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一句話，形容清末以來的革命是“廣東人領頭，浙江人出錢，湖南人拼命”。這也造就了許多廣東軍閥，有一些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挺高，甚至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有著“南天王”之稱的陳濟棠，其治下的廣東曾割據一方，幾乎是一個王國。
八一南昌起義後，陳濟棠的部隊對南下的起義軍圍追堵截，深得蔣氏讚許，後來蔣氏幫助陳濟棠在廣東進一步做大做強，將廣東的稅收大部分返給陳濟棠，陳濟棠擴張軍備，成為威震一方的“南天王”。
“南天王”陳濟棠
不過，陳濟棠對蔣氏也不是完全忠心，因胡漢民被軟禁，陳濟棠與蔣氏兵戎相見，且從第一次“圍剿”紅軍時，陳濟棠就看出蔣氏假借“圍剿”紅軍之名，行兼併各路軍閥之實。雖然陳濟棠手下海陸空三軍俱全，但他明白，自己一時間無法和蔣氏抗衡，所以“圍剿”紅軍出工不出力，讓紅軍作為他和蔣氏之間的屏障。
1932年2月，陳濟棠接到了蔣的電話，要他出兵解救被紅軍圍困的贛州。陳濟棠極不情願地派了一個旅，結果中途中了紅軍埋伏，損失兩個營，而陳誠的中央軍則趁機解了贛州之圍。氣得陳濟棠命令部隊“今後與紅軍作戰要特別慎重，各部均以固守為主，不要輕易出擊”。
陳濟棠的空軍裝備了德國進口的亨克爾-111轟炸機，當時非常先進
1934年4月，陳濟棠的部隊曾一度佔領了蘇區的部分土地，不過在白崇禧的建議下，陳濟棠開始在江西與廣東交界處建立封鎖線，修築堡壘，囤積物資，確保紅軍不能打進來，同時也不主動招惹紅軍。
陳濟棠與蔣氏的矛盾，被紅軍看在眼裡。敵人之間的縫隙，就是紅軍生存的機會。紅軍想方設法與陳濟棠取得了聯繫，1934年7月，周恩來的特使到廣州與陳濟棠會面，表達了紅軍願意與陳濟棠合作的主張。
何長工
這對陳濟棠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事。實際上，雙方在此前私下接觸甚多，老蔣封鎖蘇區，不讓糧食藥品進入蘇區，企圖把紅軍困死。這邊封鎖得嚴嚴實實，陳濟棠的部隊卻悄悄與紅軍做生意，大發橫財。
1934年9月，雙方來往更加緊密，何長工與潘漢年作為紅軍代表與陳濟棠的代表達成一系列協議，主要內容就是雙方停戰，建立溝通渠道，允許紅軍持通行證進入廣東。此時，紅軍已經準備突圍轉移，這一協議對紅軍有著重大意義。
不過在1934年10月中旬，蔣氏發現了紅軍轉移的意圖，調集部隊準備將重點放在湖南，由薛嶽與何健的部隊圍追堵截。他命令陳濟棠在粵湘邊界堵截紅軍。他想的是，不管紅軍往那邊走，中央軍都可藉機會跟進到廣東來。如果紅軍懼怕何健與薛嶽的大軍，強行從廣東過境是最好的，到時候雙方打得兩敗俱傷，蔣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這是個“一石二鳥”之計。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示意圖
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紅軍會從廣東突圍，更沒想到的是，陳濟棠已經和紅軍合作了。陳濟棠的部隊主要在贛州以東，沿桃江向南建立防線，防線上構築大量堡壘，有的堡壘有三層樓高，對於裝備較差的紅軍來說極難攻克。當然這都是給蔣看的，或者萬一紅軍想偷襲也好有個防備。
幸運的是，紅軍無需攻打這些堡壘，雙方早已約定，紅軍只借道廣東，絕不進入廣東腹地。粵軍只要不主動攻擊紅軍、不阻擋紅軍前進，紅軍也絕不攻擊粵軍。就這樣，1934年10月，紅軍開始突圍。此前，紅軍已將突圍的時間與路線告知了陳濟棠。陳濟棠看到紅軍沒有進入廣東腹地的想法，就通知部隊給紅軍放行。
不過，不是所有粵軍都知曉上層之間的默契。有的粵軍軍官不明就裡，粵軍第1軍第1師3團團長彭霖生與教導團團長陳克華倆人商量，覺得就這麼讓紅軍過去，實在太便宜紅軍了，想著趁紅軍大部隊沒到，給紅軍先頭部隊一個“下馬威”。
誰知，紅1軍團行動迅速，還沒等這倆人反應過來就包圍了他們。這倆草包眼見形勢不妙，帶著部隊丟下所有重武器與物資倉皇逃跑，
回去捱了第1軍軍長餘漢謀一頓臭罵，陳克華還丟了官。粵軍關於不準與紅軍交火的命令，只傳達到團一級，因此有的基層分隊與紅軍發生了衝突，但規模都不大。就在這些小衝突中，紅3軍團第4師師長洪超不幸犧牲，系長征以來紅軍犧牲的第一位師長。到25日，紅軍全部渡過桃江，成功突破第一道防線。
兵法雲，“上交伐謀，其次伐交”。高明的戰略家會盡可能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避敵鋒芒。蔣氏只會在地圖上畫來畫去，對著下屬吆五喝六，根本不會想到，在他自以為高明的時候，紅軍已經把他的下屬們安排得明明白白。一個“一石二鳥”的計劃，結果卻是“兩隻鳥都安全飛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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