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自古干旱缺水，旱灾频仍。自殷纣王帝辛十九年（前1080）至民国12年（1923）3000年间，共出现旱灾127次，平均每24年一次，而近百年来，则十年一大旱、三年一中旱，小旱年年有。故从古到今，引泾灌溉不仅是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之策，也是劳动人民与天奋斗之壮举。
引泾灌溉的历史，始于秦、兴于汉、盛于唐，继之于宋、元、明、清各代。
郑国渠是战国时的韩国为免其亡而派水工郑国“间秦”的“疲秦之计”，然而却事与愿违，结果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述，“凿泾水自仲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就，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今约100余万亩），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候”。郑国渠对于改变当时的生产条件，抗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增强秦王朝的国力，加速统一全国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国渠运行120余年后，因河床刷深，工程状况恶化，引水困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0），左内史兒宽开六辅渠，补充郑渠灌溉，同时“定水令，以广溉田”，制定了我国古代最早的用水法规。16年后，武帝太始二年（前95），郑国渠口被冲毁，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顷，名曰：白渠，使引泾灌溉得以延续。
隋、唐定都长安后，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先后改建和扩建渠首工程，改善灌区渠系网络，增开分支渠，立三限闸、彭城闸以分水，并广开斗渠，立斗门以限水，限制碾硙用水，以保灌溉。改变过去的引洪灌溉为冬、春、夏灌溉，由唐中央制定《水部式》，明确组织、分水和用水制度，以做到“决泄有时，畎浍有度，居上游者不得专其腴”，“务使均普，不得偏并”。灌溉面积曾达到一万余顷，称“ 郑白渠”，后亦称“三白渠”，是古代引泾渠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自宋代起，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引泾灌溉效益下降，因河床渐低，引水困难，引水口不断上移，工程更加艰巨。北宋熙宁、大观年间，先由侯可，后由赵佺主持，将渠口上移至峡谷地带，新开石渠、土渠两公里余，历时36年建成丰利渠（1074——1110），灌溉泾阳、礼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县田二万五千九十三顷。200年后，元代又不得不从上游另开石渠51丈，称王御史渠（1314——1139），历时25年。王御史渠的修建，仍限于引水渠口上移，将石渠向上延伸，渠道工程沿用郑白渠故道，管理工作亦多用旧制。再过20年后，明代由项忠主持，凿山洞，开石渠，工程更加艰巨。前期主要是对元代王御史渠（自建成至明初仅50余年）及原三白渠系进行整修，经三易主管，历时17年（1465——1482）始建成引泾渠首工程最为艰巨的广惠渠。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为发展农田水利，历经艰辛、百折不挠的可贵精神。以上三渠均未达到唐代规模，而且效益日渐衰减。顺治九年（1652）泾阳县令金汉鼎重修广惠渠时，因渠高水低，用石堰遏之，往往被冲毁，后“凿石渠深入数丈，泉源瀵涌而出”，其利倍于泾水，开始了引泾水与泉水并用的时期。此后，康熙八年（1669）泾阳县令王际有、雍正五年（1727）督臣岳钟琪、七年（1729）总督查朗阿又先后修渠筑堤①。到乾隆二年（1737）为防止泾水淤渠，于龙洞北口（即广惠渠引水渠后隧洞之内）置坝堵口，开始“拒泾引泉”灌溉，改称“ 龙洞渠”，灌溉面积从7万多亩逐步减至2万多亩，为引泾灌溉的衰落时期。
古代引泾灌溉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以农为本，兴办水利，发展生产的一部水利史诗，但并未能根本解决关中干旱问题，民国后又由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主持修建了更加现代化的泾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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