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在大陸術語體系內，殲20超的是聲速，而不是音速
在過往多個平臺的文章評論中，筆者多次見到一些小粉紅對特定詞彙用法的揭批，稱“超聲速”是港臺那邊的稱呼，國內喜歡用這個詞的，定是對面的敵對勢力特務云云。
類似的現象在日本20世紀上半頁也曾經頻繁出現過，當時還對這些看起來是敵對勢力才會使用的語言、詞彙有個專門的稱呼，叫“敵性語”。
在日本國家戰略走向癲狂的歷史進程中，大正/昭和小粉紅在戰爭販子帶領下全面圍剿敵性語，確保大正/昭和文化的主旋律性、嚴肅性、純正性，正是社會氛圍狂熱化、驅使整個國家失去理智、文明劣化的重要特徵之一。
但遺憾的是，按照中國的國家標準，“超聲速”這個詞才是90年代以後的規範用法；倒是“超音速”這個說法，實際上更符合日語的習慣——它是純正的日語術語。
圖：飛機超聲速飛行產生的激波，是高速阻力的主要來源
在漢語中，“聲”和“音”的含義並不完全等同，其差異主要源於人的感受。不加特別註解（比如“次聲波”）的話，“聲”通常指的是人耳可以聽到的機械波；而“音”是人聽起來覺得有調，能給人特定意義感覺的一部分的“可聽聲”。
這也是為什麼《禮記》中說，“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
圖：這個時候常常用“聲”
圖：這個時候常常用“音”
正是基於這種含義上的區別，在國內的術語規範化進程中，但凡是概念更貼近“空氣中傳播的機械波”的術語，一律採用的都是“聲”字；比如“聲速”、“聲波”。而那些更貼近人的感官、或者牽涉藝術文化的，才會使用“音”字，比如“音色”、“音調”。
比如《航空航天客機出版工程——航空航天專業術語》中，"yin"讀音開頭的漢語術語，只有“因”、“銀”、“引”、“隱”、“印”，而完全沒有“音”；而涉及到所有“supersonic”概念的，無一例外，均為“超聲速”。
圖：這本書裡是找不到“超音速”的
就歷史角度來說，建國後“聲”、“音”在術語上確實經歷過很長的混用時期，尤其是90年代以前，使用“音速”、“超音速”的論文、專著也不少見——甚至近年也還偶有出現。
這種不規範的現象不只是術語，還包括了大量計量單位等，在科研學術、工程建設中帶來了大量混亂；因此從80年開始，國內下了很大力氣進行整頓——這實際上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
隨著相關的國家標準體系不斷完善，在1993年版的《量和單位》國家標準中，聲和音在各領域中的術語用法已經被最終確定了下來。自此之後，聲速、超聲速才是中國的正統用詞。
圖：用今天的中文規範術語翻譯，分別是“聲速”、“亞聲速”、“跨聲速”、“超聲速”、“高超聲速”
最後，“超音速”這個詞，如果要從語言邏輯上講通的話，必須放在日語的語境下：日語漢字中，“聲（こえ）”代表生物發出的聲音；而“音（おと）”代表非生物發出的聲音。國內的“音速”、“超音速”等詞彙用法，也確實沿襲自日本。
這源於多方面的歷史原因，其一是近代歷史上，中國的科學、工程技術相關的文獻著作大量翻譯自日本，因此很多日文漢字的航空術語也被直接引入了。其二，中國不少航空相關的機構、人員，最早也是在抗戰勝利後，接收自日本遺留在國內的基礎。
比如瀋陽飛機制造廠，始建於1920年，9·18事變後被日本控制並改編為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比如中國空軍的搖籃，被稱為“東北老航校”的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成立時，僅接收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的教官、技術人員等就有近200人。
圖：“大破”這個詞，很多年輕人都是這幾年受日本文化的手遊影響，覺得用起來挺新潮挺酷，但在中國鐵路領域，這個詞的歷史漫長到比老土的綠皮車還久遠。
類似背景下，現代漢語中，各領域術語源自日文漢字詞彙的比重非常高，中國長期沿用基於日語語境下的漢字術語，在國內其實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比如直到今天，鐵路領域的大量術語和文書習慣，都帶有極為濃重的日式風格。
圖：合肥南動車運用所的人員對動車雨刮器進行更換
這些習慣甚至沿用到了高鐵時代。比如“北京南站動車運用所”，用現代漢語去解讀只會讓人莫名其妙 ；此處“運用”的真實含義是維修整備一體化，是典型的日本術語。
所以說，哪怕是幹清剿敵性語這種事情，也是需要基礎文化教養的啊。沒讀過《禮記》，分不清聲與音，這算不上什麼問題；畢竟它不是現代人所必須掌握的知識、技能。
但是在分不清聲與音概念差異的情況下，就給使用“超聲速”這個詞的人扣對岸特務的帽子，這種野蠻愚昧的行為，大概就當得起《禮記》中的評價了——其實想想也不讓人意外，二十世紀下半頁至今，大規模的人在思想認識上劣化成了禽獸畜生而引發的人禍災難，何曾少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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