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東地區，顧名思義就是河南東部地區，基本涵蓋今開封、商丘和周口一帶。該區域地處黃淮河之間的地勢低平地帶，土地肥沃，在遠古時期就是人類聚居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文化遺存豐富。但由於地處著名的“黃泛區”，泥沙淤積較厚，長期以來該區域的考古學文化探索滯後。夏商時期的一些古史傳說多有涉及該區域，今結合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考古勘察和發掘資料，對該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相關古史傳說進行初步整合，不當之處，尚祈指正。
一、豫東地區夏商考古發現
從考古實證的角度去勘察豫東地區的夏商考古問題，始於1936年，李景聃先生首次赴豫東商丘、永城等地進行的考古調查，發現了一批造律臺類型的文化遺存［1］。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鄭州大學、中美聯合考古隊等機構會同商丘、開封等地方文物部門，在該區域進行了大量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考古學界對豫東夏商考古極大的關注。總體來看，豫東夏商考古的發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二里頭文化遺存
歷年來在豫東地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存共有10餘處，分別是杞縣的段崗［2］88-242、牛角崗［3］、朱崗［4］、西伯牛崗，尉氏的要莊、西王村［2］88-242，商丘塢牆［5］等。除此之外，在周口地區的西華陸城和後於王莊、項城駱駝嶺、商水王田寺、太康方城等遺址［6］40-63，也發現有二里頭文化遺存。與伊洛地區比較，段崗遺址對應時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的二至四期；朱崗遺址對應時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的二、三期；牛角崗遺址對應時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的二至四期；塢牆遺址對應時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的一期。該區域二里頭文化時代基本始於二里頭文化的二期至四期，唯塢牆遺址早至二里頭文化一期。關於塢牆二里頭文化一期文化，鄒衡先生最初是認可的［7］95-182，後來又認為該遺址很可能是二里頭文化三期的嶽石文化遺址而包含了少量二里頭文化因素［8］64-83。鄒衡先生基於這樣的考慮，即商丘一帶是嶽石文化分佈區，僅塢牆一處二里頭文化遺址，這樣二里頭文化遺址在這裡就完全孤立了，鄒先生認為這很難解釋。有學者同意鄒先生的後一種認識［9］，也有學者認為其為二里頭一期文化的觀點很難成立，最大限度是年代上與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年代相當的遺存［10］。該遺址公佈的二里頭出土器物除1件平底盆為採集之外，其餘7件均出土於T1④層中，包括深腹罐2、高領罐1、甑1、斂口盆1、微斂近直口碗1、平底盆1和素面小罐1，深腹罐、高領罐、甑、平底盆均可以在二里頭遺址找到相近者，如T1④:1深腹罐近於二里頭一期Ⅱ·ⅤT104⑦:19深腹罐；採:7平底盆近於二里頭一期ⅧT14⑥B:12平底盆；T1④:4高領罐近於段崗二里頭文化89ⅡH36:15甕；T1④:5斂口盆近於段崗二里頭文化90ⅡT18②:1斂口缽；素面小罐可能是受嶽石文化影響的器物，故其性質應屬二里頭文化，年代約在二里頭文化一期晚段或一、二期之交。
（二）嶽石文化遺存
豫東地區的嶽石文化遺址較為豐富，在開封、周口、商丘地區均有分佈。經過發掘的遺址有杞縣鹿臺崗［2］88-242、鹿邑欒臺［11］、夏邑清涼山［12］443-519與三里堌堆［13］242-243、民權牛牧崗［14］與李崗［15］等，經過調查的同類遺址在商丘主要有虞城的杜集，柘城的山臺寺［16］、王馬寺與大毛等遺址。此外還有永城的明陽寺、造律臺，夏邑馬頭，商丘平臺寺，柘城舊北門，民權吳崗等［15］；柘城的孟莊、王馬寺，睢縣的兩河口，鄲城的汲冢、段寨，商丘縣的塢牆、潘廟，淮陽雙家等［17］。有學者對該區域嶽石文化進行過分期與年代推定［18］［19］119-122，筆者也曾對該區域內的嶽石文化分期做過分析，大致對應嶽石文化分期中的第一期至第三期［20］48-179。
（三）先商文化遺存
先商文化遺存在豫東地區迄今發現有杞縣鹿臺崗［2］88-242，民權牛牧崗［14］、李崗［15］［17］、吳崗，睢縣周龍崗，柘城史堌堆［15］和鹿邑欒臺［11］等7處，在惠濟河和渦河兩岸北至蘭考、南至鹿邑均有發現，但集中分佈於杞縣、睢縣、民權三縣交會地帶的惠濟河東岸。關於其時代，杞縣鹿臺崗先商文化被分為兩期，大致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交延至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民權牛牧崗據簡報大致為下七垣文化第三期，時代不出杞縣鹿臺崗先商文化。鹿邑欒臺H57為代表的遺存應屬先商文化，時代約略於杞縣鹿臺崗先商文化晚期。從遺址分佈情況看，先商文化在豫東地區呈現自北向南擴展的趨勢。
（四）中商和晚商文化遺存
豫東地區的商文化遺存可以分為中商文化遺存和晚商文化遺存。所謂中商文化對應二里崗上層二期至殷墟晚商以前的商文化［21］。豫東地區的商文化遺存沒有早商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的遺存，關於早商文化的概念本文取於《中國考古學·夏商卷》［22］187的說法。豫東地區的商文化遺存從中商文化第一期延至殷墟文化第四期。主要遺存包括杞縣的鹿臺崗、段崗［2］88-242，民權的牛牧崗［14］、李崗［15］，鹿邑欒臺［11］，柘城孟莊［23］，睢縣周龍崗［15］，夏邑的三里堌堆［13］242-243、清涼山［12］443-519等，另外還有永城的造律臺，夏邑的蔡樓、馬頭，虞城的馬莊、杜集、營廓寺、魏堆，商丘縣的半塔、塢牆，柘城的史堌堆、老君堂、舊北門、力士崗，睢縣的襄臺、犁崗、喬寨、王莊，民權的吳崗、東山子等遺址［15］［17］。
二、豫東地區夏商古史傳說
豫東地區有關夏商古史傳說較多，涉及夏夷商三族。
（一）有關夏的歷史傳說
1.帝相與商丘
《竹書紀年》曰：“帝相即位，處商丘；元年，徵淮夷、畎夷；二年，徵風夷及黃夷；七年，於夷來賓；相居斟灌。”而據《後漢書·西羌傳》：“及後相即位，乃徵畎夷。”征伐取得了很大戰果，《竹書紀年》曰：“（後相）七年，於夷來賓。”《汲郡古文》還有“相居斟灌”的記載。《太平御覽》卷八二引《帝王世紀》說：“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凌遲，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羿遂襲帝號，是為羿帝。”
這些歷史傳說均指向帝相與商丘的關聯。
2.少康與有仍、有虞
《左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 ，滅夏後相，後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這段內容又見於《史記·吳太伯世家》。而《左傳·襄公四年》對少康復國的描述略微詳細一些：“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少康復國和豫東魯西南一帶的有仍、有虞有很大關聯。
3.帝寧遷老丘
《太平御覽》卷八二皇王部引《紀年》曰：“帝寧居原，自遷於老丘。”文獻有老丘位於開封縣境內的記載。《左傳·定公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杜預注：“老丘，宋地。”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六：“今開封府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有老丘城，為宋老丘地。定十五年‘鄭敗宋師於老丘’，即此。”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雲：“老丘，當在今開封市東南，陳留鎮東北四十五里。”《大清一統志》載開封府古蹟引《寰宇記》雲：“（老丘城）在陳留縣北四十五里。”記載雖有差異，但都認為帝寧所遷老丘在豫東陳留一帶。
（二）有關商的歷史傳說
1.相土居商丘
《史記·殷本紀·索隱》：“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商頌·長髮》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世本》有“相土徙商丘”的記載。《左傳·襄公九年》說得更詳細，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傳·昭公元年》子產的話可以看作是對這段話的一個註解：“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總之，相土居商丘，商文化起源於豫東還是有歷史傳說的。
2.南亳與豫東
《史記·貨殖列傳》論及宋地及湯亳時說：“夫自鴻溝以東……芝場以北，屬鉅野，此梁宋地。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咸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陶、睢陽”一般認為應為今定陶、商丘一帶。“南亳”說在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中被明確提出：“梁國谷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史記·殷本紀·集解》引）。自此後南亳說成為歷代史地名家信奉之說，如北魏酈道元《水經·睢注》雲：“睢水，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唐《括地誌》曰：“宋州谷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史記·殷本紀·正義》引）；唐《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三·宋解》記載更為詳細：“谷熟縣，本漢薄縣地，置於古谷城，春秋時為谷丘，亦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湯所都也。”南宋《通志·都邑略·商都》亦有相關記載：“成湯受命，始遷於南亳……今南京谷熟是也。”清《求古錄禮說》卷十《湯都考》也說：“湯都仍屬谷熟鎮為是。”可見，南亳在豫東一帶史有所載。
3.景亳之會與豫東
《左傳·昭公四年》雲：“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今本《竹書紀年》言“商會諸侯於景亳”。《帝王世紀》亦云：“蒙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據《史記·夏本紀》載：“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有學者考證，《史記·夏本紀》所謂的“諸侯皆歸湯”之諸侯，主要是位於魯西南、豫東地區的幾個原夏之方國或與國，即有施、有仍、有緡、有莘氏、薛國及卞國等。其中的有仍、有緡即幫助少康復國者。有莘，《集解》引《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史記·殷本紀》說伊尹為“有莘氏媵臣”。《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誌》雲：“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雲陳留外黃縣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這些歷史傳說均指向有莘氏就在今豫東。
4.商王朝東征
有學者指出，早商時期商王朝是以今鄭州、偃師一帶為王畿之地，它向北、西、南三面擴展而唯獨沒有向東方擴張。原因只能是商夷交好，兩者之間有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同盟關係，是故商文化在早商時期並沒有取代東夷文化［24］，而是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中商時期是商夷關係的一個轉折時期，早商時期的交好演變為中商時期的交惡。《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徵於藍夷。”《後漢書·東夷列傳》也說：“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也就是自中商的仲丁開始直至商末的三百餘年時間裡，東夷諸族對商王朝或服或叛，商夷之間的戰爭時斷時續三百多年直至商亡，就再也沒有停止過。豫東地區沒有早商時期的文化遺存，但從中商一期文化直至晚商殷墟四期文化遺存，豫東地區都有分佈。
三、豫東地區夏商古史傳說與考古整合
（一）豫東二里頭文化與帝相
關於二里頭文化的性質，有多種認識。筆者仍堅持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認識，這一認識仍是迄今整合考古與文獻最有說服力的一種體系。
帝相曾處商丘或徙商丘，已如上文所述，但也有一說帝相處帝丘或徙帝丘。《左傳·僖公三十一年》雲：“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這是說帝相曾處帝丘。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四因謂“今按‘商丘’當作‘帝丘’”。《存真》雲：“‘商’當為‘帝’。帝丘，秦漢之濮陽……《左傳》‘衛遷帝丘，衛成公命祀相’，是也。”《水經·巨洋水注》又引皇甫謐雲:“夏相徙帝丘。”《水經·瓠子河注》:“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楊守敬疏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三十里”。清代開州即今濮陽縣。若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則根據考古發現，二里頭文化時期豫東北的濮陽非二里頭夏文化的分佈範圍，該區域主要為先商文化，少量嶽石文化因素，是故帝相處帝丘或徙帝丘之說不可信。
《左傳·襄公四年》記載后羿代夏，這一事件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是“伐夏”而非“代夏”［25］。首先，后羿所遷之窮石，《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晉地誌》注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雲:“窮石，即窮谷，在洛陽市南。”指出窮石在今洛陽一帶。其次，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因夏民以代夏政”下注雲“因夏民以伐夏”。再次，《尚書》《史記》等都有帝仲康命胤侯徵羲、和，此事《胤徵》篇可證。《尚書·胤徵》：“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後承王命徂徵。”《史記·夏本紀》：“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徵之，作《胤徵》。”最後，《太平御覽》卷八二引《帝王世紀》說：“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凌遲，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羿遂襲帝號，是為羿帝。”以上文獻都說明，后羿並未以身自立，他廢太康而立仲康，藉此控制了夏政。到後來帝相徙至商丘，后羿才自立為帝。筆者認為帝相是有預謀地出逃，藉以擺脫后羿的控制。這種情況下，后羿只好自立。一些學者或認為與帝相活動有關的部族斟灌、斟尋、有鬲等地望皆在山東一帶，但筆者並不認同這種觀點。根據文獻記載，斟灌、斟尋是夏的同姓國，那麼它們的活動範圍應該在二里頭文化分佈區內。有鬲，《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誌》雲：“故鬲城在洛州密縣界。”該時期黃河中游一帶以後羿為首的集團勢力是當時最為強大的，帝相東向豫東發展正好避其鋒芒。文獻記載所謂的帝相東征東夷，筆者認為是帝相東遷後尋求與東夷族的聯盟及支持的一系列活動，其目的是擴充實力，最終滅掉后羿集團，恢復夏政。據《左傳·哀公元年》記載，帝相被后羿集團伐滅時，相妻“後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杜注：“後緡，有仍氏女。”據此可知，帝相與有仍氏有聯姻關係。此時後羿被集團內的寒浞所殺並取而代之，接著寒浞讓其子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在滅掉帝相所依賴的兩個最重要的同姓諸侯國後，接著滅掉了帝相。
豫東地區有二里頭文化的分佈。根據筆者的認識，帝相時期對應的年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一期末［20］，該期文化只在商丘塢牆有發現，筆者在上文也論證了商丘塢牆發現的文化大致為二里頭一、二期之交的考古學文化，正合於帝相處商丘或徙商丘的這一歷史傳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
（二）豫東考古與少康復國
少康乃帝相之子，《左傳·哀公元年》載夏後相被滅後，“後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少康復國還得到了靡的大力幫助，《左傳·襄公四年》載：“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也就是說，少康生、長於有仍，壯大於有虞，這時期靡利用寒浞“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失道的時機趁機滅掉了浞，接著擁立少康復國。少康出兵滅掉了寒浞子澆，少康之子後杼滅掉了豷，有窮氏集團最終覆滅。少康全方位地恢復了夏王朝的統治，史稱少康中興。與少康復國有關的夏同姓國斟灌、斟，夏的諸侯國有鬲，都應在豫東。而少康生、長的有仍一般認為在魯西南地區。《左傳·昭公四年》言：“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能在有仍舉行盟會，說明直到夏末，夏與有仍依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而有虞，《史記·吳太伯世家》賈連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地在今豫東商丘虞城東北，近魯西南。帝相被滅後，少康出生、成長之地就在夏夷交會的豫東、魯西南一帶。少康復國前後主要致力於剪滅有窮氏的力量，並發展同東夷族的關係。這兩大戰略都取得了成功，少康最終滅亡了有窮氏。而東夷族和夏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後漢書·東夷傳》注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後漢書·東夷列傳》更進一步說：“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若帝相的歷史傳說與豫東商丘有關可信的話，少康復國前後活動於豫東、魯西南一帶當也有據。
（三）帝寧遷老丘
“帝寧”，或作“帝予”（《史記·夏本紀》），或作“帝杼”（《世本》、《夏本紀》索隱引），或作“後杼”（《左傳·襄公四年》）。《左傳·襄公四年》有“後杼滅豷於戈”，哀公元年有“使季杼誘豷”的記載。此外，還有柏杼子東征的相關記述，《汲郡竹書》曰：“柏杼子徵於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又言：“伯杼子往於東海，至於三壽，得一狐九尾。”說明帝寧不僅在夏的復國戰爭中立下了功勳，而且在東向擴張的戰爭中也取得了勝利，由是《國語·魯語》稱：“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張國碩先生在梳理文獻並實地對開封縣陳留鎮以北約20公里的國都裡、虎丘崗遺址進行勘察比較後認為，後者為老丘故地的可能性要比前者更大一些［26］。當以張國碩先生所論為是。帝寧不管是居原還是自原遷至老丘，都是作為輔都或者陪都來定位的，目的是為了對晉南地區及豫東地區的控制和擴張。從考古發現來看，晉南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時代對應的是二里頭類型的二至四期，前文所述豫東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商丘塢牆為帝相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也始於二里頭二期，對應的時代正是少康復國後的少康、帝寧時期的二里頭文化二期。而且帝寧最重要的功勳是東征東夷至海，使得東夷諸族在有夏一代臣服於夏。《後漢書·東夷傳》注：“後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後洩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北堂書鈔》卷八九禮儀部：“後荒即位，元年，以玄圭賓於河，命九東狩於海，獲大鳥。”卷八二禮儀部：“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再保庸會於上池，諸夷入舞。”而《通鑑外紀》卷二則有“加畎夷等爵命”語。夏王朝多次“命”東方夷族，而東方夷族則是或“來賓”“來御”，或“入舞”，反映的就是夏對東夷的領導權。
（四）相土居商丘
《水經·瓠子河注》說商丘也叫帝丘，“河水舊東流，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是故相土所遷是帝丘還是商丘歷來都有爭論。《左傳·昭公十七年》其實說得很明白，即宋地為商丘，衛地為帝丘，“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關於相土居商丘，可能是帝相之誤。今本《竹書紀年》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相土是和帝相同一時代的人，帝相居商丘前文已有論述，是故相土不可能在同一時期居商丘。豫東發現的先商文化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交直至四期晚段，大致對應的是商先公報丁直至商湯的先商文化晚期階段，而不會早至先商早期的相土時期。但在豫東北的濮陽一帶［27］［28］，發現有先商早期的遺存。是故相土居商丘說不可信。
（五）南亳與豫東
《史記·貨殖列傳》首倡豫東亳都說，文中記載：“夫自鴻溝以東……芝場以北，屬鉅野，此梁宋地。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咸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後世在此基礎上明確指出梁國谷熟為湯都南亳。其實我們細讀《史記》這段話，就會發現所謂的“湯止於亳”並未確指，而是一個區域範圍。我們原來之所以否定豫東有南亳，主要是豫東沒有發現先商文化的分佈。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豫東杞縣、鹿邑乃至商丘西部的睢縣、民權一帶發現有多達7處的先商文化遺存，而且集中分佈於杞縣、睢縣、民權三地相鄰地域，使得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南亳問題。
豫東地區發現的先商文化，從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交延至四期晚段，晚段遺存如鹿臺崗F1:4斜腹盆近於鄭州南關外下層T95:155盆；鹿臺崗F1:1小口甕近於鄭州南關外下層T95:116罐。欒臺H57:1鬲上部的形態同於先商文化第四期永年何莊H6:1鬲的上部形態，時代可能相當。要之，豫東地區的先商文化下限時代大致同於鄭州南關外下層先商文化時代。宋豫秦先生認為先商文化漳河型一類文化是沿地介魯西南嶽石文化和豫北淇河—黃河之間的輝衛文化交界地帶的濮陽—浚縣—滑縣—長垣—杞縣這一通道南下豫東，繼之似曾全線西向拓展至鄭州［29］。這一認識得到了學界的認同。現今在豫東不僅發現有多達7處的先商文化遺存，而且其時代有晚至南關外下層者，是故，南亳問題應當慎重審視。
（六）景亳之會與豫東
《史記·夏本紀》載：“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據學者研究，這些所謂“皆歸湯”的諸侯，主要是位於豫東、魯西南地區的原夏的方國或與國，即有施、有仍、有莘氏、薛國、有緡及卞國等。“景亳之會”是商湯利用夏王朝與東夷族關係破裂之際聯合東夷諸族所進行的一次會盟活動。“景亳之會”後形成了以商族為首、聯合東夷諸族組成的滅夏聯軍，結果是滅夏聯軍抵進鄭州一帶，最終西進伊洛滅掉了夏王朝。因此，“景亳之會”在商代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景亳之會”的會盟地點約為今山東菏澤曹縣北境的梁堌堆遺址［30］一帶。
這個問題應該說比較清楚，只是有研究者提出豫東的先商文化可能和文獻記載的“景亳之會”有關［17］，筆者不敢苟同。據今本《竹書紀年》，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與帝孔甲相對應的商先公應該是報丁。
先商文化在黃河以南的分佈，主要有分佈於豫東地區的鹿臺崗類型和分佈於鄭州一帶的南關外類型。鹿臺崗型的年代約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交至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2］88-242；而最早由鄒衡先生認定的南關外型［7］95-182，其年代應約略於二裡頭文化四期晚段［31］。是故，南下豫東地區的先商文化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交，對應的應是帝孔甲時期的報丁，而非帝桀時期的商湯。而且豫東地區的先商文化幾乎涵蓋整個二里頭文化四期，對應商先公的報丁直至商湯，則豫東地區的先商文化是報丁時期渡黃河南下，在開封、商丘、周口一帶的惠濟河流域活動開始形成。商族在這裡與東夷族、夏族的先民們交錯而居，充分吸收夏、夷文化中的先進因素並快速發展壯大，向南擴展至豫皖交界處。商湯在此即位後，向西遷居鄭州，先商文化南關外型就是商湯滅夏前的文化遺存，商湯以鄭州一帶為根據地，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聯盟東夷，先滅葛國，再先後伐滅韋、顧兩國，接著剪滅昆吾，最後滅掉了夏桀［32］。
（七）商王朝東征與豫東考古
商王朝東征東夷是整個商代的大事，意味著商王朝的基本國策發生了重大改變，對商代歷史和商夷關係均產生了深遠影響。《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徵於藍夷。”［33］26仲丁即位，因“藍夷作寇”，商王朝轉變了自夏末以來商夷交好的政策而開始發動了對東方夷族的戰爭。此次戰爭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看出：其一，時為商王朝都城的小雙橋隞都有大量的嶽石文化因素，不止如此，在與小雙橋遺址同時期的白家莊期商故都鄭州商城也偶見嶽石文化典型器，正是此次戰爭後嶽石文化因素輸入鄭州地區的反映；其二，與小雙橋和白家莊期相對應的中商文化第一期在豫東及山東地區普遍發現，並直接打破疊壓嶽石文化遺存，正是商王朝通過戰爭到達這些地區的反映［20］48-179。
丁山先生曾考證藍夷地望，即春秋時的濫邑，位於漢代東海郡的昌慮縣境［34］29-30，距離現在的滕州市東南不遠。從考古發現看，滕州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即有商文化的地層堆積與墓葬［35］［36］，而且以前掌大遺址為中心，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屬商文化遺存分佈最密集的地區。從中我們不難勾勒出中商時期商文化東進的可能路線。商王朝從時為隞都的鄭州小雙橋出兵，先佔領了豫東杞縣鹿臺崗的嶽石文化分佈區，東進至山東曹縣莘冢集［37］，折而北上至菏澤安邱堌堆一帶［8］64-83［38］，然後繼續東進到達泗水一帶［39］244-259，繼而南下到達山東滕州一帶，在此建立戰略據點前掌大中心聚落，拉開了征伐藍夷的戰爭。商王朝侵入濟南一帶［40］的時間與到達山東滕州的時間略微相當，為何要入侵該區域，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從山東地區攫取食鹽的需要［41］，從山東陽信縣李屋商代晚期大規模的製鹽村落遺址的發現［42］可證該說有一定的依據。從豫東及山東地區的商文化來看，商王朝東征東夷不是原來認識的在二里崗上層一期，也即早商文化第三期，而是在二里崗上層二期，即中商文化第一期，對應商王仲丁。從考古發現來看，自此後直到商亡，豫東及山東大部原東夷族的嶽石文化不復存在，而成為商的東南土或東土。
結語
以上對豫東夏商時期的考古發現與歷史傳說作一梳理，從梳理的情況看，一些歷史傳說和考古發現整合後是有一定吻合度的，這類歷史傳說我們就應該重視起來，如帝相處商丘、少康復國、帝寧遷老丘、南亳問題等都與豫東有著一定的關係，而相土居商丘這些歷史傳說則基本沒有考古學證據支持。商先公在帝孔甲之時南下豫東，商湯“景亳之會”的東夷族一部分活動於豫東地區，以及中商時期的仲丁東征東夷是先佔領豫東之地、再揮師東進山東地區這些認識都是有所本的，並有考古資料做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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