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为"战国三杰"，论军事才能、战略谋划及政治智慧，前两者都不亚于德川家康，甚而有超过的嫌疑，然而他们都未能建立长久性霸业，唯独德川家康这个后起之秀建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德川家业，莫非这就叫"后生可畏"、"为他人做嫁衣"？

其实，德川家康能建立二百年家业，与他审时度势，能够抓住各方面有利因素不无关系，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法理、政治、思想诸方面。

军事上一战定乾坤

尽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打江山时也都统一了日本不少地方，丰臣秀吉更是在1591年便掌控整个日本，但还是缺少关键性一战以威慑天下，而从1592年起，秀吉又在5年内持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劳民伤财，无功而返，导致社会怨声载道，这就注定其成不了大器。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位敌手一个被杀一个病死后，德川家康知道机会来了，为让各藩大名知晓他的厉害，决定通过一场战争定下基调，从而将国家主导权夺在自己手中。

在万事俱备后，1600年便发动了关原大战，一举击败效忠于丰臣秀吉子嗣的摄政，迫使他们认清形势，再不与家康作对，这样德川家康就为未来长久性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法理上让天下无话可说

一个新政权要想得到天下人认可，必须具有合法性，光靠军事上的打压是无法做到行稳致远的。德川家康心里很清楚，在日本千百年的历史中，天皇一直深入人心，虽然个别历史时期天皇甚至穷困潦倒，一些天皇去世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但这不代表天皇的地位在各阶层心目中已经消失。

天皇等于国家，无论他落魄还是富贵，他的存在总是意味着国家不倒。而要是谁敢弑君，那么他将遭到天下人群起而攻之，甚而灭其九族，相信这样的代价没有人承担得起。

德川家康是谋略家，自古以来大家都尊重天皇，深知天皇的重要性，他要合法合理地统治日本，必须得到天皇的承认和支持，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未必不是好事。

于是1603年他便前往京都，拜见天皇。几年来，天皇生活都离不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接济，而他们的用意天皇也心知肚明，故而当家康带着豪礼拜谒天皇的时候，天皇也就将"征夷大将军"头衔赐予他，这样家康对全国的统治也就名正言顺，合法合规，家康发号施令，便代表着天皇的旨意，谁敢不从？

政治上既实行等级森严的"身份统治"，又具有灵活性

为实现长治久安，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按照"士农工商"的标准来划分，将每一阶层乃至每个人的身份落实到位，并世代承袭，不准更改，亦不准相互通婚，并不时派员监视，这就如同"画地为牢"，这样的政治安排泾渭分明，那么谁还敢不遵守封建秩序？

1、从将军到底层民众呈金字塔形排列的严格等级制度

• 将军

将军是德川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原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今都由将军说了算。其他包括大名、天皇、武士、农民、商人、工匠乃至三教九流之辈，也都一律听从将军安排，昔日高高在上的天皇，如今只能屈居次位，配合将军统治国家。

• 大名

大名是日本各藩的藩主，是仅次于将军的统治者，也是德川幕府需要极力防范的势力存在。德川时代，各藩都有自己的财政和军队，而这两点恰恰是幕府的软肋，如何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至于以下犯上，兴兵作乱，就成了将军头等大事，务必抓紧抓好。

鉴于此，家康取得统治地位后，首先针对大名提出规范化要求，就是每个藩只能建有一座城堡，各藩藩主要对将军绝对忠诚；不准藩与藩之间订立盟约，结成盟友，为防范于未然，定期派员巡视；大名间原则上不许通婚，而要相互联姻，须事先得到幕府许可。为消耗大名财力，家康还要求大名为幕府建造各种宫室捐钱捐物。

德川家光是家康的孙子，他继承祖父的作风，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削弱大名的力量，他严格规定将军有权没收大名领地，并将其分配给信得过的领主。他还将大名进行细化，按照亲疏程度分为谱代大名、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显然外样大名是最不受将军待见的，因为当年关原之战中，这些外样大名曾与家康为敌。

为严格落实大名的效忠，家光建立了"参觐交代制度"。规定大名不仅要在藩地建一寓所，还要在将军所在的江户再建一座居所，这样便于其在两地轮流居住，期限一年。住到藩地时，"不容妇女出城"，即妻子不可同往；回到江户时，"不容火枪入城"，且须定期参拜将军。显然，政策出台后，要是有妇女出城，便意味着大名有背叛之心，而要是有枪炮进城，则表示有可能兴兵谋反，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 天皇

前文已经说过，家康建立幕府统治后，天皇已居于次要地位，不过为谋求长期合法统治，稳住皇室，幕府还公布了成体系的一套法律措施，即《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依照规定，朝廷公卿必须由幕府委任而非天皇，并且朝廷官员的领地由将军赐予。另外，按照法度上的要求，天皇还得安排一子嗣到德川家庙居住，以充当"人质"之用。

这些措施看起来已经够严密的了，但幕府依然不放心，还派个别官员住进将军设在京都寓所的"二条城"，以对皇室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这样就把将军的地位置于和天皇对等的位置，在全国起到了代天皇行使权力的职能，没有人再对将军表示异议。据说当时美国人都搞不清谁是日本的统治者，1857年，美国代表哈里斯在写信给幕府时，直接称将军为"日本皇帝陛下"，足见将军的影响力之巨。

• 武士

说起武士，将军便是武士的最高统帅，大名亦为掌握一定实权的武士，除大名外，其他武士又有上中下之分。十六世纪末，充当战士的武士在日本有50万之众，而一旦战争结束，幕府便对他们进行管理。

按照幕府武家法度、藩律管理之规定，武士之间禁止私下仇杀，并将武士规模控制在18万-21万之间，以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定。

• 农民

农民的地位以"士农工商"的标准排列仅次于武士，鉴于农村人口比重很大，80%为农民的实际情况，德川家康曾借鉴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对待农民的举措，即要求其不得私藏枪械，所有武器一律收缴，还扬言，"农民的生活就是要不死不活"。家光继任将军后，又强行要求农民到佛寺登记户籍身份，规定不许私下更改，同时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作出严格限制，禁止农民信仰基督教，这就强化了对农民的政治及社会控制。

• 商人及工匠

对于这类人的管理，大抵与农民相类，不仅要进行身份确认，其宗教自由同样受到限制，除此而外，他们还被安排负责治安，执行法律，侦查罪案。

• 其他三教九流之辈

德川幕府将社会上各色人等划分完毕后，对于不好划分的便以"边缘人"归类，诸如佛教僧侣、演职人员、文艺工作者、娼妓、"贱民"等。

不过娼妓和"贱民"是很难受到尊重的，幕府将娼馆、寺庙及刑场一律随剧院、餐饮业迁至市外，还将"贱民"分为"秽多"和"非人"，对他们另行登记造册，时至今日，这些从事殡葬礼仪、杀猪宰羊、屠宰家禽、肉制品加工买卖、皮革制造、拾荒、乞讨的"贱民"依然受到歧视。

2、充满灵活性的怀柔政策

德川幕府并非不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同时，也释放出一定灵活性，并没有将其一棍子打死，其中不乏怀柔的成分。

就大名而言，为笼络人心，家康允许众多藩主在财政上拥有自主性，只要他们对将军马首是瞻，不违抗幕府的命令，可以将藩位传给子孙后代。

就天皇而言，为改善其财政拮据状况，幕府会不时给予经济支持，这样即便内心对将军有所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

就武士而言，战时，他们曾分得名叫"知行地"的一小块封地，有权管理属地内的农民，并向其征收赋税，作为对各种军事活动的补助。统一大业完成后，武士们很少再回到封地，他们要么住在城市，要么居于乡镇上。住在城里的武士，他们准许佩戴两把剑，充当治安警察，或在行政部门工作；住在乡镇上的武士，他们被委以一定的官职，负责田地丈量、产量评估及赋税征收等，部分从事治安工作。

当然，其中不乏游手好闲之徒，但任何武士都能在年终从大名手中获得名叫"米禄"的薪水，这些薪水相当于他们原来封地的收入。除了生活无忧外，武士们的贵族身份还可以世代相传，并且中上级武士还有机会晋级，出任高官。对于这些利好，武士们自然心存感激，也就不会挑战幕府。

就农民及城市中的商人、工匠而言

思想上将佛教、神道及儒学相糅合并以总结出的理论进行灌输

为从思想上麻痹广大民众，软化他们的反抗意识，加强政治及社会秩序，德川幕府从佛教、儒学及本地神道中寻找有利于统治的哲学诉求，并以此作为理论加以宣传、灌输。他们首先总结出阶级性，认为社会天生就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每个人都要尊重阶级的存在并服从阶级的划分；其次他们着眼于道德，认为阶级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为无私奉献和各安其位，以此要求各个阶层的人默默地接受幕府的统治，如果违背，将受到道德的谴责；最后幕府向全体社会成员鼓吹德川家康的圣人之德，指出他一方面创立了不朽的基业，另外言行举止还具有垂教后人的非凡意义，更有甚者，他创立的社会体制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源自宇宙万物本身固有的秩序。

结语

面对德川幕府风平浪静的二百余年统治，人们不禁要为之赞叹，以为其所建立的制度非常高明，不然也不可能长盛不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蛮横地以坚船利炮践踏日本主权，恐怕幕府统治还要顺延下去，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将随之推迟或者不会出现，则日本近现代史也就将重新改写。

其实，幕府统治的手段并不复杂，而是有章可循的，首先关原一战的军事胜利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既震慑了天下武者，又为将来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其次德川家康及时向日本的传统最高统治者天皇拜赐征夷大将军，这就为德川幕府树立了统治合法性；再次对社会所有人等进行严格的等级划分，但不乏灵活性，其中的怀柔成分起到了调节作用，使得统治能够得到全社会的默然接受；最后从思想上强化政治和社会秩序，使得幕府建立的体制机制成为社会各阶层自觉自愿遵守的教条，反抗意识日渐淡薄。

看起来德川幕府统治下的社会像"一潭死水"，其实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倒也怡然自得，无忧无虑，比起近代日本对外穷兵黩武不时给人民造成心灵恐慌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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