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2月2日，詹姆斯·喬伊斯出生於愛爾蘭的都柏林。長篇小說《尤利西斯》是這位偉大作家的代表作，被後世讀者奉為文學經典，但在其出版之初，卻遭遇了一系列牴觸和批判。
“他是當今無生命文學的高級教師。他用一種象形文字寫作，連他的崇拜者和高徒都破譯不出來。他將自己埋在埃及方尖塔下，塔上的字沒人能讀懂。”
——亨利·米勒評詹姆斯·喬伊斯
要說《尤利西斯》是文學名著，如今不會有幾個人反對了。這本書看的人不多，看不懂的人，也不敢說它的壞話。世界各國的圖書館引進它，權威報刊的文學名著盤點不會遺漏它，它像一塊寶石，看到的人都被它的光彩吸引，但在最初，《尤利西斯》不但賣得不多，還給出版社惹來了麻煩。
《尤利西斯》
它遭遇政府封禁，也曾被告上法庭，上世紀二十年代，英美當局迅速燒燬了已出版的《尤利西斯》，這本書以地下讀物的形式流傳市場。
出版人西爾維婭·碧治是塊硬骨頭，她也是《尤利西斯》出版的推動者之一。為了反抗封禁令，她秘密出版了八個版本的《尤利西斯》，這些書如同邊境線的無國籍逃難者，在當時的美國，“協助進口《尤利西斯》——就算僅僅一本——的工作人員，也會受到5000美元的罰款和上至10年的監禁。”
《尤利西斯》為什麼讓英美當局如此恐懼？因為這是一本“淫穢”、“離經叛道”、“令衛道士身心不適”的書。它用上百頁描繪了都柏林一天的日常，這個日常既有愛爾蘭美輪美奐的景觀，也有現代社會道德敗壞、人心浮躁的一面。喬伊斯不滿足於白描，他深入刻畫人的內心，包括性慾、殺戮欲乃至一個紳士內心的邪念。在《尤利西斯》裡面，人的七情六慾都原形畢露，喬伊斯不用道德律令操控小說，他想要瓦解的就是維多利亞時代森嚴的戒律清規。
據瑪格麗特·安德森透露，當她和簡·希普在《小評論》上連載《尤利西斯》時，她們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抱怨信。其中一封寫道：
“我認為這是所有玷汙了印刷品的文字中最該死、最骯髒的，簡直是一派胡言……這種該被詛咒的、地獄般的穢語來自滋生汙濁的人心，並且在汙水中繁殖。我無法用言語形容我對此書的厭惡，哪怕是模糊地形容也做不到；我憎惡的不是偶爾滲出的汙泥，而是他們的思想已腐爛到竟敢一遍又一遍地用腐臭的淤泥和汙水來汙染這個世界。”
早在《尤利西斯》剛剛出版時，傳教士、保守派就對這部小說大發雷霆，與之相對的是龐德等現代派文藝青年對這本書的聲援。針對《尤利西斯》發起的兩軍對壘，不只是對喬伊斯小說的分歧，也不只是性開放者與性保守者的對峙，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美學經驗的對抗。一場具有破壞性的文學革命由現代派發起，進攻對象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和文學審美。在這場戰役中，喬伊斯提供小說炸藥包，奎因給予出版的資金，龐德、安德森等詩人做好輿論戰，莎士比亞書店伸出援手，而《尤利西斯》正是這場戰役的重中之重。
如《最危險的書》作者凱文·伯明翰所說:“現代主義所要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經驗論，這種已持續一個世紀的經驗論過度信任永久的技術進步、權力和商業的不斷膨脹，以及齊整的、淨化的且可永遠接受公共檢查的事物秩序。”顯然，伯明翰站在了現代主義的一方，他認為：《尤利西斯》是現代文學革命的原型。革命性是整本書的一個關鍵詞，什麼是革命性？為什麼《尤利西斯》及其出版具有革命性？它又是怎樣從一場先鋒運動蔓延成整個文化圈子的革命的？由此至終，伯明翰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在伯明翰看來，現代主義之所以能成立，必須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證明它有“革命性”？這就要看它是否對文學傳統具有顛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動搖了主流文學趣味的根基。所以，《尤利西斯》的敘述體現了“反秩序”、“反經驗”的態度，喬伊斯等現代派反對的不只是權威，還有人們習以為常的對秩序的服從，現代主義要提煉的正是秩序隱匿的“不可言說之事”。
《尤利西斯》“飄蕩著爐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它“像決堤的陰溝淹沒整座城市，帶來充滿病毒的汙穢瘴氣”。大英帝國的警察系統和正風協會勃然大怒，《尤利西斯》讓它們想到了另一本淫穢之書《虹》，那本書的作者勞倫斯在英國是出了名的“色情寫手”，最驚世駭俗的作品就是描寫偷情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那段時間，《虹》被警方當眾焚燬，英國當局宣佈，他們“會把淫穢物品傳播人員投入監獄，對堅稱淫穢內容是‘藝術’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絕不手軟”。
“淫穢”成為阻止《尤利西斯》出版的巨大堡壘。喬伊斯不得不輾轉國外，尋求新的發表或出版可能。瑪格麗特·安德森、西爾維婭·碧治繼續支持他，她們以自己的事業做賭注，懷揣著巨大的勇氣來傳播《尤利西斯》。諷刺的是，這本被衛道士們斥責毒害女性的小說，卻成了許多女性的心頭好，它蘊含著一股巨大的魔力讓女性傾注同情，少有這樣一本書，事無鉅細地還原了她們的日常生活與心理狀況，《尤利西斯》是真實的，她們捍衛的不只是小說，也是藝術家對真實的信奉。
世界各國的審查者加重了警覺，他們在謀劃聯合封鎖《尤利西斯》的傳播。喬伊斯所處的時代，是維多利亞遺風猶存的時代，一個道德保守的時代。在當時的英國，連自慰都被認定為犯罪，大眾講出“胸脯”、“大腿”等字眼，會被視為猥褻，甚至女性在公眾場合露出腳踝，也會被視為不雅。
喬伊斯
如果喬伊斯能妥協一些，在被警告後乖乖刪除他的色情描寫，興許權威們會網開一面。可誰讓他是喬伊斯，一位喜歡聽獅子吼聲的愛爾蘭人，一位在二十歲就向詩聖葉芝發起挑戰的狂徒。
他不但挑戰保守的道德觀，也對文學權威不屑一顧。而且，他還不把讀者放在眼裡，他的小說從來不迎合讀者，只為了表達自己的藝術主張。
文學權威並非無法接受敘事實驗，他們耿耿於懷的是《尤利西斯》的內核。同樣是敘事革新，《追憶似水年華》的內核仍是古典的、莊嚴的，而喬伊斯恰恰相反，他是現代的、絕不妥協的。普魯斯特自有其貴族式的溫和，而喬伊斯骨子裡要反抗，無論《尤利西斯》再怎麼詰詘聱牙，它都流淌著市民氣息，它要寫的終究是權威看來流俗不堪的事。所以，文學權威、審查部門聯合正風協會的同仁們絞殺《尤利西斯》。
不只是道德問題，《尤利西斯》顛覆性的表達也令人不悅。《尤利西斯》對傳統批評家和讀者而言充滿冒犯，他們看這本“天書”，彷彿透過紙面就能聽到喬伊斯對傻子的嘲笑。這是一種完全陌生的敘事風格，也是對傳統閱讀經驗的衝擊。在老派批評家看來，經典的小說不僅要有故事，還要優雅得體地講好一個故事，可《尤利西斯》非但支離破碎，還貫穿著對優雅的嘲笑。
於是在1921年，《尤利西斯》在美國和英國遭禁，《小評論》雜誌被送上法庭。《小評論》被美國郵政查禁的原因並非色情，而是由於當權者認定這是一本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刊物。慷慨的約翰·奎因為安德森和希普辯護，但他不抱希望：“這是個清教徒國家，你們刊登了《尤利西斯》這樣的作品，肯定不能逃脫法律的懲罰。我無能為力，但我會擔任你們的辯護律師。這場官司從一開始就輸定了。你們兩個真是傻子。”他尊敬喬伊斯，但斥責安德森的愚蠢，因為後者於1917年在報上聲援了兩個無政府主義者，引起了聯邦官員的注意。
1922年以前，評論家對《尤利西斯》的看法多是“就作品談作品”，但當《尤利西斯》被送上法庭，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它濃縮為一個符號——刺向審查與陳舊觀念的符號，《尤利西斯》演變為認可言論自由的公民積極支持的一項事業。
那場法庭辯論以《小評論》的勝利告終。1933年12月，伍爾西法官宣告《尤利西斯》並非淫穢讀物，可以進口。經過十二年的努力，《尤利西斯》終於得到法律的承認，隨之，關於它的討論如颶風般席捲各大刊物。這十二年不僅促成了一本書的合法化，也在潛移默化中推動了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一次重大變革。
有趣的是，蘭登書屋創始人貝內特·瑟夫在回憶錄《我與蘭登書屋》一書中坦白：“《尤利西斯》案件”是他與律師莫里斯·恩斯特的“傑作”。他們僱人帶了本《尤利西斯》通過美國海關，當海關人員即將放行，那人故意露出《尤利西斯》，誘導海關沒收。為確保案件勝訴，貝內特·瑟夫特意摸清了約翰遜·伍爾西法官的背景、立場、審美趣味，並囑咐律師選擇伍爾西在紐約的時間提起訴訟。果不其然，支持創作自由的伍爾西法官否定了“希克林原則”，他認為：不能因為一個作品包含個別色情描寫，就斷章取義地推定整個作品淫穢……《尤利西斯》只是以悲情筆法描述了男女內心生活，並不存在什麼淫蕩思想。（何帆：《淫書、黃片和法院》）
那之後，《尤利西斯》因禍得福，從違禁小說變成了年度暢銷書，這是一場屬於出版社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革命的光輝時刻。如果說在1922年，文化界人士只是察覺出文學世界河面下的暗流，那麼在此時，他們已經深刻意識到自己正身處“旋渦”，自此，西方文學進入了新的時代，那是一個屬於喬伊斯、卡夫卡、普魯斯特的時代——文學的革命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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