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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海棠花也该开了。但是故人已不在。
转眼间，周恩来总理已经离开我们44年了。1月8日，总理逝世的日子，我们想他；3月5日，总理的诞辰，我们也想他；国富民强，锦绣山河，我们更想他。
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伏案疾书（资料图片） 图片来源/中国网
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大概比我们的思念还要绵长，还要深厚。
那段难忘的日子，让赵炜提笔写下了著作《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在书里，她回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算起来，赵炜在西花厅（周总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工作了37年，给总理当秘书21年，给邓颖超大姐当秘书27年。每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的日子），曾经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都会到人民大会堂总理纪念室去聚会。从1976年开始，大家几乎每年都去，有的人已经走不动了，就算让后辈搀着也不会缺席。
以下为赵炜的讲述：
部队转业 我进了国务院
赵炜
我是部队转业到的国务院，不到一年，总理办公室要年轻人，国务院秘书厅就把我选去了。
1955年到3月到总理身边工作时，我才23岁。对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年轻人来说，我算是够幸运的。
1963年我下乡，回来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不能老值夜班。后来我需要调动工作的时候，邓大姐那边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秘书。当时邓大姐的秘书年岁比较大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邓大姐说赵炜就在我们院里住着，我们都认识。我说：“邓大姐说行，我就当。要是觉得不行，那我就走。”于是，我先回东北老家养了四个月的病，当年12月回来到邓大姐那里给她当秘书。
半年多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工作需要，两位老人家商量要让我回到总理值班室帮忙。辗转之后，我又回到了周总理身边。
邓大姐会见西哈努克 我扶着她的腰
西哈努克的雕像
由于在两位伟人身边工作，我也得以有机会见证了许多历史性的时刻。
1975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要回国。那时，西哈努克已经在中国待了十几年，此次之行是要回国执政。临行之前，他提出要拜访老朋友邓颖超。当时邓大姐在住院，刚刚退烧，大家问我该怎么办。退烧不报，大姐知道了我们会爱尅；如果告诉她，她肯定要去见，估计身体吃不消。
正当我们左右为难时，大姐知道了，她一再坚持要见见西哈努克亲王。那次的会见本来应该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不过后来取消了。当时邓大姐瘦得不行，他们几个人站着，我就在邓大姐后面扶着她的腰。
那次会面一共有半个小时，谈话间说的都是工作。后来有人说，这老太太了不得，虽然生着病，但是头脑清醒，一句废话也没有。
的确如此，邓颖超和周总理两人一直到去世都在工作。
总理访问缅甸 缅甸总理心里打鼓
缅甸
作为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对外交工作一直很重视，也和许多外国元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4年，周总理主动要求去访问缅甸，缅甸当时的总理是吴努。虽然发出了邀请，但是吴努总理心里特别紧张，不知道如何接待大国的总理才好。不过后来见了周总理之后，吴努觉得周总理没有一点儿架子。
2013年，是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50周年。当时美国、苏联试图孤立中国，总理的出访是为了打开外交新局面，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
第一个国家选的是埃及，埃及有悠久的历史，在非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当时决定要从埃及打开局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总理的个人魅力脱不了关系。
1955年，周总理和埃及总理纳赛尔在万隆会议上认识。会议前夕，两人在仰光初次会面即一见如故，周总理对这位年方37岁的非洲领导人深为赞赏，纳赛尔则流露出对新中国总理的仰慕之情。两人虽然相差20岁，却言谈甚欢。
柬埔寨老国王去世 总理让我们穿白衣
柬埔寨金边王宫
1960年，总理访问越南，之后要访问柬埔寨和其他国家。在越南的时候，总理得知柬埔寨的老国王，也就是西哈努克的父亲去世了。
一到印度的时候，总理就规定随行的中国工作人员都要做一套白衣服。大家都奇怪，咱们做白衣服干嘛？“我们是外宾，难道还要给他穿孝服吗？”有人提出疑问。总理说，“人家国王去世了，我们穿白衣服是表示悼念。国王去世是国丧，从礼节上、情理上，我们都应该这样做。”
当大家穿着清一色的白色礼服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来迎接的柬埔寨新国王西哈努克看到后大为感动。现在，周总理当年穿的那套白西装就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存收藏。
1971年，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总理塞拉西访问广州，塞拉西准备从广州回国，晚上要给客人送行，总理提前到宴会厅查看。一看不要紧，总理发现埃塞俄比亚的国旗挂得有问题。
于是，总理找来外事局的同志，“你们来看是怎么回事？”其实那位工作人员事先已经检查过了，总理一问，反而有点懵了。
总理看他答不上来，就说，“你把人家的国旗给挂倒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做外事工作，这么马虎怎么能行？”工作人员仔细一看，原来真的把国旗挂倒了。埃塞俄比亚红旗颜色从上到下是绿、黄、红，结果工作人员挂成了红、黄、绿。幸亏总理给纠正过来了。
总理病重 托我照顾邓大姐
周恩来和邓颖超 图片来源/中国网
1975年10月中旬，周总理得了癌症，开始时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邓大姐把我们几个秘书叫过来，告诉了我们周总理的病情。“根据专家组的估计，恩来同志可能过不了春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听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当场就哭了，男同志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1965年周恩来、邓颖超与西花厅工作人员合影，前排中为赵炜 图片来源/中国网
这之后，我大概有二十多天没有到总理的办公室办公。有一天总理点名要赵炜来陪，大姐交代我“赵炜，你看到总理之后，不许哭”。
平时我们到病房一般不跟总理握手，但是进去之后，我和邓大姐必须得洗手。进去之后，我喊了一声“总理”，总理说“我要跟你握手”。我说“总理，我的手凉，别握了。”总理伸出他的手，他的手骨瘦如柴，除了皮就是骨头。但是他握手的时候很有力。
总理对我说：“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大姐看我哭了，就使劲拽我的衣角，意思是让我不要哭。我找了个机会到了走廊，哭得呜呜的。之后我走到洗手间洗了洗脸，因为我得回来给总理念文件啊。
鞠躬尽瘁的周总理最终还是没有熬过那个春节，在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王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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