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信以為真的“男女有別”

那些年,我們信以為真的“男女有別”

你是否也曾聽說過“男人腦、女人腦”的說法,或者曾經在社交媒體上做過類似“男性思維和女性思維”的測試?早在二十多年前,一本《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暢銷書便已風靡全世界,這本書援引了不少“科學研究”,為男人和女人“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找到了說法。

如果這本出自所謂“兩性關係專家”的書還不夠讓你信服,當下時興的“演化心理學”(又稱進化心理學)則可以給你種種看起來還蠻有道理的說法。人類大腦發育可以追溯到遠古採集狩獵時代,和當今男女特徵看起來也有不少聯繫——比如,為什麼男人逛街總是直擊要害(打獵),而女人卻總是挑三揀四(採集),云云。

甚至,最新的神經科學也會用大腦掃描告訴你,男性和女性的大腦構造與功能確實有“顯著差別”。

於是一切的事情——男生比女生更加擅長數學,擅長理性思維,不易情緒化、更具領導力等等,一下子就有了解釋。而女性作為一種富有同情心、同理心、擅長交流的生物,天生就應該屬於某些職業或者家庭。

然而,

這些專注於“男女大腦有別”的研究,從研究本身到研究解讀,都有著巨大的問題。

文 | 李子李子短信

1

“如果家長不給作為女孩的你玩樂高,而只塞給你洋娃娃,那你當然得不到空間能力的發展了。”

拿男性和女性“認路”的能力來說:不止一個研究發現,不管是閱讀地圖,還是想象三維形狀的物件,男性在空間相關的測試中總會領先女性。

也有研究掃描了男女執行空間翻轉任務(Mental Rotation Test)時的大腦,發現男性大腦中掌管空間抽象能力的腦區(頂葉皮層),比女性更加活躍。於是乎,“女人的大腦天生不擅長空間能力”的結論就出來了,眾多大眾媒體似乎也找到了控訴“女司機”的證據。

然而,吉娜·瑞彭(Gina Rippon),英國華威大學神經生物學博士、伯明翰阿斯頓大學神經生物學教授,卻發現了這些研究的“玄機”。

她發現,絕大部分此類測試,都沒有控制一個變量:一個人從小到大,到底接受了多少空間思維方面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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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NPR

“如果家長不給作為女孩的你玩樂高,而只塞給你洋娃娃,”瑞彭說,“那你當然得不到空間能力的發展了。”

而當控制了“空間經驗”這個變量之後(例如從小到大是否有閱讀地圖的習慣,是否經常玩空間相關的玩具等等),男女之間的差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一項針對兒童的研究發現,女童在空間想象能力上的水平,和家人的性別刻板印象水平負相關。換句話說,爸媽認為你天生“不行”,最後很可能成為了你不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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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Shawn Tyson

如果說家庭成長環境這個變量難以控制,那我們去找非常小的小孩,看看它們的行為差別怎樣?於是,所謂的“玩具測試”應運而生。

研究人員給小至九個月、大至3、5歲的孩子不同性別的玩具,結果確實能夠用來印證男嬰和女嬰對玩具偏好的差別——例如男嬰會更愛玩汽車、積木,女嬰會更愛玩娃娃。研究人員認為,這是男女激素的區別,導致男性對移動的、空間性的物品更感興趣,而女性則喜歡模仿和社交。

但另一方面,汽車、娃娃、積木等等玩具,都加載著社會加諸的文化和符號含義。這些差別有可能並不來自於嬰兒和孩童的大腦,或許只是來自於家庭。女嬰家裡的玩具和男嬰家裡的玩具的不同,他們在父母照看和引領下玩玩具的習慣不同,造成了他們行為的不同;而大腦又會順著這些差別,繼續發展成型。

隨著人們對於嬰幼兒大腦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嬰兒在很小的時候就會懂得察言觀色,根據大人給予的反饋行動;在形成其他的認知能力之前,就會通過眼神和注意力與他人“社交”。而大腦在急速發展的過程中,新的神經元聯結會不斷形成,大腦會像海綿一樣吸收周邊的信息。

這類玩具研究,想要排除大腦發育過程中所謂的“社會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你所看到的“男女在玩具上的天生差別”,很大程度上也是後天形成的(你總不能把剛從母體脫離的小孩用來搞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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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Psychology Today

一旦意識到後天環境的巨大影響,進一步研究下去就會發現很多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結果。

比如,嬰兒對於玩具的性別偏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的。而且,

男嬰對“男孩玩具”的偏好,要大大強於女性對“女孩玩具”的偏好——小女嬰幾乎什麼玩具都會去摸去玩,而男嬰很小就對女孩玩具敬而遠之,那是因為大部分家庭教育常常不希望男孩變得“娘娘腔”,對於男孩的女性化有更強烈的牴觸,女孩變假小子則沒那麼可怕。再比如,一個研究顯示,玩具本身到底娘不娘,其實不如大們告訴小孩這個玩具上的標籤是男是女、或者拿來玩具的大人是男是女更重要。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玩具偏好不是屬於孩子的,也不是屬於玩具的,而是屬於我們成年人的。

那為何有問題的研究,會不斷重複地在科學領域出現?這些研究的過程,又如何一次次地給了我們錯誤的結論?

2

“當整個社會都認為“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自然所有的表象,都能用來解釋這種認識。”

實際上,科學對於人種、對於性別的“誤讀”由來已久,數據詳實、也不乏對照分析的研究,到後來才知其荒謬。

例如,19世紀初的“顱相學”,認為人的心理特質能夠根據頭骨的形狀確定。因為門檻低又容易理解,這個所謂“學科”在19世紀初十分風靡。人們根據頭骨的大小、頭骨不同部位的形狀,十分妥善地將各類頭骨總結歸類;分析頭骨的結論,也對女性十分不友好——女性的頭骨發育不如男性,腦容量小,所以女性理應處於社會的從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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顱相學示意圖 | Wikipedia

僅浮於“表面”的顱相學,很快就被科學拋棄,但科學的“性別歧視”並未停止。當神經生物學家能夠拋開頭骨本身、研究腦內結構時,他們便很快地將各個腦區的大小,與智力以及能力聯繫起來,並在人腦結構裡尋找男女之間的種種差異。

1854年的一篇論文認為,男性和女性應該分為人類的兩個亞種,因為男性掌管理性的前額葉比女性更大,因此男性是更加“高級”的物種(這是錯的)。達爾文的演化生物學——奠定了現代生物學基礎的偉大發現——在當初也對女性的“進化不完全”下了定論,在“需要深度思考、推理和想象的領域”,女人是“低級的種族”。

現在回頭來看這些結論,自然是十分可笑。19世紀的性別科學,實際上是維多利亞時期性別秩序的投射。當整個社會都認為“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自然所有的表象,都能用來解釋這種認識。

隨著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以及這些荒謬科學結論的式微,人們不再認為女性“低等”,但科學界依然執著於尋找“差別”——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上是如此不同,那麼在大腦結構和神經層面,也“應該”是不一樣的。而在茫茫的證據裡尋找並驗證這些差別,成為了擁有 CT、PET 和 fMRI 等掃描工具的神經科學家們最熱衷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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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Simply Sustainable

瑞彭在她的書中舉了上世紀80年代一項研究作為例子——對腦胼胝體(corpus callosum)形狀和大小的掃描。這個小小的區域,像一個“橋”一樣搭在左右腦之間。兩個美國科學家找了19個樣本,對他們的胼胝體進行了研究,發現女性的這個部位更寬更厚。而這一個小樣本、掃描手段初級、結論也不甚嚴謹的研究,激起了許多科學家的跟進和解讀。比如,女性的左右腦之間的交流更多,說明女性更擅長多線程,能夠“嗅”到周圍隱藏的信息;男性更專注,因為左腦和右腦都能獨立工作、少受干擾……

但是,腦區的尺寸究竟說明了什麼?尺寸是怎麼和腦部的功能聯結,腦部的功能又是怎麼和各種認知能力聯結?甚至說在當下技術更完善的 fMRI 掃描中,某個腦區的“活躍”又意味著什麼?這些研究本身的樣本、準確度又是怎樣的?瑞彭諷刺地指出,那些對於腦區形狀差別的描述,或許跟早年的顱相學並沒有太大區別。

甚至,有的研究為了自圓其說,甚至拐彎抹角、無所不用其極。有一項研究給男性和女性分別展示代表“害怕”和“噁心”的圖片,並要求他們“用理智去控制”這些情感。原本的假說,是男性負責理性的前額葉會比女性更加活躍,導致女性更加沒有辦法控制情緒。但實際的數據,卻是女性的前額葉更加活躍。研究者腦筋一轉,聲稱說“男性額葉效率更高”。

面對這種無法被證偽的自圓其說,有科學家驚呼,“真相在假說面前簡直弱不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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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Planned Parenthood

3

“現在的科學研究,“差別”比“沒差”更容易出成果,“顯著”比“不顯著”更能發論文。”

不管問題有多大、樣本有多小,研究的黑盒子在論文發表那一瞬間就被關上了。然後,這些男女區別的蛛絲馬跡,會通過喜愛迎合人們固有偏見的媒體傳播開去,標題黨一寫,人們便只記得“男女有不同”這麼一個結論。這些結論,又用來印證那些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有大約四分之一關於性別研究的雜誌文章、三分之一的自媒體都在談“先天差別”,而關於先天差別的科學研究比重其實非常之小。

這也不完全怪研究者的固有偏見。現在的科學研究,“差別”比“沒差”更容易出成果,“顯著”比“不顯著”更能發論文。而男性和女性又是如此自然區分的兩個人群,想要有所產出,朝著“這兩個人群中的差別”進發總是沒錯的。

實際上,從統計原理上講,只要樣本夠大、變量夠多,怎樣都可以從不同的人群裡抽出幾個變量、製造出“顯著”的差別,而“顯著”的意義並非“巨大的差別”,只是“差別不太可能是隨機巧合”而已,有的時候,顯著的差別可以非常非常小,只是數據夠多避免了隨機巧合罷了。

而怎麼解讀、又怎麼和社會現象乃至刻板印象聯繫起來,很大程度上依然取決於一直以來科學界問問題的方式。在瑞彭看來,問題的核心在於,相當多的神經科學研究,都迷失在了各式各樣的掃描圖像與數據中,卻不去正視數據的來源、提問題的方式、解讀問題的嚴謹程度,而這些關鍵節點,恰好是社會偏見以及根植於偏見的想當然的結論最容易滋長的地方。

人們對於性別間差異的痴迷、對於社會以及後天環境的忽略,會讓科學對於性別的誤讀和迷思,像打地鼠一樣敲下一個又冒出來另一個(Whac-A-Mole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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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The Guardian

人們對於自然科學“客觀中立”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把人以及人腦作為了自然造物,執著於各種各樣的“先天差別”,而忽略了後天環境與社會作用的重要性。

大腦的可塑性是驚人的,倫敦出租車司機不用任何導航,都可以毫不費力地在倫敦縱橫交錯的交通網裡暢行,而腦部掃描的結果是他們有著極其發達的相關腦區——這極大可能是後天的訓練得來(一些雙胞胎研究也證實了這樣的結論)。

人和人的基因生來不同,大腦中的先天差別當然是存在的。但這些先天條件如何與後天環境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具體機能究竟如何,人們瞭解的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就算是真正有實錘的男女激素水平的差別,究竟如何影響認知,有多大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現在來看,都是極其複雜的問題。

不僅僅是神經科學,包括演化心理學、認知心理學、激素與內分泌相關的研究,也都多多少少存在各式各樣的偏見。這並不是說我們無法客觀地認識世界,而是我們要不斷地意識到我們自己認識上的侷限,再努力去打破這樣的侷限,審視問題的來源以及提問的方式,將更多外界的變量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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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Rubicon Marketing

吉娜·瑞彭的批評,並不是否認神經科學的進展,而是用更加批判的角度審視我們現有的科學。而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已經開始慢慢糾正之前的偏見——除了更高級的設備與更強的算法,還有站在看起來“理所當然”的結論之前的審問:真的是這樣嗎?是否還有別的方式來解答數據上的差別?就如斯坦福大學神經內分泌學教授羅伯特·薩波爾斯基(Robert Sapolsky)在《行為》(Behave)一書所說,我們觀察到的各種“生理現象”,都是透過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社會的組織從而發生作用的;人既是生物的人,也是社會的人。我們透過 fMRI 掃描儀看到的,本質上只是一連串沒有意義的跳動圖像而已——將這些圖像織為我們稱之為“科學”的系統的,依舊是人,處於社會枷鎖中的人。

而下次當看到“男女有別”的研究的時候,你也不妨多一個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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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刊載於《信睿週報》第18期,是

《Gender and Our Brains: How New Neuroscience Explodes The Myth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Brains》

》的書評,作者是文中提到的神經生物學教授吉娜·瑞彭。我自己有一些刪改。

這本書目前還沒有中文版,但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同學們可以閱讀著名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 Gould)的《人類的誤測》,以歷史的角度梳理了科學研究史上的偏見與歧視。

另外也要私心安利一下《信睿週報》,他們是中信出版社旗下的一本關於科技和人文對話的紙刊(也有電子版),上面關於技術與人文前沿的探討(例如技術倫理、藝術與科技等等)都是中文世界裡獨一家的,許多也是我們 STS 專業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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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信睿的編輯,以及從來不表揚我的恩特同學對本文的批評建議,下次會記得給你買酸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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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 PhD 在讀

果殼特邀主筆,科學松鼠會成員,科學作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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