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五百多年前，楚國偉大詩人屈原創作了一部長篇抒情性哲理詩，這首詩四句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通篇盡是對天地、自然、人世等一切事物的發問，被譽為是“千古萬古至奇之作”。詩中所問大多到了現在仍是未解之迷。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惜暗，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圓則九重，款營度之？惟茲何功，就初作之？
中維秀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偶限多有，誰知其數？
天何所香？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這首《天問》所問，重在天文。儘管當時天文科學尚屬幼稚，然深為學者所重，《莊子》、《墨子》、《孟子》、《公孫龍千》等諸子著作，亦多有論列。約比屈原晚出三百年的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也寫過長篇哲理詩《物性論》，內容亦廣涉宇宙萬物的構成、由來和運動、變化。此處節選二十八句，一十八問，都是圍繞宇宙、天體、自然發問的，是對創世神話的懷疑與批判。
“遂古之初”四句，是對天地開闢的發問。我們的祖先也像古希臘、古印度、古猶太人一樣，相信世界是神所創造的，《山海經》、《淮南子》、《莊子·應帝王》等均有記載，他們認為神創造了一個天國，把它留給自己；包造了一個大地，把它賜給人類。人們受了天覆地載之恩，不僅要服從神所決定的命運，而且要聽命於神所選定的統治者。因而優美、幻想、神秘的神話雖然透露出上古人們的思考與解釋，但也成了唯心哲學的基石。酷愛神話的詩人不僅為後代保存了大量的神話資料，而且對神話提出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問題，自覺超越了神話時代的侷限。恩格斯說過，“唯物論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不附以任何外來的成份。”《自然辯證法》）屈原《天問》正是對這些“外來的成份”進行全面清算的重型武器，天地尚未形成，考察根據何在？種種開天闢地的事情，又是誰傳下來的？這無異於公開宣佈，天地尚未形成之時，根本就沒有人類！這深刻新奇而又趣味盜然的開頭，使讀者不知不覺地跟著詩人一步一步地探索宇宙的無窮奧秘。
“冥昭稽暗”四句，是就光、空氣的起源發問。《淮南子·精神篇》也說，“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竊竊冥冥”，所以屈原不禁發問，既然宇宙空闊無恨，人們憑著什麼認識它呢？“明明暗暗”四句，問晝夜之交替、生命之起源。古人從雌雄交配的有性繁殖中歸納出“陽旗陰化”的概念，認為萬物都是由陰陽交合而生的。屈原對此提出質疑，陰陽交合可以產生萬物，但是創造萬物的陰陽二神，本身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所謂“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淮南子·天文》）的“混生”說，等於說雞是蛋生的，蛋又是雞生的，而屈原所要追究的是陰陽交替的本體與先後。“霸則九重”十二句是就天地的構成發問，一口氣對天有九重、四維、八柱、九天等說法表示懷疑。而“天何所背”四句又是對日月星辰的發問，也是對神奇而又矛盾的神話詮解予以反省與否定。
把宇宙的形成歸功於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本是人類幼年時代的愚昧思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對之逐漸懷疑，是極其自然的。關鍵在於是對一些矛盾作神學的說教（如印度《伏陀經》）,繼續欺騙人民；還是揭矛盾，破中有立，從神學走進哲學領域。屈原的選擇，正是他睿智、博學、深思的結果。而且他對天地自然、宇宙星月的思考，又是通過提問的句式、反問的語氣，連珠炮似地噴湧而出，既能擊中要害，抓準源頭、一針見血，又具有恢宏的氣勢、開闊的氣象、瑰麗的色彩，痛快淋灣，所向披靡。傳統的舊說本是那麼威嚴、理所當然，而在屈原的筆下竟顯得如此自相矛盾，蒼白無力，自欺欺人，不堪一擊。這是何等的威勢與力量：正本清源，憲底翻卷，似狂風驟雨，摧枯拉朽。怪不得有人要說，《天問》的思想壓倒形象，哲學價值超過美學價值。其實，這二者是統一的，那敏銳、深逢的探索，富於理性的批判精神，正是通過憤切悲倫之情表現出來的，從而形成了一間到底的發問抒情的奇格。是的，這詩人的氣質與哲人的限光所構成的奇妙世界，特別容易引發人們在一問到底的基礎上繼續尋求，探個究竟。顯然，字宙的奧秘是無窮無盡的，一代代執著不懈地探索，已經逐步得到了一些答案，在這時，我們更不能忘記古賢先哲早就為我們翰立的批判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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