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内阁
甲午之后，朝鲜在日本逼迫下，改名大韩帝国，但韩国的实权操纵在日本手中。日俄战争后，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而韩国不是一下子灭亡而是日本一步步稳扎稳打进行的。随着韩国灭亡的局势一天天明朗，清政府的危机意识也逐步加强。虽然从时间上看清政府在八国侵华之后就已经宣布要改革，但是那只是空口白话，当清政府看到了今天韩国真的有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于是才举国发奋图强大改革。
日韩合并后的韩国
一、正式灭亡韩国前，日本对韩国的蚕食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凭借种种和朝鲜的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了朝鲜中央。甲午战争开战，清政府作战不力，失去了朝鲜王城，日本由此控制了朝鲜王室，日本得以以朝鲜王的名义通电朝鲜全国，声明是朝鲜王室请求日军出兵驱逐清军，日本不是来侵略的，是来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独立的。甲午战后，中国势力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但是俄国势力马上跟进。日俄因朝鲜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终于独霸了朝鲜。
而日本对韩国的灭亡，不是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一下子就能合并的，在这之前，日本早已蚕食了韩国作为独立国家的种种权力。换句话说，韩国空有大韩帝国的威名，实际上，整个国家的重要部门的实际掌握者全是日本人。而日本对韩国主权的蚕食正是通过甲午之后的三次日韩协定进行的。
日韩合并后的韩国
二、三次日韩协定
1904年8月22日，日韩签订了第一次日韩协定，日本要求韩国聘用日本人充当韩国国家财务和外交的顾问。名义上的财务大臣、外务大臣是韩国人，但是这是表面的。实际上，这两权掌握在日本顾问手中，日本顾问作为这两大臣的太上大臣独揽了财务、外交权。这样日本就攫取了韩国作为独立国家最重要的外交权、财务权。韩国对外交往，和谁交往、和谁签订条约都需要经过日本顾问的允许；而韩国的国家财政安排，日本一清二楚。
1905年11月17日，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定，真正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这下子韩国的外交大臣已经不是韩国人了，但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怎么能给韩国皇帝当手下呢？所以日本专门在朝鲜设置了统监府，“帮助”韩国管理外交，可是统监府虽然名义上只管外交，实际上手已经伸向了韩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成为了韩国政府的太上政府。伊藤博文就是第一任统监府长官。
伊藤博文
1907年7月24日，签订了第三次日韩协定，解散韩国军队，韩国由日军保护；司法也有日本法官处理。至此作为国家独立象征中的另外几项军事权、司法权也被剥夺了。大韩帝国真的是空有架子，完全是日本囊中之物。
日韩合并条约
日本迟迟不肯真正灭亡韩国的原因就是缺一个合理的借口。1909年10月26日侵略头子伊藤博文被志士安重根刺杀，这给了日本一个绝好的借口，日本朝野疯狂鼓吹吞并韩国。1910年经过韩奸们的“请愿”，哭着喊着求韩国加入大日本帝国吧、我们韩国人也是日本人（日韩同祖论）。日本只好“委屈的”接受了韩国“人民”提出的“合邦要求”。1910年8月22日日韩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韩国灭亡，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侵华日军中有韩国人，东北一般称他们为“二鬼子”）
三、灭亡韩国，中国的反应
以上我们可以知道，日本灭亡韩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是一蹴而就，所以随着韩国危机的加深，中国必然有所反应。虽然当时的清政府人才凋零，李中堂去世了，张之洞临危受命，但是晚清政局诡谲多变，自天平天国之乱以来崛起的洋务派汉族士大夫的权力，以八国侵华为开端，又被满洲贵族打压回去了。所以至此时，士大夫中的能人(开明的满族士人都不行）影响力大不如李鸿章时代，此时主导政局的就是满洲大贵族(奕劻、载沣等王爷们，一般的满族旗人都不行)。
清朝督抚
这些王爷们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他们也真的不是整天吸鸦片、逛妓院，他们也是真心想清朝好的人。所以面对韩国的危机，唇亡齿寒，清朝中央必然有所反应，其反应就是清末新政的真正执行。
日韩合并后，根据《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所载，摄政王载沣当时就召集重臣那桐、毓朗
“密议对待之策”，强调以韩为鉴，“民心不可使之涣散”，又赶紧召集东三省总督锡良进京，商讨对策。当然日韩合并后，对一般官员也是深有刺激。恽毓鼎可作为一般官员的代表，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灭韩，东三省已无可设防，京师亦难安枕。此正我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全力保邦之时”。（《恽毓鼎澄斋日记》）当时清政府的具体对策就是：1.处理好边境、侨民问题，中朝边境的具体画割、朝鲜人的国籍归属。2.打算本着国际法原则，对日抗议，因为《马关条约》规定韩国独立。但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近代，弱国无外交啊，抗议自然无效，所以清政府改为“各国如何应付，我亦一律办理。” （《清季外交史料全书》）跟列强的风走。
日军在韩国
四、清末新政真的开始了
清朝对韩国亡国的反应，除了在东北进行善后处理外，最直接的刺激还是军事改革。
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确是因为中国军事落后。韩国灭国更是因为韩国军事不行，所以练兵强军又提上了日程。新政中清政府计划编练新式陆军，重建海军。日本正式灭亡韩国几天后，军谘大臣载涛上疏请求练兵筹饷加固国防。他认为列强之所以国富兵强，就是因为列强重视军事，列强甚至可以以国家收入的一半为军费，所以中国要想对内维持统治，对外维护国权也得强兵，他说“故一切费用皆可力求节省，惟练兵一项，无论如何拮据，总当力任其难。”（《管理军谘处事务载涛奏为练兵筹饷筹划国防敬陈管见事》）
海军大臣载洵与萨镇冰提出了重建海军计划：因国库空虚，希望可以先购置小船，建立模板；早日组建海军部，仿照列强的军事体制；并提出仿照日本的联合舰队模式，将中国领海划分区域，各守海疆。
日军镇压朝鲜反日运动
如果说军事上占了全国奋发的大部分精力，内政上自然也不能马虎。其表现就是加速宪政。这种加速的呼声不仅来自民间，甚至清政府官员大吏也开始呼吁了加速宪政。这时候的请愿立宪有三股合流趋势，即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开国会的请愿、地方督抚上疏支持、驻外使臣奏请维护。支持立宪的大官总计：“
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赵尔巽，皆以请开国会为言。使臣中则孙宝琦、胡维德、李家驹三人，请速定年限”（孟森: 《宪政篇》）立宪派和地方督抚、驻外使臣的联动，都是以日本灭韩国为鉴“韩国之亡，此皆于我国有制死之几”（《福建谘议局第二次会议速记录）这给了清朝中央巨大的压力。
三次开国会请愿后，1910年11月清朝中央发上谕答应限时开国会，这也是以韩国灭亡为借鉴加速了清政府的改革吧。
清末时近代化
文史君说：
把原定9年预备立宪期缩短为3年，即把国会时间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年）。这无疑是清政府因为韩国灭亡，在日益紧逼的危机下的无奈之举。就这样通过韩国灭亡的教训加速了清朝立宪的脚步，清政府也想亡羊补牢。至1911年5月为开国会清朝组织了内阁，但这个内阁就是众所周知的“皇族内阁”，此时的清朝仍不愿放弃独裁，将人民对清朝的最后一点眷恋都损伤殆尽。诚如出洋考察的大臣于式枚所称: “（宪政）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 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此言得之！
参考文献
1. 韩正校《论清末新政时期满汉关系的调整》《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9年9月
2. 李细珠《日韩合并与清明新政》《近代史研究》2011年7月
3. 辛东明《康梁对“日韩合并”的评析》《韩国学论文集》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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