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五百多年前，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创作了一部长篇抒情性哲理诗，这首诗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通篇尽是对天地、自然、人世等一切事物的发问，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诗中所问大多到了现在仍是未解之迷。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惜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圆则九重，款营度之？惟兹何功，就初作之？
中维秀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偶限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香？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这首《天问》所问，重在天文。尽管当时天文科学尚属幼稚，然深为学者所重，《庄子》、《墨子》、《孟子》、《公孙龙千》等诸子著作，亦多有论列。约比屈原晚出三百年的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也写过长篇哲理诗《物性论》，内容亦广涉宇宙万物的构成、由来和运动、变化。此处节选二十八句，一十八问，都是围绕宇宙、天体、自然发问的，是对创世神话的怀疑与批判。
“遂古之初”四句，是对天地开辟的发问。我们的祖先也像古希腊、古印度、古犹太人一样，相信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山海经》、《淮南子》、《庄子·应帝王》等均有记载，他们认为神创造了一个天国，把它留给自己；包造了一个大地，把它赐给人类。人们受了天覆地载之恩，不仅要服从神所决定的命运，而且要听命于神所选定的统治者。因而优美、幻想、神秘的神话虽然透露出上古人们的思考与解释，但也成了唯心哲学的基石。酷爱神话的诗人不仅为后代保存了大量的神话资料，而且对神话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自觉超越了神话时代的局限。恩格斯说过，“唯物论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以任何外来的成份。”《自然辩证法》）屈原《天问》正是对这些“外来的成份”进行全面清算的重型武器，天地尚未形成，考察根据何在？种种开天辟地的事情，又是谁传下来的？这无异于公开宣布，天地尚未形成之时，根本就没有人类！这深刻新奇而又趣味盗然的开头，使读者不知不觉地跟着诗人一步一步地探索宇宙的无穷奥秘。
“冥昭稽暗”四句，是就光、空气的起源发问。《淮南子·精神篇》也说，“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窃窃冥冥”，所以屈原不禁发问，既然宇宙空阔无恨，人们凭着什么认识它呢？“明明暗暗”四句，问昼夜之交替、生命之起源。古人从雌雄交配的有性繁殖中归纳出“阳旗阴化”的概念，认为万物都是由阴阳交合而生的。屈原对此提出质疑，阴阳交合可以产生万物，但是创造万物的阴阳二神，本身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所谓“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淮南子·天文》）的“混生”说，等于说鸡是蛋生的，蛋又是鸡生的，而屈原所要追究的是阴阳交替的本体与先后。“霸则九重”十二句是就天地的构成发问，一口气对天有九重、四维、八柱、九天等说法表示怀疑。而“天何所背”四句又是对日月星辰的发问，也是对神奇而又矛盾的神话诠解予以反省与否定。
把宇宙的形成归功于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本是人类幼年时代的愚昧思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之逐渐怀疑，是极其自然的。关键在于是对一些矛盾作神学的说教（如印度《伏陀经》）,继续欺骗人民；还是揭矛盾，破中有立，从神学走进哲学领域。屈原的选择，正是他睿智、博学、深思的结果。而且他对天地自然、宇宙星月的思考，又是通过提问的句式、反问的语气，连珠炮似地喷涌而出，既能击中要害，抓准源头、一针见血，又具有恢宏的气势、开阔的气象、瑰丽的色彩，痛快淋湾，所向披靡。传统的旧说本是那么威严、理所当然，而在屈原的笔下竟显得如此自相矛盾，苍白无力，自欺欺人，不堪一击。这是何等的威势与力量：正本清源，宪底翻卷，似狂风骤雨，摧枯拉朽。怪不得有人要说，《天问》的思想压倒形象，哲学价值超过美学价值。其实，这二者是统一的，那敏锐、深逢的探索，富于理性的批判精神，正是通过愤切悲伦之情表现出来的，从而形成了一间到底的发问抒情的奇格。是的，这诗人的气质与哲人的限光所构成的奇妙世界，特别容易引发人们在一问到底的基础上继续寻求，探个究竟。显然，字宙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一代代执着不懈地探索，已经逐步得到了一些答案，在这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古贤先哲早就为我们翰立的批判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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