地發現病例，就成為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此外還要防輸入性病例，出入境、醫療衛生和社區都要有積極應對，早期預警。
澎湃新聞：新冠肺炎之前，你們經歷過這樣的工作強度嗎？
上海疾控援鄂團隊：我們在上海經歷過甲型H1N1流感和H7N9禽流感疫情處置。2013年禽流感應急的時候我們也加班到半夜。不過，那時候在等待實驗室出報告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短暫休息，但在武漢的馳援工作中，我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思考問題，討論和撰寫分析報告。在這裡每天都會有很多報告要看，需要你的精神時時刻刻都非常的集中。大家都戲稱“腦力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有時候某個問題領導比較關注，第二天要開會討論，那就半夜裡突然接到任務，在賓館裡光著腳寫幾個小時的報告。
在我們看來，湖北省和武漢市疾控的工作很到位，工作人員很努力。早期的華南海鮮市場關閉和流調工作非常及時。我們剛來的時候，當地疾控已經在討論是否要徵用一些場所做隔離點，防控思路非常清晰。
聯合專家組成立後，通過疫情分析、現場流行病學調查，研判疫情趨勢和提出意見建議，為制定和調整防控策略提供堅實技術支撐。從1月25日出發算起，專家組已經在崗位上連續堅持了50余天。我們喜歡這份不計得失，服務於普通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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