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心141542998

我是战争艺术001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说法，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伪军的人也不都是社会渣滓。大体而言，一个人当伪军的动机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穷。

战争会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让平时尚能勉强度日的农民趋于破产，晚清民国是大乱之世，战争频繁持久，大量农民失去生活来源而陷入绝境，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有人选择了投靠伪军。比如1944年中共冀鲁豫边区调查伪军来源和参加目的时，发现其中自愿参加伪军的贫苦农民占伪军2/3，主要由于生计困难所迫。

伪军和日军之间用笔交流

二是怕。

无论在任何年代，征兵都是政府组织军队的主要手段。伪政权虽然带个“伪”字，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政治功能，而身处沦陷区普通人，实际上已成亡国奴，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一旦被征招，很少有人敢不去。比如1938年4月，伪华北临时政府颁布的《治安部公布陆军征募暂行规程》对伪军招募对象作了规定：

“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身家清白，确系本招募区土籍者（客籍及无业游民不收）身长四尺八寸以上者；身体健壮无嗜好暗疾者；以前未犯刑事案件者；粗识文字者（不识字亦须合上述各条所规定）”

在抗战中后期，强制征兵是基层伪军的最主要来源。

沦陷区的伪女警察

三是蠢。

民国时期，底层民众知识水平低下，国家民族意识淡薄，在他们眼里，谁占领了当地就服从谁，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什么是投敌卖国行为。山东寿光人刘文彩口述回忆：“当时我每天都要到日军的院子里为他们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帮日本人收拾院子等零活，当地的青年每年都要被日军征去为他们服役一段时间，还有人想投靠日军进部队，这需要当地村委为他们开具身份证明，以防他们混进部队偷了东西逃跑。当时人们把投靠日军当成一种工作，就是想赚钱养家，并没有想到这是背叛国家的事情。”

四是坏。有人被迫或傻乎乎的当了伪军，也有人明知是卖国行为却仍主动当伪军，这部分人也分两种情况，一是受不了穷苦日子，想投靠伪军混个一官半职，吃香喝辣抽大烟玩女人，这类人以土匪、流氓、兵痞居多，常常为祸乡里；二是大户人家，为了保存家产主动投靠日伪军——这两者就是影视剧中最常见的伪军、汉奸。

日军和伪军

四是野心。

乱世是野心家的温床，豪强大盗、军阀巨匪如过江之鲫，妄图浑水摸鱼，割据一方。投靠日本人，即可以免于日军武力打击，又拓展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壮大自己的实力。由于这些人都是首领人物，一旦他们投伪往往会拉整队人马下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冯玉祥的外甥女婿、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张岚峰。张岚峰投靠日军、霸占豫东是经过认真分析的，他认为日军占据华北，蒋介石退守西南，长江下游各省也是日占区，中共则趁中日战争向西北发展，这样陇海线一带就成了各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三角地带），他看准了这个缝隙，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图谋发展。

伪交通警察

五是形势。

中日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一直未改变。而中国军队又分国共两方，在华北大地上演绎国共日三国志，这使得投伪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大量中国军队因作战失败被俘加入伪军，这其中有的是单纯的出于保命，有的则是奉命投伪以保存实力。国民党方面奉命投伪往往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共产党方面的说法则“白皮红心”。当然，这种情况无论国共都是以暗示、默许的方式进行的，几乎不会留下文字证据。

另一方面，在华北敌后，日军是最强大的存在，而国共双方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不少国民党军队在日军与八路军的打击下，采取“联日剿共”之策，做了伪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对这种情况有专门的情报说明：“渝方治下游击战区之中共八路军，对蒋系游击队不断侵凌与敌视，蒋系军亦时时欲将八路驱逐与消灭。八路军由于自身实力膨胀，实力日大，蒋系渝军大受威胁，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等悉因而遭受危害，因而蒋系军投向和平阵营众。”

站岗执勤的伪军

现在有很多文章痛心于抗战时期伪军数量太多（几百万），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二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在分析伪军多的原因时，也往往将其归咎于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冷漠麻木、自私自利、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有奶便是娘、一盘散沙窝里斗等等。其实，这种分析属于浅层次分析，没触碰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中国人集合了那么多所谓的“劣根性”？

中国的国民性是历代封建统治精心塑造的结果。所谓的冷漠愚昧、逆来顺受、窝里斗等，都是封建王朝为了方便统治而人为造成的，其目的不外乎为了统治的稳固。试想一下，如果民众都充满血性、急公尚义、非常团结，那么他们不仅是外国侵略者的噩梦，也是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噩梦。因为敢反抗侵略的人，一定也是敢于反抗暴政的人。反之亦然。

战争艺术001

我来讲一个反常识的：为日本人当奸细，当伪军，在伪政府里出任重要职务的人确实多，但真心为日本人卖命的却很少。

比如在华北，日本成立了由当地汉奸地主组成的维持会，地主们担任会长，这些人其实也是见风使舵，到1945年，无论是谁，都看得出形势，就连日本驻在华北的治安军，也由1938年的精锐士兵，变成了营养不良的少年兵和中年懒散大叔。

在战争后期，日本的资源乏力，哪怕是粮食也优先送往战争前线，于是华北的二流治安部队就开始缺粮，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这些分布在各个炮楼，控制基层道路的日军，就不得不低下头来，向当地的汉奸地主索要粮食。

45年农历正月下半月，河北冀县的日军集中了两个小队去吃当地维持会长汉奸地主家抢粮食，结果因为饿的体力不支被汉奸手下在大院里用棍子一顿胖揍，然后装备留下，人管了顿羊肉饺子扔了出去。

打都打了，枪也抢了，还喂了顿饺子，是警告这些日军不许把事上报，上报了自己也讨不了好。你看，这汉奸算盘算得精吧？

另外在日本治下耍心眼，牟取私利的也不少。

1943年， 有日本兵在徐州发现有火车装载的巨量大米，而对外报告上却是糙米，最后深挖下去，发现是一起大批汪伪政府高官参与的粮食贪污案，这批高官中职位最高的居然是粮食部长和次长，非法牟利数千万元，原本可以供应给前线日军的白米，变成了这些汉奸官僚们的私有财产！

其实大多数所谓汉奸，也就是顺风转舵，没什么道德观念， 国军来了他就是爱国分子，日本人来了他就是汉奸，不存在什么”卖命“的想法。

闭家锁的红枫

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那么多人给他个鬼子卖命，其实很多也是被逼无奈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汉奸，其实很多人只是为了当兵吃饭。

当军队放弃一个的地方的时候，有钱有势的人都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不是为了身家性命着想，只能屈身于是敌，不然抗日战争根据地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人建立起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去选择当伪军，毕竟当时的伪军属于正规军，政府军，而抗日根据地是属于流窜的武装。

日军的人口可决定了他们军队的数量，可以在敌后方，不可能有太多的部队布置，但是为了统治方便，他们只能招收大量的当地兵，所以就造成了伪军的数量大于日本兵。而且很多伪军都是当地的流氓组成的，这些人都属于问题少年，为了能够得到一些平时得不到的权利。选择当了伪军。

还有一类就是二流的军队组成的，这些部队的人没有主心骨，当部队的首长投降的时候，他们也就跟着投降了，他们并不是不爱国，只是没有办法，服从命令为天职。

说的有点语无伦次了，喜欢的话点个赞，加个关注

北田共T

如果说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汉奸比侵略者更多，这是事实。并且成了二战战场上的战场奇观!如果说这些汉奸都替法西斯卖命，就另当别论了。下面笔者想就中国汉奸为什么这么多谈谈自已的观点:

第一个，蒋介石的用人政策。

众所周知，蒋介石用人有两大标准，一是浙江人优先，另一是黄埔系优先。杂牌军从来都处于被岐视的地位。

抗战初期，举国一致抗战，杂牌军往往被安排在第一线，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可同样是损失之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往往优先整编，补给，而杂牌军则是不予补给，取消番号。结果杂牌部队越打越少，而中央军越打越多。

当时国民党也学共产党，往敌后派部队打游击，杂牌军又是优先被派往敌后的部队。本来杂牌军人数就越打越少，武器弹药又得不到补给，现在派往敌后，又不会象共产党那样打游击，建政权，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处境更加艰难，往往会产生被人抛弃的感觉。日本人一劝降，杂牌军就投降，当了汉奸。

如果蒋介石真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不看派系，待遇不分党派，对待抗日部队一视同仁，哪有那么多国军将领投降日寇？

第二、曲线救国政策影响。

曲线救国一词产生于抗日战争期间，是指:等自己能力不够，采取直接的手段不足以从正面抗击日本侵略军时，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或者从侧面迂回牵制干扰的策略，一点一点地争取和保卫胜利果实。

曲线救国首先是汪精卫提出的。国民党

一些顽固派分子将它曲解成，为了反对共产党，可以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最终削弱与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默认了这种理论。因为在当时蒋介石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比日本人威胁更大的敌人。为了千方百计消灭与削弱共产党这个敌人，通过投降日本这个曲线，也未曾不可。

因此，在抗日战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卫立煌因为支援共产党抗日而受到蒋介石的惩罚，而杂牌投降日寇则没事。有重庆的默许，杂牌投降日寇更加恃无弹忌。在那个时候，国军与伪军是可以相通的。

曲线救国在当时还真起了作用。就在现在一些观众还沉醉于《衡阳保卫战》和《长沙保卫战》电视剧中，欣赏正面战场上国军与日本正面拚杀镜头的时候，并不清楚，同一时期，日本人正驱赶着为数众多的伪军进攻华北的八路军，消耗着八路军为数不多的子弹。

在战场上，伪军往往走在前面，挡子弹，踏雷，战场上什么工作危险他们就干什么，日本人完全沒把他们的命当回事。伪军最大的贡献就是，消耗了八路军极其奇缺的子弹，为侵略者攻打八路军作了人体盾牌。

我有时候真替他们感到悲哀。父母养活他们长大也不容易，难道就是为侵略者挡一颗子弹，踏一颗雷？

第三、中国民众缺乏应有的国家民族观念。

君视小民如草芥，小民视君如寇仇。在1949年前的旧中国，这是民与官尖锐对立的真实写照。

实际从清末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近百年的时间里，旧中国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统治者从来没把老百姓当回事，官不爱民，谈何让民众为国牺牲？与其说让普通老百姓仇恨日本侵略者，不如让老百姓仇视村里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更直接。

国家观念的缺失是这时普通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乱生活。他们认为，任何统治者都一样，谁来了给谁纳粮，谁来了服从谁的统治，即使日本鬼子来了，跟其它军阀也没什么区别，完全没了国家，民族观念。

为了苟活于世上，当兵吃粮，所以日本鬼子一动员，中国汉奸多了，伪警察多了，就去替侵略者挡子弹，打其他中国人了。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抗战一开始，他就提出了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实行政治民主，改善民生的全民抗战政策。共产党八路军所到之处，一律发动民众，拥政爱民，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将抗曰与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力地蚕食了日本人以华制华，征发汉奸资源的地盘，不然的话，中国汉奸还会更多，真会出现三百年前满清驱赶汉奸灭华夏的局面。

因此说，抗战时，中国国内有两大奇观:一大奇观是，一部分中国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甘为侵略者当鹰犬，导致中国汉奸比侵略者人数更多的奇观。另一奇观是，通过共产党的发动，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政治觉悟越来越高，有了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整个社会空前凝聚，有史以来民众第一次被广泛动员，兵民成为战争第一伟力。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的拥政爱民政策推向全国，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普遍深入，全中国军民团结如一人，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全社会普遍树立了【当汉奸可耻】的荣辱观。这样就在全社会上铲除了当汉奸的土壤。中国几百年来汉奸不断的现象不再出现。

【我的头条文集】

2018年7月份，20天发文30篇。其中阅读量最高的是《如何评价姚雪垠写的》，阅读人数10万人。其次是《如何评价卫立煌》，阅读人数1.5万人。除此之外，阅读人数3000人以上的有3篇。阅读人数在1000至3000人之间的有8篇。其余在1000以下。

二战历史、国军抗战和明清史研究是三个热门话题。李自成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争议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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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达达说历史。抗战汉奸伪军如此之多，一切源自于“崖山之后无中国”。

国家概念

虽然我国历史悠久，但在新中国之前，国家的概念一直是模糊的，统治着我们的思想的是族群概念。对于族群来说，统治者是谁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只要统治者的政策不会危及到族群的生存就可以，这也是中国大地曾被蒙元和满清统治的原因。而之所以蒙元历史不足百年，就在于在蒙元的统治下，族群难以生存。满清接受了这个教训，因此才相安无事两百多年，若非列强侵华，这种统治必定还能延续很多年。这就是历史的经验，民众还未觉醒国家概念，只要能够生存，一些人不介意投降。

汉奸文化

北宋年间，辽国统治者幽云十六州长达两百多年，这里有许多汉人。辽国对于汉人的统治较为温和，虽说与契丹族存在着隔阂，但是生存并没有问题，而这群汉人也得不到北宋臣民的认可，因此渐渐的这群汉人的民族意识淡薄。而这群汉人里面同样有着统治着汉人思想的儒家文化。生存在这里的儒家门徒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自己的民族大义，发展出了一种只忠于统治者的忠君思想，在这种思想下，他们将不再是叛徒，生活在辽国统治之下的汉人们，也将不再是叛徒，他们不再认可汉族是一个大族群，他们是北人，其余的是南人。之后金国来了，他们再次臣服于金国。直到后来南宋灭亡，十万臣民跳海而死，汉文化精华损伤殆尽。而这种扭曲的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着汉族思想的上风。这也是为何有着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的原因。翻开历史，宋朝的儒家文化和宋朝之后的儒家文化完全是两个世界，宋之后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是奴性。这也是明末天子死社稷，儒门尽投降的根源。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这也是为何半点文化都没有的农民都在参加抗战，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想着投降的原因。郭沫若不也曾想着投降么。

达达说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那么多国人为日本鬼子卖命？这问题问的相当一针见血。

无论以前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问：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又为了什么？说实话，这个问题好难啊！

我觉得的，大部分的普通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为什么理想和信仰奋斗终身和献身那种气节。

明白了这一点，答案就很明显了，在日本鬼子统治的残酷环境里，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为日本鬼子卖命，也就是为了有口饭吃，为了活下去。

汉奸，亡国奴。这是让很多人无地自容的称谓。如果能够活下去，如果没有统治者残酷的杀戮，没有人会任人宰割。家国天下，任何一个国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自己的征服无能啊！不能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那么这么多生于斯长于斯的劳苦大众，为了能够活下去，忍辱负重，就为了有口饭吃，从一点角度上老说他们没错，错就错生在了那个悲催的时代。

心在曹营，身在汉。相信他们多数人看起来是在为日本鬼子服务，心里还是爱自己的家和国的，只是他们没有环境可以表现出来。

人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样的事情以前有，以后还会有。

山里的新鲜事

很多现在的朋友们，不理解一个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抗日战争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没有国家的观念的。

虽然抗战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觉醒，意识到“我是中国人”。但对于很多很多的未受教育的人来说，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清朝，那个只知朝廷不知国家的年代。投靠日本，对于他们来说跟投靠某个军阀没什么区别。

而且汉奸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客观的说，在抗战中的几百万汉奸里，真心为日本人卖命的很少，大多数都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第一种：满清遗老和下野政客

这种人以溥仪的伪满政权为代表。

溥仪去东北之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应者云集，他们都傻呵呵的以为日本人愿意为他们复兴大清，以为祖宗江山复兴有望。

这种人，大多数都是一些满族中中下等的人或者一些保守的旧贵族，真正有见识的满清遗老，早就看穿了伪满的本质。比如溥仪的亲爹，醇亲王载沣，儿子当了“康德皇帝”之后，断然断绝了与溥仪的联系，紧闭大门在北京当愚公，一直活到了建国之后。

还有一种人，是在军阀混战中下野的政客，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又不能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容。所以一些权力欲爆棚的人，就抛弃了民族身份，为了求个一官半职给日本人当起了汉奸。比如日本人在华北建立的“自治政府”，南京汪伪政权中的大部分官员，都属于此类。

满清遗老，和下野政客们，由于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所以对日本的忠诚度较高，属于铁杆汉奸。

第二种：地方地主、乡绅

这种人的组成比较一直——地方土豪乡绅。

他们无所谓国家和气节，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保住自己的财产和土地。

对于旧社会的地主们来说，一辈子的奋斗就是为了在老家的土地和财产。他们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老百姓可以抛荒当灾民，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财产在本地。

这种人的特点就是县官不如现管，见谁拜谁。国军来了要鞠躬，碰见皇军也敬礼。反正不管是谁，能让我安安生生过日子就行。皇粮国税交给谁都是交，国民党占领了县城我就交给国民党，日本人占领县城我就交给日本人，都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日本人也没有基层政权，所谓的“维持会长”之类的头衔，无非换个帽子而已，日子该咋过还咋过。

但你要问这群人对日本有啥忠诚度？抱歉，基本没有。1945年日本开始失势之后，就基本失去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各地的“维持会长”们纷纷建立起了和共产党国民党的联络，日本人心知肚明，也无力清剿。

第三种：权贵阶级

（图为大汉奸周佛海）

权贵阶级的投靠，是最复杂的。

一种是军阀，因为蒋介石的用人政策向来是“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经常驱使一些军阀去打日本。而军队是军阀的立身之本，一些没有气节的军阀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军队，也为了获得日本人的高官厚禄，就干脆带着部队投了日本。这也是抗战中伪军的最主要来源。

还有一种人，是像汪精卫这种人。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按说无论日本人怎么侵华，只要国民党没垮，就不至于搞到他头上，可是他偏偏就投了日本。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一直不服蒋介石，想跟蒋介石见个高低。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打赢，所以战后如果中国需要一个汉奸领袖的话，他希望是自己。

其他的高级汉奸，也是这个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实力差距太大，中国不可能打赢战争。而英美列强又不会援助中国，所以最好早点投靠日本。在他们心中，英美＞日本＞中国，所以当汉奸是明智选择。

比如周佛海，在投日之前，就有很多人警告他：“日本可能要打美国，你现在投日希望你想清楚”，周佛海还写文章驳斥他们，周说日本人也不缺心眼，怎么可能打美国？

结果，珍珠港事变之后，周佛海嚎啕大哭，才意识到日本人是真的缺心眼，自己压错宝了。于是周佛海开始重新跟重庆联系，想做一个双面间谍。事实上周也的确给国民党做了不少事，所以在日本投降之后，周佛海成为了唯一一个没被枪毙的汪伪高层。

小约翰

在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涌现了大量爱国志士，他们为保卫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出现了许多为日本人卖命的人，据统计，抗战期间投靠日本做了汉奸的人至少有两百万，这实在是触目惊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甘愿为日本人卖命呢?

日本人的“以华制华”策略可以说是非常狠毒，他们在侵占我国领土后，扶植了十一个傀儡政权，北至“伪满洲国”，南至“汪伪政府”，个个臭名昭著，有了这些傀儡政权，为日本人卖命的人也就多了。汪精卫就是打着“曲线救国”旗号，“拐”走了国府一大批高层，因为高层的带动，底下的底层官兵也跟着走了。

说到底，国家观念的缺失是当时中国人最大的悲哀，毕竟军阀割据了那么多年，而老蒋又想利用日本人之手除掉异己，所以国军一些地方军干脆秉持着“有奶便是娘”的思想，谁给的好处多就跟着谁干，他们为了保存实力也顾不上什么民族利益了。军队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所以一些地方保安团、便衣队、侦缉队等统统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在日本人眼里，他们只不过是工具罢了。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才愿意跟着日本人干的，他们只是为了苟且活命。

抗战初期中日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以至于我国大片领土丧失，一些社会名流、地主老财等也都被迫为日本人卖命，在利益、生死面前，倒向日寇也是迫不得已。而最可悲的事情，是某些国军部队搜刮民财，以至百姓与其离心离德，如汤恩伯在河北四处剥削百姓来养活军队，河北百姓对汤军真是恨之入骨，在豫湘桂战役期间汤恩伯的部队被日军打得四处逃窜，老百姓见着溃败的国军就如见着仇敌一样，人人喊打，这种行为间接地帮助了日军，但这又怪得了谁呢？只能怪国府片面作战的思想了。

兵说

国家观念的缺失是彼时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实际从清末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近百年的时间里，旧中国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不爱民，谈何民众为国牺牲？不如苟活于乱世。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过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我们不妨捋一捋九一八事变前的地方军阀势力：云南龙云、贵州王家烈、四川刘湘、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杨虎城、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新疆盛世才、东三省张学良，虽然都抗着青天白日旗，蒋介石军令政令不出华东，这是一个国家吗？民众只知本省大帅，哪懂国家和国防。

所以日本人觉得三个月可以解决问题，因为看懂你是一盘散沙；所以战争初期日本人以参军为荣，国民党军队却要靠抓壮丁。

当时的中国人，习惯了城头变换大王旗，谁来了给谁纳粮，谁来了服从谁的统治，没有国家意识的后果，就是认为日本鬼子跟其它军阀没什么区别，所以汉奸多了，伪警察多了。

蒋介石意图通过抗日战争消灭杂牌军队也是个诱因，他把东北军和西北军余部全都顶在了抗日第一线，打压多补充少，逼得这些军阀武装要么死、要么降，尤其是原西北军降日做伪军的最多：孙良诚、孙殿英、吴化文、庞炳勋、石友三，连汪伪军队的总参谋长刘郁芬都是冯玉祥的从前“五虎将”之一。

国民党片面作战的指导思想也存在严重问题，即民众发动和抗日宣传做的太差，士兵不知为何而战，百姓不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顺民多了，反抗的人少了，南京大屠杀就是明证，面对进城的5万多日军，缴械投降主动集中的国民党官兵高达9万多人。

屠杀开始时他们一定后悔了，可惜晚了。

堂堂国民党正规军都是如此的战斗意志，还怎么苛求地方团队、警察和百姓呢，因此日寇几个人控制一个镇、一小队控制一座城的事情多半是真的。小时候看电影《平原游击队》，县城里的日军不过两个小队，中队长松井下乡扫荡时却能集结300多人。

皇协军、警备队、保安团、侦缉队、便衣队、警察局林林总总，都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北平日本宪兵队的军官回忆，汉奸在审讯室拷打起中国人来，比他们日本人都狠。

血的教训是：没有国，哪有家！

度度狼gg

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在战争结束之后投降的汉奸有二百万，在这里面还没算上伪满洲国的那些伪军，以及战争期间被俘虏，被击毙以及投诚的伪军，这些人大致有一百万，也就是说在战争期间有三百多万人在为日本人卖命，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在中国总共有一百二十万日本人，这说明什么？汉奸的数量是日本人数量的两倍都不止，这个数据看起来令人触目惊心。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为日本人卖命呢？首先可以肯定的说，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历史上每个国家在遭到入侵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人。仅拿中国来看，在当时中国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使打仗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各打各的，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一盘散沙。

实际上在这三百万人中，并不是人人都在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部分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去混饭吃的，他们没有伤害过自己人，投靠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钱，虽说经常不发军饷，可是最起码能够吃饱肚子，迫于生计，才选择了这条道路。

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一种归属感，在那段历史中，军阀混战，国内情况混乱不堪，最惨的自然是百姓，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政府更是没有威信，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去当汉奸便没有负罪感，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发生大量这种投靠敌人的事情，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出现了问题，很多人不会想着同仇敌忾，而是想着去当卖国贼，换口饭吃。而中国这些人选择了去投靠日本人，基本都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没文化，二穷。至于一些位高权重，也很有文化的人选择投靠日本人，这种人是骨子里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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