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成也法家败也法家，车裂商鞅后的秦法已经变味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在接下来的这一百多年里，连续四位君主都能保持强势，对战国其他国家都能保持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才刚刚平定六国，盘整华夏十六年，在最强盛的时候，传到二世就灭亡了。有时我想，如果二世不亡，胡亥那样折腾也他活不了几年，秦传到第三代，会什么样。即使国力稍有下降，秦也有修正的时间，开始一个强大的盛世吧。就不会有持续几年的楚汉之争导致天下凋敝，汉武帝举天下之力和匈奴的战争了吧，就不会有儒家的假仁义影响中国两千年了吧。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为了寻找秦灭亡的原因，仔细阅读史书，细细分析秦的历史，发现了秦毁于蚁穴的蛛丝马迹。这得从法家三派说起。
诸子百家的思想，他们自身就是混杂的，互相影响借鉴的。比如孟子，他是儒家，但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墨家是相同的。而他却又骂墨家，可见儒家也有门户之争。比如荀子，身为儒家，他却充分的认同法家法治派思想。比如墨子，虽然批评儒家，但也继承了部分儒家的思想，同时又兼具法家的依法治国思想在里面，墨家因重点不同又分为三派，齐墨，楚墨，秦墨。
纵横家、兵家、计然家、法家这种极度务实的学派，他们之间几乎可说是完全相互贯通的，而且是兼用的。只是他们更注重于哪一方面而已。
从上，我们就能很客观的来看待法家三派，法、术、势!
法家三派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国，执法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贵族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侧重的点不同。
法家势派慎到
慎到强调君王就好比龙，云雾就是权势。他提倡君王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首先是保证自己的权势绝对稳固。借助君王制定并依法执行的法律来管理好国家。
认为国家不需要贤臣，需要的是能臣，在慎到的思想中，“贤臣”指的是那些独立见解很强，很得人心之人。这种人多了，君主就变得势危了，百姓也许就会听他们的，而不是听你君主的。所以不一定用贤臣，但是可以用“能臣”，能臣就是办事很得力的臣子，但是他们不去想多余事情，而是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份内事’。同时也不尊忠臣。慎到认为，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乏忠臣。忠臣不代表他就是能臣，他不一定能办妥事。国家需要的是忠于职守的能臣，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
慎到是一位法家的理论家，在他的理论中，一切都很合理，但实质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君王拥有了绝对的独裁权，君王的没有约束，那么君王自身就要保持一个非常精明和清晰的头脑，必须是明君。一旦遇到庸主，将寸步难行。所以慎到的势制跟儒家推崇的忠君都有了一个同样毛病，就是“人治”成分的扩大。
慎到的构建是，君王是个超级明君，制定很好的法律，每个人都依照这个法律依法办事，违法的人，无论王公贵族，都依法论处。没有贵贱和差别；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会人心所向，人的积极性也很高。一片和谐。
慎到的“人治”是针对君王一个人，但是这个君王又是国家的主心轴，君王乱治，国岂能不亡？
慎到在齐国时期的齐威王早年不理朝政，致使内政混乱，官员糜烂，外强欺辱。所以齐威王后来励精图治，从自身做起，大察国内的贪官污吏，严明法律。吏治清明，齐国强盛一时。后来攻进了燕国都城，差点灭了燕国。
法家术派申不害
申不害对于势派与法派是高度认可的，他也强调君主的权位要稳固，政令才能有效下达。而一系列在韩国的变法，跟商鞅的实施方案是差不多的，一样是开阡陌，废井田，提倡有功则赏，大用有能力的人才，强调累积国家财富，收缴各大贵族的私兵，重视兵器制造。
不过他认为光有法制和势制这两样还不够，而重点在于君王要具备心计，春秋战国时期，臣弑君的事太多了。所以提醒君王也绝不相信任何一位大臣，人可以用，但不能过于信任。君要做到无为，让臣子摸不准君王的心思，只有这样做，臣子就看不见君王的底牌而有所图谋，也少了很多拍马屁者。
申不害提出用‘术’的方式去勘察贪官污吏，让他们乖乖办事。
玩弄权术，申不害并不是第一人，其实自古以来，人为了自保，都要用术，术也可以称之为谋略，只是术主要形容于官场的政治斗争中。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反而让朝局政治变得极其不稳定。臣子害怕君王，必然要想尽办法欺君，又要避免其他臣子妒忌自己，而加害自己。所以申不害的术在一定时期实现了政治清明，官员尽心办事，但这并不能长久，有部分“聪明”点的臣子，就学会了钻空子，陷害其他政敌。
申不害授给韩国王族，导致韩国王族极其推崇这套驾驭臣子之术，韩昭侯与申不害之后的韩国，被老贵族服复辟，丢弃了申不害强调的依法治国思想，而对于申不害的“术”，则是乐此不疲。韩国之所以再无法振作，也在于“术”以根入韩国官场，根本无法给有抱负的人以施展空间。韩国最搞笑的一个阴谋术是，为了让秦国没有精力来攻打自己，派水工郑国去说服秦王大兴工程，修建郑国渠。结果人家秦国巴不得，韩国得以苟且十年，结果郑国渠修好了，灌溉盐碱地，秦国多出了多少肥沃的田地，使关中从此无灾年，秦国更强大了。
法家法派商鞅
商鞅坚持的是法家最主流的思想，依法治国！
这里不是说商鞅就一点不提倡势与术，只是商鞅知道法家的那2个思想可用，但是要慎用，不能滥用。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其实就是为了保证君王的绝对地位，使臣子没有实力作乱。
商鞅坚决要求任何事情，只依法办事，君王也不能逾越法律而为所欲为，对官员的作为，以定期考核的业绩为准！执政成绩优秀的，重赏，加官进爵；而毫无成绩的，罢官辞退。鼓励官员直言。诛行不诛心，也就是说，即使此人有重大嫌疑，如果他没有犯法，也不能去惩治他，毕竟他并没有做。这极大避免了君王与官员的“人治”做法。要知道，有权利的人，总是不自觉的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去保护自己的，所以当他预感到对自己有威胁时，就会先下手为强！但这有时候毕竟是主观臆测。
电视里经常能见的一句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得不说这话是唐宋之后儒家之言，和前秦诸子的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商鞅的秦国是不允许的，你要惩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证据，不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君王保有权势没错，但是要赢得人心，就不能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必须要通过合理的证据收集，审判去处理。决不能凭君王心情状态，就对臣子进行处罚。臣子犯错，根据法律规定，执行相应的惩罚。臣子有重大贡献，也要依据法律制定的奖励措施，不能君王一高兴，就乱赏。做任何事都有一个规定好的标准。这样才能让所有人信服。
儒家在这方面就完全没做到，对于功臣，也许君王一高兴就重赏。而如果过段时间其他人，也有同样的价值功劳，可惜君王心情不好，就赏得少。处罚时，也是由君王心情决定，所以导致的就是臣子的不服，凭什么他得的比我多？或者凭什么我就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这也就是法治与人治的显著区别之所在。
商鞅强调的就是“诛行不诛心”，任何事件都要讲证据。只有公开的摆在台面上执行，才能让所有的人信服。心里想犯罪和实际行动去犯罪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等有实际犯罪行动后才能抓捕。
那是不是“法派”就那么完美了呢？也不尽然，只能说，它适用于当时的年代，毕竟那个时代法制是为君王服务的。法家法律的制定，也是由君王与大臣定义的，所以当时无论诸子百家哪家的思想，对于君主都是没有具体约束。
没有任何一个硬性指标，没有一个对君王阶段性出错的惩罚。所以导致什么呢？君王一点一点的犯错，比如君王只是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条而已，而这种做法，它不会导致这个王朝的立即崩坏。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最终经过君王一步步贪婪的欲望而导致王朝的覆灭。
秦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成也法家
法家三派真正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派商鞅，他的变法使秦国不仅强大起来，而且能延续秦国的强大，传续六代，而统一了中华。
败也法家
秦法自商鞅之后，秦惠文王，武王，秦昭王早期都还算基本遵守商鞅的法治原则，就算偶有逾越，但也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军功，赏罚制度。
然而到了秦昭王后期，高层的人事任免基本就不再以军功制为主了，比如我们知道的应侯范睢。靠着权谋游说秦昭王废掉穰侯魏冉，就得以当上相国，之后没有实质性功绩，又得以封为应侯。虽然做丞相和封应侯后立下很多大功，对秦国贡献很大，但这已经违背的商鞅法的精神。要知道商鞅被秦孝公重用后，按秦军功爵位，一步步建功立业，差不多20年，收复河西后才被封为商君的。后来范睢因举荐官员错误，举荐的官员又有通敌行为，按秦法，是要被惩处的，结果秦昭王念他立下诸多功劳，竟没有按律法追究，还让他继续做相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导致大坝倒塌的第一个蚁穴。后来又有蔡泽靠着游说，没立什么战功和政绩的情况下有被秦昭王封侯拜相。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秦昭王不经过秦法审判流程，判白起有罪，赐死。在秦国开了君王人治的先河，王大于法第一次摆上台面
接下来秦国不按秦法任免官员的事例就多了，吕不韦，嫪毐等等治国基本偏离了秦国的法治，吕不韦为了改变秦法甚至编写《吕氏春秋》，制造舆论。还蓄养门客，公然违反秦不得蓄养门客，闲人，虱民的法令。在秦国高层，此时秦法基本当然无存，秦法的功能只是用来管理庶民了。也给了阴谋者看到了秦法的漏洞
接着到秦始皇，坏法更加严重，虽然没杀过功臣，但经常一怒之下就做出违背秦法的行为例如随意颁发《逐客令》，又随意收回《逐客令》，随意大规模迁徙豪民等等。给人喜怒无常，随意变更法令的感觉，所以扶苏即使突然收到让他自裁的命令也认为是真的了。
秦王朝毁灭的败笔是秦始皇用了韩非的势制（秦王见《孤愤》《五蠹》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证明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的学说），从此确立了皇权大于法律现实，秦始皇之前几位秦王是还没完全做到皇权大于秦法的。秦始皇违背了商鞅的“王在法下”的思想，商鞅强调的就是君王也无任何权利去逾越法律的限制。秦始皇是明君，不代表他的子孙也是。皇帝犯法，大臣已经不敢劝阻。
直到秦二世的胡作非为，施行暴政，随意变更法律，也没有大臣死柬。结果不仅激起了百姓不满，连秦国官员也都纷纷不满，导致众叛亲离，快速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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