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也曾听说过“男人脑、女人脑”的说法，或者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做过类似“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的测试？早在二十多年前，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书便已风靡全世界，这本书援引了不少“科学研究”，为男人和女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找到了说法。
如果这本出自所谓“两性关系专家”的书还不够让你信服，当下时兴的“演化心理学”（又称进化心理学）则可以给你种种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说法。人类大脑发育可以追溯到远古采集狩猎时代，和当今男女特征看起来也有不少联系——比如，为什么男人逛街总是直击要害（打猎），而女人却总是挑三拣四（采集），云云。
甚至，最新的神经科学也会用大脑扫描告诉你，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构造与功能确实有“显著差别”。
于是一切的事情——男生比女生更加擅长数学，擅长理性思维，不易情绪化、更具领导力等等，一下子就有了解释。而女性作为一种富有同情心、同理心、擅长交流的生物，天生就应该属于某些职业或者家庭。
然而，
这些专注于“男女大脑有别”的研究，从研究本身到研究解读，都有着巨大的问题。文 | 李子李子短信
1
“如果家长不给作为女孩的你玩乐高，而只塞给你洋娃娃，那你当然得不到空间能力的发展了。”
拿男性和女性“认路”的能力来说：不止一个研究发现，不管是阅读地图，还是想象三维形状的物件，男性在空间相关的测试中总会领先女性。
也有研究扫描了男女执行空间翻转任务（Mental Rotation Test）时的大脑，发现男性大脑中掌管空间抽象能力的脑区（顶叶皮层），比女性更加活跃。于是乎，“女人的大脑天生不擅长空间能力”的结论就出来了，众多大众媒体似乎也找到了控诉“女司机”的证据。
然而，吉娜·瑞彭（Gina Rippon），英国华威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却发现了这些研究的“玄机”。
她发现，绝大部分此类测试，都没有控制一个变量：一个人从小到大，到底接受了多少空间思维方面的训练？
图 | NPR
“如果家长不给作为女孩的你玩乐高，而只塞给你洋娃娃，”瑞彭说，“那你当然得不到空间能力的发展了。”
而当控制了“空间经验”这个变量之后（例如从小到大是否有阅读地图的习惯，是否经常玩空间相关的玩具等等），男女之间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发现，女童在空间想象能力上的水平，和家人的性别刻板印象水平负相关。换句话说，爸妈认为你天生“不行”，最后很可能成为了你不行的原因。
图 | Shawn Tyson
如果说家庭成长环境这个变量难以控制，那我们去找非常小的小孩，看看它们的行为差别怎样？于是，所谓的“玩具测试”应运而生。
研究人员给小至九个月、大至3、5岁的孩子不同性别的玩具，结果确实能够用来印证男婴和女婴对玩具偏好的差别——例如男婴会更爱玩汽车、积木，女婴会更爱玩娃娃。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男女激素的区别，导致男性对移动的、空间性的物品更感兴趣，而女性则喜欢模仿和社交。
但另一方面，汽车、娃娃、积木等等玩具，都加载着社会加诸的文化和符号含义。这些差别有可能并不来自于婴儿和孩童的大脑，或许只是来自于家庭。女婴家里的玩具和男婴家里的玩具的不同，他们在父母照看和引领下玩玩具的习惯不同，造成了他们行为的不同；而大脑又会顺着这些差别，继续发展成型。
随着人们对于婴幼儿大脑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懂得察言观色，根据大人给予的反馈行动；在形成其他的认知能力之前，就会通过眼神和注意力与他人“社交”。而大脑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新的神经元联结会不断形成，大脑会像海绵一样吸收周边的信息。
这类玩具研究，想要排除大脑发育过程中所谓的“社会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所看到的“男女在玩具上的天生差别”，很大程度上也是后天形成的（你总不能把刚从母体脱离的小孩用来搞研究吧）。
图 | Psychology Today
一旦意识到后天环境的巨大影响，进一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很多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结果。
比如，婴儿对于玩具的性别偏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而且， 男婴对“男孩玩具”的偏好，要大大强于女性对“女孩玩具”的偏好——小女婴几乎什么玩具都会去摸去玩，而男婴很小就对女孩玩具敬而远之，那是因为大部分家庭教育常常不希望男孩变得“娘娘腔”，对于男孩的女性化有更强烈的抵触，女孩变假小子则没那么可怕。再比如，一个研究显示，玩具本身到底娘不娘，其实不如大们告诉小孩这个玩具上的标签是男是女、或者拿来玩具的大人是男是女更重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玩具偏好不是属于孩子的，也不是属于玩具的，而是属于我们成年人的。
那为何有问题的研究，会不断重复地在科学领域出现？这些研究的过程，又如何一次次地给了我们错误的结论？
2
“当整个社会都认为“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自然所有的表象，都能用来解释这种认识。”
实际上，科学对于人种、对于性别的“误读”由来已久，数据详实、也不乏对照分析的研究，到后来才知其荒谬。
例如，19世纪初的“颅相学”，认为人的心理特质能够根据头骨的形状确定。因为门槛低又容易理解，这个所谓“学科”在19世纪初十分风靡。人们根据头骨的大小、头骨不同部位的形状，十分妥善地将各类头骨总结归类；分析头骨的结论，也对女性十分不友好——女性的头骨发育不如男性，脑容量小，所以女性理应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
颅相学示意图 | Wikipedia
仅浮于“表面”的颅相学，很快就被科学抛弃，但科学的“性别歧视”并未停止。当神经生物学家能够抛开头骨本身、研究脑内结构时，他们便很快地将各个脑区的大小，与智力以及能力联系起来，并在人脑结构里寻找男女之间的种种差异。
1854年的一篇论文认为，男性和女性应该分为人类的两个亚种，因为男性掌管理性的前额叶比女性更大，因此男性是更加“高级”的物种（这是错的）。达尔文的演化生物学——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基础的伟大发现——在当初也对女性的“进化不完全”下了定论，在“需要深度思考、推理和想象的领域”，女人是“低级的种族”。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结论，自然是十分可笑。19世纪的性别科学，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期性别秩序的投射。当整个社会都认为“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自然所有的表象，都能用来解释这种认识。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这些荒谬科学结论的式微，人们不再认为女性“低等”，但科学界依然执着于寻找“差别”——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是如此不同，那么在大脑结构和神经层面，也“应该”是不一样的。而在茫茫的证据里寻找并验证这些差别，成为了拥有 CT、PET 和 fMRI 等扫描工具的神经科学家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
图 | Simply Sustainable
瑞彭在她的书中举了上世纪80年代一项研究作为例子——对脑胼胝体（corpus callosum）形状和大小的扫描。这个小小的区域，像一个“桥”一样搭在左右脑之间。两个美国科学家找了19个样本，对他们的胼胝体进行了研究，发现女性的这个部位更宽更厚。而这一个小样本、扫描手段初级、结论也不甚严谨的研究，激起了许多科学家的跟进和解读。比如，女性的左右脑之间的交流更多，说明女性更擅长多线程，能够“嗅”到周围隐藏的信息；男性更专注，因为左脑和右脑都能独立工作、少受干扰……
但是，脑区的尺寸究竟说明了什么？尺寸是怎么和脑部的功能联结，脑部的功能又是怎么和各种认知能力联结？甚至说在当下技术更完善的 fMRI 扫描中，某个脑区的“活跃”又意味着什么？这些研究本身的样本、准确度又是怎样的？瑞彭讽刺地指出，那些对于脑区形状差别的描述，或许跟早年的颅相学并没有太大区别。
甚至，有的研究为了自圆其说，甚至拐弯抹角、无所不用其极。有一项研究给男性和女性分别展示代表“害怕”和“恶心”的图片，并要求他们“用理智去控制”这些情感。原本的假说，是男性负责理性的前额叶会比女性更加活跃，导致女性更加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但实际的数据，却是女性的前额叶更加活跃。研究者脑筋一转，声称说“男性额叶效率更高”。
面对这种无法被证伪的自圆其说，有科学家惊呼，“真相在假说面前简直弱不禁风”。
图 | Planned Parenthood
3
“现在的科学研究，“差别”比“没差”更容易出成果，“显著”比“不显著”更能发论文。”
不管问题有多大、样本有多小，研究的黑盒子在论文发表那一瞬间就被关上了。然后，这些男女区别的蛛丝马迹，会通过喜爱迎合人们固有偏见的媒体传播开去，标题党一写，人们便只记得“男女有不同”这么一个结论。这些结论，又用来印证那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有大约四分之一关于性别研究的杂志文章、三分之一的自媒体都在谈“先天差别”，而关于先天差别的科学研究比重其实非常之小。
这也不完全怪研究者的固有偏见。现在的科学研究，“差别”比“没差”更容易出成果，“显著”比“不显著”更能发论文。而男性和女性又是如此自然区分的两个人群，想要有所产出，朝着“这两个人群中的差别”进发总是没错的。
实际上，从统计原理上讲，只要样本够大、变量够多，怎样都可以从不同的人群里抽出几个变量、制造出“显著”的差别，而“显著”的意义并非“巨大的差别”，只是“差别不太可能是随机巧合”而已，有的时候，显著的差别可以非常非常小，只是数据够多避免了随机巧合罢了。
而怎么解读、又怎么和社会现象乃至刻板印象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一直以来科学界问问题的方式。在瑞彭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相当多的神经科学研究，都迷失在了各式各样的扫描图像与数据中，却不去正视数据的来源、提问题的方式、解读问题的严谨程度，而这些关键节点，恰好是社会偏见以及根植于偏见的想当然的结论最容易滋长的地方。 人们对于性别间差异的痴迷、对于社会以及后天环境的忽略，会让科学对于性别的误读和迷思，像打地鼠一样敲下一个又冒出来另一个（Whac-A-Mole Myth）。
图 | The Guardian
人们对于自然科学“客观中立”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把人以及人脑作为了自然造物，执着于各种各样的“先天差别”，而忽略了后天环境与社会作用的重要性。
大脑的可塑性是惊人的，伦敦出租车司机不用任何导航，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伦敦纵横交错的交通网里畅行，而脑部扫描的结果是他们有着极其发达的相关脑区——这极大可能是后天的训练得来（一些双胞胎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结论）。
人和人的基因生来不同，大脑中的先天差别当然是存在的。但这些先天条件如何与后天环境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具体机能究竟如何，人们了解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就算是真正有实锤的男女激素水平的差别，究竟如何影响认知，有多大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现在来看，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
不仅仅是神经科学，包括演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激素与内分泌相关的研究，也都多多少少存在各式各样的偏见。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客观地认识世界，而是我们要不断地意识到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局限，再努力去打破这样的局限，审视问题的来源以及提问的方式，将更多外界的变量纳入其中。
图 | Rubicon Marketing
吉娜·瑞彭的批评，并不是否认神经科学的进展，而是用更加批判的角度审视我们现有的科学。而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已经开始慢慢纠正之前的偏见——除了更高级的设备与更强的算法，还有站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结论之前的审问：真的是这样吗？是否还有别的方式来解答数据上的差别？就如斯坦福大学神经内分泌学教授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在《行为》（Behave）一书所说，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生理现象”，都是透过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从而发生作用的；人既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我们透过 fMRI 扫描仪看到的，本质上只是一连串没有意义的跳动图像而已——将这些图像织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系统的，依旧是人，处于社会枷锁中的人。
而下次当看到“男女有别”的研究的时候，你也不妨多一个心眼。
本文原文刊载于《信睿周报》第18期，是
《Gender and Our Brains: How New Neuroscience Explodes The Myth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Brains》
》的书评，作者是文中提到的神经生物学教授吉娜·瑞彭。我自己有一些删改。
这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但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阅读著名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的《人类的误测》，以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科学研究史上的偏见与歧视。
另外也要私心安利一下《信睿周报》，他们是中信出版社旗下的一本关于科技和人文对话的纸刊（也有电子版），上面关于技术与人文前沿的探讨（例如技术伦理、艺术与科技等等）都是中文世界里独一家的，许多也是我们 STS 专业的论题。
[感谢信睿的编辑，以及从来不表扬我的恩特同学对本文的批评建议，下次会记得给你买酸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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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PhD 在读
果壳特邀主笔，科学松鼠会成员，科学作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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