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地區自古乾旱缺水，旱災頻仍。自殷紂王帝辛十九年（前1080）至民國12年（1923）3000年間，共出現旱災127次，平均每24年一次，而近百年來，則十年一大旱、三年一中旱，小旱年年有。故從古到今，引涇灌溉不僅是歷代統治者治國安邦之策，也是勞動人民與天奮鬥之壯舉。
引涇灌溉的歷史，始於秦、興於漢、盛於唐，繼之於宋、元、明、清各代。
鄭國渠是戰國時的韓國為免其亡而派水工鄭國“間秦”的“疲秦之計”，然而卻事與願違，結果正如《史記·河渠書》所述，“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就，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折今約100餘萬畝），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候”。鄭國渠對於改變當時的生產條件，抗禦自然災害，發展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增強秦王朝的國力，加速統一全國大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鄭國渠運行120餘年後，因河床刷深，工程狀況惡化，引水困難。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0），左內史兒寬開六輔渠，補充鄭渠灌溉，同時“定水令，以廣溉田”，制定了我國古代最早的用水法規。16年後，武帝太始二年（前95），鄭國渠口被沖毀，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頃，名曰：白渠，使引涇灌溉得以延續。
隋、唐定都長安後，對水利建設十分重視，先後改建和擴建渠首工程，改善灌區渠系網絡，增開分支渠，立三限閘、彭城閘以分水，並廣開斗渠，立斗門以限水，限制碾磑用水，以保灌溉。改變過去的引洪灌溉為冬、春、夏灌溉，由唐中央制定《水部式》，明確組織、分水和用水制度，以做到“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專其腴”，“務使均普，不得偏並”。灌溉面積曾達到一萬餘頃，稱“ 鄭白渠”，後亦稱“三白渠”，是古代引涇渠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自宋代起，政治、經濟中心東移，引涇灌溉效益下降，因河床漸低，引水困難，引水口不斷上移，工程更加艱鉅。北宋熙寧、大觀年間，先由侯可，後由趙佺主持，將渠口上移至峽谷地帶，新開石渠、土渠兩公里餘，歷時36年建成豐利渠（1074——1110），灌溉涇陽、禮泉、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七縣田二萬五千九十三頃。200年後，元代又不得不從上游另開石渠51丈，稱王御史渠（1314——1139），歷時25年。王御史渠的修建，仍限於引水渠口上移，將石渠向上延伸，渠道工程沿用鄭白渠故道，管理工作亦多用舊制。再過20年後，明代由項忠主持，鑿山洞，開石渠，工程更加艱鉅。前期主要是對元代王御史渠（自建成至明初僅50餘年）及原三白渠系進行整修，經三易主管，歷時17年（1465——1482）始建成引涇渠首工程最為艱鉅的廣惠渠。這些都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為發展農田水利，歷經艱辛、百折不撓的可貴精神。以上三渠均未達到唐代規模，而且效益日漸衰減。順治九年（1652）涇陽縣令金漢鼎重修廣惠渠時，因渠高水低，用石堰遏之，往往被沖毀，後“鑿石渠深入數丈，泉源瀵湧而出”，其利倍於涇水，開始了引涇水與泉水並用的時期。此後，康熙八年（1669）涇陽縣令王際有、雍正五年（1727）督臣嶽鍾琪、七年（1729）總督查朗阿又先後修渠築堤①。到乾隆二年（1737）為防止涇水淤渠，於龍洞北口（即廣惠渠引水渠後隧洞之內）置壩堵口，開始“拒涇引泉”灌溉，改稱“ 龍洞渠”，灌溉面積從7萬多畝逐步減至2萬多畝，為引涇灌溉的衰落時期。
古代引涇灌溉的歷史，是我國封建社會以農為本，興辦水利，發展生產的一部水利史詩，但並未能根本解決關中乾旱問題，民國後又由近代著名水利科學家李儀祉主持修建了更加現代化的涇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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