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以當時的人才,究竟誰才能挽救大明?

雁城流浪僧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明帝國面臨的危機:

1、大寒

元明兩代正值氣候異常時期,歷史學家稱之為小冰河期。明代氣溫更為多變,但總體上氣候是寒冷的。除了萬曆十七、十八年(1589、1590)較暖和外,整個晚明時期都很寒冷。萬曆二十五與二十六年(1597、1598)之交的冬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首次進京後沿大運河南歸時發現,“一旦到了冬天,華北的河流就全部結冰,無法通航,有時冰面上還能跑馬車。”[16](現在已非如此。)如此低的氣溫一直持續到明王朝結束,其中崇禎二年到十六年(1629—1643)的氣溫之低是史無前例的。

2、乾旱

如果說元明兩代的氣候往往偏冷的話,根據正史的資料顯示,乾燥的天氣也是常態。明代的最後100年,天氣異常乾燥,其中尤以嘉靖二十三到二十五年(1544—1546)、萬曆十三到十七年(1585—1589)、萬曆四十二到四十七年(1614—1619)三個時段最為嚴重。由於連年乾旱,良田都變成了焦土,故而《明史》形容1615年的景象是“赤地千里”。

3、洪水

明代的最後30年,除了崇禎十五年(1642)外,再沒有出現過有關洪水的記載。

4、蝗災

明代最後百年間的每次大蝗災總是發生在旱災之後。

5、瘟疫

明代最後6年(1639—1641、1643—1644)。明正德元年到嘉靖二十五年(1506—1546)的40年間的疫情數量也超過了整個元明時期的平均數。明代的最後三波疾疫與明代最後百年內由乾旱引起的、最嚴重的幾次饑荒同時爆發,分別是嘉靖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544—1546)、萬曆十五到十六年(1587—1588)和崇禎十二年到十四年(1639—1641)。

6、饑荒

明代的最後一次大饑荒始於崇禎五年(1632),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已造成大範圍的影響,此後又持續了兩年多。此次饑荒的規模之巨為元明兩代所僅見。

元明兩代沒有哪個皇帝像崇禎這樣,不幸地遭遇瞭如此反常且惡劣的氣候條件。在其統治初年,自然災害主要集中在西北,特別是陝西。乾旱與饑荒到處肆虐,崇禎元年(1628)末,一位御史上奏,全省已變成了一個災區。次年,氣溫驟降,這次寒潮一直持續到17世紀40年代。女真人也許是受到明朝財富的吸引而南下的,但推動他們南進的因素也包括寒潮。崇禎五年(1632)以後,災情不斷惡化。到了崇禎八年(1635),蝗蟲開始大量出現。最終,在崇禎十年(1637),乾燥的天氣導致了大規模的旱災。明朝遭受了長達7年的史無前例的大旱。最嚴重的災情發生在崇禎十三年(1640)夏的山東西部,饑民剝食樹皮,最後不得不吃腐屍而活命。乾旱和饑荒之後,疫癘接踵而來。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

糧食歉收,食物供應縮減,商品交易停止,導致糧食價格的通脹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人們兩手空空,沒有繳納賦稅的能力。人民生計維艱,而政府的處境更加糟糕——甚至沒有能力支付軍餉,以維持邊防和驛遞。當1644年——崇禎朝的最後一年到來時,80%的州縣已停止繳納賦稅,國庫已經空空如也。

金融崩潰對依靠中央資源配置維持運作的北方地區的打擊最大。崇禎初年,這些地區是最先遭受饑荒的。財政緊縮使士兵和驛丞失去了糧餉。許多人乾脆棄職,逃到邊遠地區,依靠出賣勞動或落草為寇,以維持生存。當崇禎元年(1628)春,乾旱降臨邊緣省份陝西時,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揭竿而起,由此掀起了一場橫掃帝國全境的長達17年之久的叛亂風潮。更不幸的是女真人也來了。

如果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當時的人才是沒有可能挽救明朝的,因為國不因一人而興,亦不因一人而亡。


司馬兄


我也說點個人觀點。本人覺得明朝之所以覆亡,關鍵問題出在崇禎帝身上,崇禎出生於1610年,4歲喪母,10歲喪父,12歲受封信王,17歲即皇帝位,史載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初看起來,崇禎是個明君,勤於政事,不尚奢靡,繼位之初,乾淨利落地除掉了魏忠賢閹黨集團,朝政一新,四海爭頌,之後更是宵衣旰食,為國事操勞,但大明江河日下,至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自掛於景山彎脖樹。崇禎的悲劇,史書評其: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還是比較客觀的,崇禎一朝歷任14個兵部尚書,而且換了54個內閣,自縊前言文臣武將皆可殺,只有個太監跟隨,眾叛親離呀,李自成進京,仁義道德滿口的士人,爭先恐後去朝覲,殉節者寥寥無幾,說明什麼?要說崇禎一朝,將帥還是不少的盧象升、袁崇煥、孫傳庭那個不能獨擋一面,至於象傅宗龍,洪承疇,楊嗣昌等輩就更多了,文臣有一大批號稱清明的東林黨人,可見並非是朝野無人,而是崇禎帝,不識賢愚,不辨忠奸,不會用人,盧象升兵少戰死,袁崇煥凌遲,孫傳庭下獄,崇禎所為均是親者痛,仇者快之事,將帥統兵在外,太監監軍於其側,其在朝廷瞎指揮,動輒下旨嚴責,稍有失利,就是死路一條,以至於後期無兵可用,無將可調。農民起義李自成、張獻忠輩縱橫關內,直擊潼關,皇太極兵抵山海關,大明已是風雨飄搖,可崇禎帝除了下罪己詔,無一應對,面對無糧無餉的官軍,即不發內帑,朝臣不捐助也不追究,面對李自成、皇太極主動議和,也是死要面子不聞不問,不敢擔當合議的罵名,坐看江山易主,明知事不可為,不派重臣良將護太子攜傳位詔書赴南京,以備不測,以致崇禎死後藩王爭位,讓滿清坐收漁人之利,使生靈塗炭,百姓流離失所,華夏文明大倒退,崇禎這個昏君,真是歷史罪人。有崇禎在,即使是張良蕭何重現,管仲樂毅復生,也是無濟於事啊!可見不作為可怕,亂作為更可怕!!!



毛爸的號呀


對症下藥——要想知道誰能挽救明朝就必須知道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否則是瞎子抓藥——隨便稱。

那麼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滿清?李自成農民軍?東林黨閹黨黨爭?崇禎帝無能?

從不同角度去看,明朝滅亡的原因上面這些因素都有,但根本的原因是財政危機。

下面從明朝歷代改革來看為什麼說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財政危機。

明朝歷代改革簡要分析

1、朱元璋的洪武之治,農業靠鼓勵開荒、民屯、軍屯,商業繼續沿用元朝的紙幣,禁止民間用銀,方便商業貿易;

2、朱棣的永樂盛世,要求地方官吏必須說真話,說錯也也怪罪,凡有知道民間疾苦而不上報的官吏一律治罪:

“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
“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

1403年民間繳納的鐵課79800斤。

3、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的仁宣之治,主要是狠抓吏治,實行寬鬆政策,貫徹政簡事清的原則。

4、明孝宗的弘治中興,其實是出身微寒瞭解民間的明孝宗修正明憲宗的一些做法,重新整頓吏治,加強治水等,並無大幅的改革。

5、楊廷和40日新政,主要裁剪機構,裁革冗員。楊廷和裁剪錦衣衛等衛所(外四家、兩官廳等)、內監局等在內的旗校工役總數14.87萬人,減免153.2萬石漕糧。

在裁剪機構、厄員上,楊廷和的態度很堅決:

“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

6、嘉靖帝的嘉靖中興,嘉靖帝主要作為是打擊宦官和文官集團,進行朱棣之後明朝歷史上官員更換最徹底的變更,避免了可能形成的黨爭;廢除外戚世封,消除外戚專權;限制莊田規模;1553年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獲准在廣州貿易;1525年規定白銀成為明朝法定課稅貨幣。

7、明穆宗的隆慶新政,最重要的是就是隆慶開關:1567年隆慶元年,在福建巡撫涂澤民的要求下,明穆宗同意開發福建漳州月港,允許民間進行海外貿易。隆慶開關有兩個結果:一是促進商業,尤其是海洋貿易的發展;二是明朝獲取了大量廉價白銀,進一步鞏固了白銀的法定貨幣地位;從1567年隆慶開關,到1644年明朝滅亡,70多年裡,流入明朝的白銀高達3億3千萬兩。

8、張居正的萬曆中興,基本上被認為就是恢復嘉靖朝早期的措施,特別是一條鞭法,就是嘉靖朝桂萼提出而由張居正改良的產物。

但張居正沒有恢復楊廷和的裁減機構、裁革冗員的措施,雖然看起來萬曆中興財政收入不錯,但財政支出也非常的大:1577年萬曆5年,收入435.94萬,支出349.42,盈餘86.52萬。收益率20%。

現在來看萬曆三大徵所耗費的白銀數量:《明史 王德完傳》:平定蒙古人叛亂的寧夏之役耗費180萬;平定日本入侵朝鮮的8年朝鮮之役耗費780萬;平定貴州土司叛亂的播州之役耗費200萬,合計耗費1160萬,以萬曆5年86萬盈餘來算,需要13.5年的累積。但事實上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不大可能每年都有86萬的盈餘。

於是明朝在1600年就陷入了收入少支出大的財政危機。要解決收不抵支的財政危機只有兩條辦法:

1、開徵新的稅源,增加收入。

2、裁減機構和厄員,減少開支。

明朝的財政危機在崇禎朝御史郝晉的上書中說得很明白:

“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

能做到這兩點的人有:

1、萬曆帝。萬曆帝開徵礦稅,收入全部進入皇帝的內庫。在萬曆帝開徵礦稅之前,明朝皇帝內庫都是靠南直隸地區的天賦維持。

從萬曆15年開徵礦稅一直到萬曆34年,持續20年,累積收入560萬兩白銀、1.2萬黃金,平均每年50萬兩白銀、1000兩黃金。

雖然看似是都是進入了萬曆帝的荷包,但礦稅收入除了供應宮廷開銷之外,主要是用作軍費和救災:

1、萬曆24年撥款幾十萬給甘肅用兵的兵餉;

2、萬曆27年因戶部庫銀不夠而用內庫補充發放軍餉;

3、萬曆31年應戶部要求從內庫撥款一百萬兩白銀作為軍餉;

4、萬曆22那年,從內庫撥款3.3萬用於賑災;

5、明光宗一即位立即撥款200萬作為軍費。

合計560萬的白銀,可以確認的已經用去了300多萬作為軍費。估計明光宗發完200萬兩,內庫也就空了,因為明光宗停止了徵收礦稅。

2、楊廷和。楊廷和裁剪機構和人員最是威猛:40天裁剪14.87萬人,減少153.2萬石糧食支出。這在明朝任何一個皇帝身上都做不到的。

如崇禎帝,明明京師營既不能上戰場,更耗費軍費,硬是不敢裁減。在崇禎朝如果減少宗室供奉和勳貴世家的支出,是可以節省出一大筆錢去做軍費的,不至於老是拖欠軍餉。反正宗室和勳貴都有莊田,生活質量不會下降。

打著朱元璋的旗號去減少開支是一個行得通的辦法,但明朝皇帝沒有一個人有這個能力。

在減少開支上,明朝還必須要做的是——減少白銀的用量。白銀流入量的減少,導致了以白銀為貨幣的通貨膨脹,這也是明末農民起義的原因。

明朝宗室的開支,在嘉靖42年御史林潤提供了一個參考數字:

京師:歲收入400萬石,要支付的宗室祿米853萬石;

山西:留存52萬石,支付宗室祿米312萬石;

河南:留存84.3萬石,支付宗室祿米192萬石。

3、馬士英。馬士英增加財政的方法有:1、同意讓童生出錢,換取免去府縣考試,獲取秀才資格;

2、開放海禁,在崇明島設立稅關,每艘船收取200到300兩黃金。

綜述

在明朝改革上,真正觸及根源問題的只有4個人:

楊廷和,裁剪厄員,裁剪織造局等機構,真正減少開支;

嘉靖帝,換血式變更朝局,避免黨爭;

萬曆帝,開徵朱元璋、朱棣等先帝反對的礦稅;

馬士英,提議開放海禁,破除朱元璋的海禁慣例。本來明穆宗可以做到,但只開一個港口,不足以真正觸碰到海禁。

至於天啟帝忙著用閹黨打擊在明光宗時迅速形成的東林黨,沒有太多時間改革。崇禎帝本來可以直接使用天啟帝以閹黨壓制東林黨的優勢,通過打擊雙方的辦法,獲得改革的權力和空間,但崇禎帝只打擊閹黨而放任東林黨,將天啟帝的努力付之東流。

最後崇禎帝獨自在東林黨的挾制下左右騰挪,最後自殺,還用讓不放太子鎮守南方的方式讓南明內鬥活不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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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哨聲


歷史的車輪永遠向前,明朝走向滅亡是必然,但是如果說要延續大明的國祚,我覺得最有可能做到的只有換一個人當皇帝。大明走向滅亡,崇禎皇帝要負主要責任。

明朝末年,王朝搖搖欲墜,在這個時期崇禎皇帝登基,他的治國方略和政治手段是加速了大明的滅亡的,在他當政期間,

內閣首輔更換了50多人,14個吏部尚書,17個刑部尚書;更重要的是他居然自己殺了11個督師(總兵)級別的高級將領。

當然,最關鍵的是,崇禎皇帝的上臺,迅速的扳倒了魏忠賢,導致原有的閹黨和東林黨之間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東林黨完全把持了朝政,朝中的政治格局發生變化,皇權的力量得不到有效的支持,明朝的政治環境惡化。

如果非要挽救大明朝於危難,唯一的選擇就是更換皇帝,崇禎皇帝可以做一個

太平天子,但無論如何是無法擔當危局皇帝的。

如果非要選擇一個人來替代崇禎,我絕對大明王朝自開國以來的有幾任皇帝都是可以勝任的,且不說朱元璋、朱棣這種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後面的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都可以,代宗朱祁鈺都能臨危受命,甚至是隻要天啟皇帝能活得久一點,就比崇禎幹得好。

天啟皇帝雖然醉心於自己做木活兒,但他大事是不糊塗的,雖然重用魏忠賢,但是他的目的卻能通過魏忠賢的無恥手段達到了,不但讓魏忠賢在朝中平衡了那幫東林黨,更是通過魏忠賢在富裕的江浙一帶掠財於商,徵收各種稅賦以資軍用,在對付遼東努爾哈赤上,天啟更是很有眼光,啟用孫承宗,重用熊廷弼等實用型的遼東經略。

甚至在整個大明王朝尾大不掉的宗室供養問題上,天啟就已經出了政策,打算推翻祖制,實行宗室供養包乾制,只是很可惜,天啟皇帝死得太早,22歲就駕崩,無奈才傳位於崇禎皇帝,而崇禎皇帝的治國理念和政治水平差他哥幾條街,短短17年就斷送了大明江山。

當然,還有一個皇帝比天啟更能勝任當時那個局面做皇帝的,那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煾。

嘉靖皇帝在整個大明朝是出了名的聰明,不但把權臣玩得溜轉,更是把太監耍得跟猴兒似的。他的政治智慧和朝局掌控力是整個明朝最高的(不要拿朱元璋和朱棣來說事兒,那父子倆的厲害之處是隨時手上拿著刀)

嘉靖皇帝如果繼任天啟的皇帝位,我相信大明不可能在他手上能丟了江山,同樣是16歲登基當皇帝,嘉靖和崇禎的開局都完全不同。

嘉靖16歲進京當皇帝,以大禮儀事件給百官來了個下馬威,樹立起了自己絕對的皇帝權威,但是沒有動任何一位權臣;崇禎17歲登基,沒幾天就把當時的九千歲,朝中最大的閹黨魏忠賢給辦了,導致了朝局動盪。

嘉靖的政治手腕非常高。

對朝,玩弄平衡之術,無論是奸黨還是清流,在他眼裡都是王朝的有用之人,君不見嘉靖朝嚴嵩的嚴黨和徐階、高拱、張居正的清流鬥了近二十多年,嘉靖一直在他們之間玩平衡,耍權術,但是帝國的最高權力始終掌握在嘉靖手中。

嘉靖要對付崇禎朝那幾個東林黨,那還不跟玩似的,無論是周延儒,還是溫體仁,這些三流首輔根本就不是嘉靖的對手,嘉靖要掌控朝局要比崇禎皇帝輕鬆得多。

對外,嘉靖皇帝估計用像當初用胡宗憲平東南倭寇的方式來解決遼東問題,放心使用經略大臣專心對付努爾哈赤,給予一批能力強如戚繼光、俞大猷似的的將領長駐遼東,文武並濟。

對內,明朝末年的經濟幾乎處於崩潰邊緣,這一點對於嘉靖來說是短板,你讓他花錢能行,讓他掙錢有點難度,但再怎麼有難度,他做的肯定比崇禎強,因為嘉靖手上會有一張王牌——魏忠賢

魏忠賢幹好事難,但幹壞事那就是他的專業了,撈錢的事兒交給魏忠賢,那簡直是找對人了,按照嘉靖的性格,估計會和魏忠賢七三開的,但也總比崇禎皇帝手下那幫東林黨來得強,東林黨也是給皇帝三七開,不過三是皇帝的,七是東林黨的。魏忠賢雖然在政務能力上比不上嚴嵩,但在掠奪富裕階層財富上就比嚴嵩能力強了。

綜上所述,大明朝要延續國祚,唯一隻能換皇帝,大明朝十多位皇帝中,我覺得嘉靖皇帝朱厚煾是最合適的。


沉墨I方之城


明朝末年,張居正之後沒有人能救。明亡於萬曆,個人認為不是因為幾十年不上朝,而是張居正死後的清算,如果張居正活著,你搞一下,都可以,但是張居正死後,派兵圍住張家,餓死不少張家人,為大明辦事,死後自己被清算,禍及家族,這就讓人寒心了。大明皇帝最大的缺點就是缺乏擔當,除了正德皇帝,天啟皇帝,其他的明朝皇帝總是想著讓臣下背鍋,好處都是自己的。正德致死不禍及大臣,正德年間,蒙古南下被有效遏制。後繼嘉靖太過玩弄權術,把自己玩懵逼了,蒙古多次破關而入,倭寇橫行,皇帝貴族官紳躲在高牆之內,坐視敵人施虐百姓,恥辱。天啟死保魏忠賢往死裡整東林黨,就要成功,解決萬曆造成的黨爭之禍,結果無奈英年早逝。崇禎傻帽憤青一個,發現不對已經晚了,最後變成一個橡皮圖章一步步被自己的臣子帶溝裡去,吊死在煤山。明末幾個傑出的人物:洪承疇(個人認為排第一,足夠的政治軍事能力,個人認為其為張居正之之後明朝唯一的能改變明朝結局的人,有能力有魄力,有鬥志的政治家軍事家。雖然投降滿清,畢竟是已經被俘,而且那個年代,哎,唯一的汙點,無可救藥的汙點)孫承宗(個人認為位列第二,足夠的閱歷,遍巡九邊,瞭解明朝邊境危機,民間真況,軍隊實情。足夠的資歷,天啟皇帝老師,足夠的政治智慧。缺點就是缺乏狠勁,不夠毒辣,魄力稍微欠缺)天啟皇帝(個人認為排第三,身居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不瞭解明朝具體情況,這是他最大的缺點。但身為皇帝,擁有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高智商,手下有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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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孽不可活,歷史的車輪不可倒退。

神仙都救不了,因為老朱天生黃泉天授,遇神殺神,遇仙殺仙!逼得吳承恩只能說神話!寫就《西遊記》,補了新的神仙,“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鑑戒寓焉”,成全小百姓們的心靈安慰。當時的官員也只能在《封神演義》中求得不死滅的輝煌!在《西遊補》中給了人們恍惚言語自由。人們藉著對包拯、海瑞、況鍾等刻畫,了卻白日的無奈!這就是明朝"禁書"遍野的寫照,人們的生活!

而要想救那就只剩一招了,只有輪迴才能救明朝,可以重來一把,好多正宗的明粉正如此祈求呢,管它是黃粱美夢,還是春秋大夢,反正他可以有六道輪迴呢!不過人道已過,再說人話就難了,不過平時也是經常不說正經話,無所謂了。

河南鶴壁《扯淡碑》就說明了這一切!明朝遺民的心態。

其上的刻辭,言辭謊誕不羈,讓人浮想聯翩。碑的正面上端橫鐫“扯淡”兩個大字“扯淡”二字之上又橫刻“再不來了”四字,碑的中間大字為“泰極仙翁脫骨”六字。

右側豎行小字是:“翁燕人,水木氏,明末甲申年訪道雲夢山修真,事蹟已詳載甲申紀矣,餘等不敢再贅。” 左側豎行小字是:“生不言壽,莫考其紀,或曰一十有二紀,卒曰然,四空門人清,琴棋書畫,抱病老人立。” 碑的後面,正中豎刻“為善最樂”四個大字。左側小字是“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鬼神不欺貧”。右側小字是“有人問我修行法,只在虛靈自然間”。 “

“泰極仙翁”是石碑主人給自己起的道號,碑的主人自稱來自北方燕地,水木氏。燕地一般代指河北,“水木氏”合起來就是一個“沐”。碑的主人不明言自己姓甚名誰,閃爍其詞,既隱又不想隱,避禍而來此地隱居,訪仙修道只是掩蓋行蹤的藉口。至此,他的身份就浮出水面,沐姓明末遺民,自京城逃來此地避禍。明初勳臣姓“沐”者以沐英一族最為顯赫,世封黔寧王,鎮守雲南邊境。碑的主人也許是沐英一族,前半生盡享榮華,一朝有難遠避隱居草野。

"坐看"改朝換代、物是人非。在漫長的隱居歲月中,回首一生,泰極仙翁深感人生虛無,臨終留下一切都是“扯淡”、再不想來人世的遺言。

到此不知宵小明吹作何感想!

《紅樓夢》的《好了歌》:“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泰極仙翁”,用一生的智慧才總結出人生的終極追求是什麼?那就是“善”。可惜那個朝代再也無法了聞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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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許多大人物都能挽狂瀾於既倒,但崇禎帝沒很好地用好這些能人,他錯誤的判斷力、失敗的協調能力以及大局觀致使明朝在他的瞎折騰中覆滅。我先說出五個最能挽救明朝的人,分別是袁崇煥、洪城疇、盧象升、孫傳庭以及楊嗣昌。

1.袁崇煥、洪城疇毀於崇禎錯誤的判斷力。

現在史學界有句公認的話,就是‘崇禎殺了袁崇煥是自毀長城’。袁崇煥的死,死於崇禎皇帝的錯誤判斷力,他認為袁崇煥擁兵自重,勾結皇太極,演繹了一出北京城下的自衛反擊戰,咬定他通敵,便義無反顧地凌遲了袁崇煥。殺袁崇煥影響很大,可以說是寒了很多將士的心,很多文臣武將都不敢與崇禎帝推心置腹了。

在松錦之戰中,崇禎錯誤的判斷力認為可以進軍,逼洪城疇孤注一擲,最終九邊精銳盡失,明朝最後的主力覆滅。

李自成也是因為他的判斷力失誤,沒有斬盡殺絕殘餘農民軍勢力,才導致李自成的18騎死灰復燃。


2.盧象升毀於崇禎的協調能力

崇禎是個出了名的推卸責任的皇帝,沒有絲毫擔當,死要面子活受罪。在皇太極帶領十萬大軍繞道蒙古侵犯時,崇禎明知高啟潛楊嗣昌等主和派與盧象升主戰派矛盾很深,而崇禎自己也拿捏不定,傾向主和但又不敢明說,最後還讓高啟潛監軍 ,斷了盧的兵源,導致名將盧象升寡不敵眾以身殉國。

3.孫傳庭毀於崇禎的大局觀

在所有名將都死了之後,崇禎終於想起了還在獄中的孫傳庭,這個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十八騎的男人。在李自成百萬大軍以燎原之勢席捲而來時,本應避其鋒芒固守潼關,而崇禎卻認為開封要守,讓孫傳庭放棄潼關出關迎敵導致最後身敗。

傳庭死而明亡!


我不是賀南星


最有可能挽救大明的有三個人,一個核心,兩個關鍵:核心是崇禎皇帝,關鍵是熊廷弼和孫傳庭。

先說說崇禎皇帝,他年少即位便剷除閹黨,重新啟用袁崇煥,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上,都給黑暗的明末帶來了一絲曙光,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而崇禎初年,也是君臣最為上下一心之時。當時關外的滿清雖已步步緊逼,頻頻寇關,甚至一度打至京城下。但明朝的遼東野戰軍尚有實力與八旗對戰,仍具備足以震懾滿清的軍力。而關內雖然農民軍已起,當其勢力仍不足以撼動明王朝。



換言之,此時的明朝還有很大的振作機會存在。如果此時崇禎能明白滿清的強大已非十年八年能戰勝,認清袁崇煥“五年平遼”計劃的不切合性,採取韜光養晦之策,對滿清能貫徹以戰促和,儘快達成與滿清的和談,從中抽身來剿滅闖賊,安撫百姓,恢復生產,重修內政,整頓軍備,填補財政。數年以後,大明將很有可能擊敗偏居關外的滿清!

身為大明皇帝,崇禎才是明朝的核心,大明要何去何從,要向哪個方向發展,決定權始終在他身上,臣僚們不過是提議和執行罷了。



可惜崇禎剛愎自用,猶豫不定,獎罰不明,在攘外和安內之間搖擺不定,首鼠兩端,最終才讓明朝在雙線作戰中越陷越深,錯失了很多翻盤的機會!

再說說熊廷弼和孫傳庭,此兩人一個關外一個關內,對大明的危局而言,可謂是擎天玉柱。

熊廷弼的抗金(滿清)方略是非常有遠見和成效的。他本人更是知遼知滿的一線大員,對明朝來說作用巨大。



早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就被受命巡按遼東,對當地的軍政情況瞭如指掌。薩爾滸慘敗後,明軍關外精銳盡失。

但此後,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遼東抗金局勢便立馬有所好轉。他到任後招集流亡,整肅軍令,造戰車,治火器,浚壕繕城,守備大固。



以守代攻,一步步鞏固遼東戰線,避免後金勢力進一步擴大。可以說,熊廷弼的存在是大明的一顆定心丸。無奈被那個王化貞所誤,致使兵敗,廣寧失守,獲罪而死。

最後是孫傳庭,他在剿滅農民軍的戰爭中表現出色,先敗高迎祥,後又與洪承疇一舉擊敗李自成,使其一度僅剩18騎突圍。在孫傳庭的努力下,關內的局勢曾一度好轉。無奈又是崇禎,使其下罪入獄。



最後在大廈將傾之際,崇禎又啟用孫傳庭,最後又是崇禎,狠狠的坑了他一把,催促他出關應戰,在軍備不足的劣勢下兵敗身死。因此,也有人說:“孫傳庭死而明亡”!


這些歷史要讀


重建明朝我覺得只有一個人有這個才能和機遇,那就是張居正。張居正無論文治武功財政,都可以說給明朝重新換血,扶大廈於將傾。

在財政上,張居正不收糧食,直接收銀子,統一了稅制,充實了國庫。軍事上,張居正手下可都是精兵強將,一個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倭,一個李成梁,在東北打蒙古人和女真人,也就是後來的滿清的老祖宗,包括滿清的建立者努爾哈赤都是在他手下幹活的。文治上,張居正把天下的書院都關了,不讓文人瞎逼逼。

往後讀歷史,你就知道明朝全部亡在了張居正做的好的地方,財政崩潰了,東北守不住,這次不要緊,關鍵是江浙文人還瞎逼逼,東林黨爭沒完沒了。

張居正之後,無論後面的人怎麼去補這個窟窿,都補不上,因為後面的人一來沒張居正這麼大的權力,二來朝政過於分裂,各方勢力分歧太大。

所以,無論後面的武將多厲害,打仗多牛逼,都不行,因為沒人有才能,有權威把整個制度建設起來。財政崩潰,內鬥不絕,武將反而最容易吃盒飯,你想想,你出去打仗,打著打著沒糧草了,農民造反了,或者打著打著朝廷裡有人告你狀,都是非常致命的,更不用說最後出了一個崇禎,疑心重,又沒有他老祖宗朱元璋的才能,分分鐘要完。

明朝官場已經基本固化但是把亡國推後一些年還是做的到的,事多壞於君子之手,而非小人,個人認為的能挽回大局的人並不是後世歌功頌德的那些貨。當然,張居正一人不足以定天下,還需要下面這些人鼎力相助。

1.閹黨,並不一定指的魏忠賢,魏忠賢等太監是皇帝的家奴,皇帝的威望在頭幾代雄才大略之人死亡後,手中權力下降是必然的,此時特聰明的皇帝會挑起文官互鬥維持政治平衡,不太聰明的就去培養宦官來制衡文官,魏忠賢的作用就表現出來了。這貨拼命打壓文官,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真的是改革,不是騙人的)來維持朝廷運轉維持皇家權威,在魏忠賢執政時期邊關從來不缺軍費,民間起義也不多。最重要的是可控性高,要失控跡象可以隨時扳掉。魏忠賢本人其實可以殺,但是打擊閹黨讓東林黨一派獨大,政治失衡,這是最要命的。

2.洪承疇。這個就不多說了,這貨材能是頂了天了,在他之前的滿清基本就是一個大部落,洪承疇幫滿清規劃了政治制度,確定了儒家思想的指導,幫助建立了官場制度,明朝要是能重用可以往後脫幾年,只不過以明朝朝廷形式,不太可能,可惜最終還是降清。

3.阮大城,這人主要是聰明,極有政治眼光,只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自己搞砸了,成為笑柄。後又心理變態打擊報復,但才是有的,可以用來搞外交,就像蘇秦那樣,不過明朝沒有外交,基本也沒戲了。


動漫逍遙嘆


七個月的時間內對後金七戰七勝的袁可立了解一下!

袁可立(1562.4.25-1633.11.12),字禮卿,號節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初任蘇州府推官。萬曆二十三年升山西道監察御史,當年五月初九日因直諫罰俸。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又因直言進諫而被罷官回籍長達二十六年。直到明光宗泰昌元年才被複起為尚寶司司丞。天啟二年與孫承宗一道侍經筵、為帝師。同年三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因撫登期間戰功卓著、策反努爾哈赤女婿劉愛塔而被清禁燬傳記和著作。




現在的我們看明末歷史更多的目光都被魏忠賢、崇禎、袁崇煥和毛文龍所吸引,由於傳記和著作遭到禁燬,更加重要的袁可立反而被忽視了!這極其重要一環的忽視,使得我們現在看明朝的遼東戰略總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但事實上關寧錦防線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跟袁可立打造的登萊——東江防線連在一起的。戰歌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過這條巨大的戰略防禦線,它並非只是簡單的玩塔防,而是基於防守反擊戰略所打造的一條攻守兼備的戰略體系。無論孫承宗、袁可立、袁崇煥、毛文龍等都是這條戰線上極其重要的一環,如果你單看他們中任何一人難免有支離破碎之感,只有通過這條戰線將他們都聯繫起來才能發現諸多不合理都具有相當考量的。


王化貞於關外慘敗,十四萬大軍損失殆盡,一時朝野震動,京師戒嚴。無奈天啟皇帝只得將孫承宗、袁可立兩位帝師派出坐鎮,孫承宗鎮關寧、袁可立鎮登萊。天啟二年四月十四日,袁可立受命趕赴登萊。途徑金鄉時遭遇白蓮逆軍,袁可立六十歲的夫人上陣擂鼓助威‘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袁可立撫登萊三年,銳意規劃、厲兵秣馬、整肅軍紀、打造戰船、操練水師,積累戰船四千艘,組建了一支五萬人的水師陸戰隊以便隨時支援大將沈有容、張盤、毛文龍等,於孫承宗的關寧互為犄角。在袁可立的努力下,大大牽制了後金的力量,使得孫承宗的關寧地區壓力大減。



自天啟三年三月至天啟三年十月,七個月的時間裡袁可立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對後金七戰七勝:

一戰於旅順,收復廣鹿、平山等島。天啟三年三月,袁可立親自從他訓練的水師中挑選精兵三千六百人,命總兵沈有容率領先於旅順登陸。後又令副將李性忠率領數千遼東精兵相機攻取廣鹿、平山等島,以打通跟毛文龍的海上通道。同時又命毛文龍從東江出兵與沈有容聯合希望能攻取固榆關。此戰雖然沒有能等到時機攻取固榆關,但是‘舳艫相接,奴酋膽寒’,被沈有容連敗幾陣後不敢再出。此戰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策反後金復州總兵劉愛塔。

二戰於旅順南四衛。天啟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命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策應於南,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江九連城”抄襲於北。又命朱家龍從千家莊出襲,王輔從鳳凰城進軍。此戰在沈有容的有力配合下,毛文龍兵分兩路,一路一舉收復金州和旅順,另一路八千步騎大軍在毛文龍的親自率領下沿鎮江、湯站一線反覆剿殺後金軍。此戰毛文龍軍戰功卓著、斬獲頗豐。


三戰於旅順、金州一帶。天啟三年春夏間,為報復之前袁可立攻佔金州、旅順,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金州、旅順一帶的百姓。剛剛收復的金州、旅順在這時又被奪去。為了救民於水火,袁可立令所練水師全部出動並聯合沿海各島守兵出擊同時令毛文龍出擊後金後方以為牽制。此戰袁可立軍成功解救了大量百姓,這些百姓中的青壯極力要求參軍恢復故土,袁可立擇其優者編入軍隊。

四戰,再次收復金州、旅順。當年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軍隊和之前從解救百姓中選出的精銳一舉攻下金州,並乘勝收復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里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五戰用火攻大敗後金軍。當年秋收之時,駐紮在復州的後金軍隊四出搶糧,擄掠百姓。憤怒於敵人暴行的袁可立立即致書沈有容授以火攻之計,‘公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將吏用命,於是年九月乘風縱火,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為之一空。’。此戰獲勝後,袁可立料定敵人必定會大舉報復,於是就開始籌備伏擊。

六戰,伏擊,大獲全勝。當年十月初,後金兵果然兩路大出,希望攻取金州、旅順報復袁可立之前的火攻戰。袁可立利用遼民對敵人的痛恨,全線出擊,大敗敵軍,兩路敵軍幾乎全軍覆沒。

七戰,再次設伏,收復復州和永寧。料定敵人不甘心連遭失敗的袁可立令大將張盤率領明軍於金州城中設伏。認為明軍懼怕自己勢大而撤退的後金兵大搖大擺的進入金州,結果被張盤迎頭痛擊,張盤趁機接連收復重鎮復州和永寧。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為“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殫精竭慮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復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里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金州和旅順等地的收復,使登萊、旅順、皮島等地連為一線,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同時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並完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內部糧食等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終袁可立之任,後金與明軍連戰連敗,竟然沒有了再戰的勇氣。趁著大好局面袁可立同孫承宗積極準備,待時機就以孫承宗出寧錦、袁可立督大軍沿金州和復州北上、令沈有容聯合毛文龍從東江出擊後金後方,如此一來收復全遼指日可待。但是(真不想用這個但是),就在孫承宗、袁可立積極整軍備戰的關鍵時候。先是孫承宗因為部下馬世龍受騙遇伏兵敗。然後面對並沒有什麼失誤的袁可立竟然有一部分御史以袁可立‘勞而無功’為名上書彈劾袁可立,逼的天啟出面表態‘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就這樣還是沒有平息對袁可立的攻擊,隨後袁可立為了避免陷入內耗,接連九次上書辭職,天啟皇帝為了大局考慮都不允許。但是對袁可立的攻擊愈演愈烈,天啟為了保護袁可立,在他第十次上書辭職時只得批准。就這樣好不容易取得的大好局面被徹底終結。

看多了明末的史料戰歌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明朝並非敗給了敵人而是敗給了自己。

【參考資料:《三朝遼事實錄》、《節寰袁公傳》、《睢州志·袁可立傳》、《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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