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是兩宋時期所產生的哲學流派，它是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上不斷建構起來的系統化理論化學說。
理學作為中國古代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對後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於現代而言，理學崇尚道德，重義輕利，強調個體對自我的約束，對於中華民族的氣節養成具有積極地影響；但是從一方面來說，理學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糟粕，宋明理學發展到後期逐漸壓制人性，扼殺人的自然需求，其本質上還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
一、理學思想的濫觴
理學最開始的初始概念是由胡瑗、孫復、石介等人提出的。到了北宋中期的時候，周敦頤、張載等人從不同方面探討了宇宙初始的概念，研究了人生的根本問題，這些探討為理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張載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說“太虛即氣”，他肯定“氣”是構成宇宙的一種原始狀態，這一思想具有原始的唯物主義思想，批駁了佛教和道教的唯心主義論斷。
除此之外，張載還將儒家的仁孝道德觀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人和萬物本就是天地共生的，在道德和教育層面也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性的原理闡釋，根本上為儒家思想匡正本源。
理學還有一個早期的分流叫做“洛學”。洛學一般是指是北宋儒學家程顥、程頤二人為代表的的理學思想學派。他二人是洛陽人士，因而其學說又被成為“洛學”。
二程的天理學說囊括了天理論、人性論和修養論三個方面。他們將“理”作為最高的哲學，全部學說也都是建立在“天理”的基礎之上，因此開創了宋明理學的理論體系。
二、宋明理學的時代背景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儒學思想的地位不斷受到撼動，黃老之學和本土化的佛教衝擊著儒學的至尊地位。“三教合一”的現象在動盪不安的社會情形下越發盛行，佛教和道教的衝擊力度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儒學內部體系陷入瓶頸期，不夠系統化的義理觀念無法去解釋信徒的疑惑，對於世界的起源、人心的心性探討、人體生來的意義等都沒有一個準確的解釋。這一點使得儒學思想的說服力不斷降低，從而引起信眾的懷疑。所以說，經學內部的發展瓶頸促使了儒學的內部改革，平民需要一個解釋，這也就間接地催生了宋明理學的誕生。
宋代政治局勢不穩定，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漸漸走上了成了政治上的反對派。加之印刷術和商業經濟的發展，宋代的書院也開始陸陸續續的辦起來，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通過書院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和價值理念。藉著這個契機，理學依託於傳統的儒學，藉助書院來進行普及和發揚。
由於儒學的不斷式微，唐代的大詩人韓愈和柳宗元率先挑起復興儒學的旗幟。他們二人正式直面儒道的挑戰，積極將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融入儒學當中。韓愈更是直接批判佛教，他堅持“仁”“義”的道德觀念，將自己作為儒家大統的下一任，這些為儒學復興而做出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下一批學者的復興意識。
三、朱熹閩學與義理觀
理學已經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建構，到了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創辦書院，開始講解經書，大規模的宣傳理學思想，培養了大批的弟子，並在此基礎上創辦了“閩派”。朱熹對於理學思想的闡述，使理學上升了一個層次，他的閩學思想也代表著理學發展的最高水平。
朱熹以哲學為方向，將二程的理學思想進行延伸和拓展，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理學體系。
簡而言之，朱熹的思想分為兩大方面，一個是從道德基礎上提出理的觀念；另一個，則是從知行層面上要求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做到信奉理學。
理論方面，朱熹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由“理”“氣”構成的，在現實世界裡，理和氣依舊是不能分割的兩個層面。
朱熹認為理是先於自然現象而生的，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最終又理歸為一，是一種陰陽糅合的“太極”思想。這種理，是事物的規律，也是道德的基本準則。簡而言之，理在人的身上就表現為人性。
在倫理方面，理學用其既有的禮義框架束縛人的正常私慾，在程朱理學的倡導下，人應該摒棄自己對慾望的追求，除此之外，理學對於女性有著更為嚴苛的要求。女子需要堅守“三綱五常”。除此之外，朱熹還堅持認為女子“餓死是小，失節是大”，這些言論無一不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在知行方面，他著重強調《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思想，探討認識領域的理論問題，注重知行合一。也就是說，既然信奉了天理，就應該拋棄人慾。朱熹強調“天理”與“人慾”是相對立的兩種人生追求，他鼓勵人們服從“天理”，從而獲得心靈上的昇華。
朱熹創作了一系列的學術資料。《四書》《五經》的思想成了繼董仲舒之後的又一大儒學高峰。朱熹的思想自南宋後期一直成為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也是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完善化。
宋明兩代六百年的儒學不斷髮展，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宋明理學是“性理之學”，它是道德與宗教的一種雜糅，並以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除卻我們所熟知的程朱理學，還有陸王心學，也一併是這“義理”觀所囊括的對象。
四、理學的後世發展
南宋之後，理學分化為元代理學 、明代心學和清代理學。
元代實現了大統一，整個國家都推行漢化政策，尤其注重對以儒學為主的思想文化的吸收。在元代，理學被極大的尊崇和傳播，並上升為官方哲學的地位。
元代的趙復、許衡、吳澄等人對於理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吳澄認為，天為道統之源，他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說，這是自宋朝以來儒家的宇宙本體概念。同時，吳澄又很重視宋代的理學，標榜自己是朱子的傳人。
心學屬於儒學的一門學派，明代儒學實現了由理學向心學的轉變，湛若水和王守仁是明代心學的兩個代表人物。王守仁曾關竹多日，苦思冥想而不可得大智慧，也正因此，他開始質疑理學，轉向心學的方面。
“你來看此花時，它便是開著的；你不來看這花時，它便不在盛放。”這是很經典的一個心學論斷，凡是以意識為先，忽視這個世界的客觀性。
王守仁還有一個心學觀點是“致良知”，這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人們要遵守道德標準，其實心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教人向善的，雖然脫離於實際，但在某一方面來看，和道家思想倒是有些不謀而合。
黃宗羲在《明學儒案》中曾這樣記載：“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齊、黃五嶽、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江南，其著也。”
清代的理學多承宋明學術，極少有創新之舉，清初的科舉考試仍然沿襲舊制，以程朱的理學家思想為標準，堅持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清代的理學上至政界，康熙帝頒佈的“聖諭十六條”貫穿著理學家的社會政治觀點。全國各地的村莊裡也定期進行理學的培訓和演講，將“君臣、父子、夫婦”為核心的倫常觀念融入日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清代的理學雖然是一種官方哲學，但是在學術研究領域卻取得了較為長足的發展。
終
總體來看，理學的根本特點是將儒家思想中的社會、民族以及倫理道德等於人生的信仰理念相融合，並使其邏輯化、抽象化、真理化。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同時又混入了一些神域色彩，將抽象化的倫理道德主宰“天道”和“天理”，從而取代了粗糙的經不起解釋的傳統天命觀。
可以說，理學是中國乃至世界哲學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飛躍。因此，理學不僅對於中國本身產生深刻的影響，其完善的思想體系對日、韓等東亞國家也有著或淺或深的影響。理學的道統觀以及宇宙本源的推測和分析，在哲學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進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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