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園是中國寧夏得天獨厚的文化遺產，是西夏王朝的象徵。如果將其復原，在景觀和規模上，絕不比中原帝王陵園遜色。然而，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派破敗荒涼的景象，到處是殘垣斷壁，破碑敗瓦。
來到陵區，遍地都是瓦礫，殘壁斷垣四處可見，可以感到整個神秘王國曆史的荒涼。地表上道道溝坎縱橫交錯，這些不大深也不很寬的鴻溝裡，生長著北方所特有的酸棗樹，樹冠不大，但都有厚實油亮的綠葉，生命十分旺盛。它們像一條條綠色的絲帶，疏密相間地交織在方圓50多平方公里的陵區，網著那一座座高大突兀的陵墓。
在西夏陵區，大大小小的陵墓約200多座，放眼望去，用黃土夯成的大小山包看不到邊，這就是被中外遊客驚歎的“東方金字塔”、“夢幻裡的中國金字塔”。目前，西夏陵區內最為高大的建築是一座殘高23米的夯土堆，狀如窩窩頭。仔細觀察，它的形制是八角，上有層層殘瓦堆砌，達五層之多。有的專家推測，在它未破壞前是一座八角五層的實心密簷塔。但對這種陵塔為什麼建在陵園內，它起什麼作用，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至於這座陵墓又為什麼建在陵園的北角，學術界各執一詞，不見分曉。
學術界比較多的一種說法是：高大的陵臺擺放在西北端，主要是受党項人原始宗教思想支配所致。西夏人崇尚佛教，佛塔在陵園內不可缺少。既然佛塔是釋迦牟尼埋骨藏灰之所，肉體凡胎就不能埋在塔中，以表示對佛的景仰。但現實生活中的皇帝，為萬民的父母，是上天派遣下來管理老百姓的，是天子，把死後的先王埋在塔下也有不恭。西夏人作了兩全齊美的處理，移陵臺於側，皇帝的遺體葬在佛塔的旁邊，也正好在陵區的中軸線上，正好體現皇帝的權威。
西夏陵區還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党項人是畜牧為主業的民族，他們在皇帝的陵墓中放入了羊、狗、銅牛、石馬等家養動物仿製品，是可以理解的。陵區內的一些石刻，無論是題材和雕刻手法，還是造型和藝術風格，都體現出豐富的內涵，它的厚重和力度、細膩和嚴謹，均可為遊客提供一種美的享受，它的題材多樣，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馬、蓮花柱礎等。雕刻手法多樣，既有圓雕，也有浮雕和線雕。石望柱為三面浮雕，兩條蟠龍在雲海中翻騰戲球，形象生動逼真；文臣像臉頰豐滿，八字鬍鬚，粗眉大眼，嘴似欲動，面部和善；白石馬通體圓雕，垂頭彎頸跪臥於地，體態雄健。出土的石碑像，獠牙外露，怒目圓睜，雙乳豐腴，人形作跪狀，有人說是碑座，有人說是祭床，依然蒙上一層層神秘的面紗，令遊人產生遐想。
真是無獨有偶，西夏王國不光有雄偉高大的金字塔，還有一個和埃及金字塔旁邊獅身人面像相媲美的精美石雕。1899年秋天，在西夏王陵考古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搶救性發掘中，一尊人面鳥身、雙臂殘缺的精美石雕像——迦陵頻伽首次出土。考古學家認為，迦陵頻伽可以與古埃及尼羅河畔獅身人面像、古希臘的殘臂維納斯相媲美。
迦陵頻伽是佛教的神物，它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僅是在中國文獻上的譯名就有十幾種：歌羅頻伽、加蘭伽、迦蘭頻伽、羯羅頻伽、迦楞頻伽、迦陵伽、迦尾羅等等。相傳它是一種長在雪山中的神鳥，能發出美妙聲音。所以漢文獻中也有譯為好音鳥或者妙音鳥的。《慧苑音義》中還稱之為美音鳥，說它在卵中即能鳴叫，其音和雅，聽者無厭。《探玄記》中講它在卵中未出，發音微妙，勝於其它鳥類。
公元811年，這種鳥還由中亞國家進貢給唐朝。由於它聲音的特異，被佛教界人士神化成極樂世界的鳥，後來又把它變成了人身鳥形。它已不是鳥，而是神，是神鳥。大概是環境變化的原因，這種鳥絕跡了，而在喜愛美好事物的人民心中，它成了神奇的鳥，把它記入書裡。但這種神鳥的廬山真面目，誰也沒有看到。
西夏王陵出土迦陵頻伽，在世界範圍內是獨一無二的，具有重大的研究意義。王陵的神鳥石像，不是一次成形，而是採用分模合制的辦法。其頭部、面部的雕刻比較細膩，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從迦陵頻伽的鼻稜、眉弓等處特徵看，中亞人頭部造型十分明顯，比敦煌泥塑具有更多的中亞和西方文化意味。
西夏陵毀於哪個朝代？又毀在何人之手？這是一樁值得搞清楚的疑案。
明代的地方誌記載，在明代西夏王陵僅數冢巍然，已沒有地面建築。安寨王朱秩炅在憑弔遺址後寫了一首名為《古冢謠》的詩：
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
道逢古老向我告，雲是昔年王如侯。
明朝的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金幼孜在《出郊觀獵至賀蘭山》詩中也有“昔年僭越俱塵土，猶有荒阡在目前”的浩嘆，這些都是明代西夏陵區荒涼破敗的現場寫照，而最有可能對西夏王陵大加洗劫的是蒙古軍隊。
為什麼這麼說呢？第一，成吉思汗對西夏的征服戰爭，從公元1205年開始到1227年西夏滅亡，先後進行了6次大規律的戰爭。其中1209年、1217年和1226~1227年的3次進攻，蒙古大軍都進據賀蘭山，包圍了興慶府。而在最後一次攻夏戰爭中，蒙古軍隊佔據賀蘭山東麓，前後有一年之久。蒙古軍隊在戰爭中帶有瘋狂的掠奪性，洗劫西夏王陵區的財寶是不可避免的。後來蒙古人打到江南，在紹興就挖了南宋的帝陵，元軍的江南釋教總統楊璉洗劫財物後，還把南宋皇帝的頭骨做酒杯，把楊璉的殘暴和貪婪表現得淋漓盡致。蒙古大軍久困興慶府，是在他們橫掃歐亞大陸的各次戰爭中遇到的最為頑強的抵抗，他們久攻不下，連成吉思汗也染病死在西夏前線，必然會拿在自己控制下的西夏祖墳出氣開刀，以圖打擊西夏軍民的士氣。
第二，西夏王陵規模龐大，任何個人或者團伙要實施毀滅計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物力，在條件上市不允許的。只有蒙古軍隊具備這些條件。1987年，寧夏的考古工作者對三號陵東碑亭進行發掘，在碑亭的西、北兩側發現了5個大灶坑，灶口直徑達118釐米，灶壁燒結層厚約10釐米左右，這表明曾經有大批人馬在此駐紮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在附近的堆積物中還發現了陶瓷器皿、銅鐵器具和棋盤、棋子等生活娛樂用品，這是與蒙古軍隊的駐守相吻合的。西夏王陵基本上就是毀在蒙古軍隊手裡，時間在西夏滅亡前夕，而此時忽必烈還沒有建立元朝，處在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國時期。
蒙古人毀壞西夏陵園後，迄今清末民初，小型的盜掘活動從來就沒有停止。至今在銀川地區的老年人中還流傳著一句諺語：“吳王墓，金銀兩大窟。要得開，且待元人來。”西夏王陵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隱藏著數不清的金銀珠寶，是發財的南山捷徑，引誘人們幹起盜墓的營生。像3號陵東碑亭遺址就多次被人盜掘，6號陵地宮有不同時期的盜洞。除當地居民外，一些國外人士也紛紛關注西夏陵，民國八年秋天，3名日本人竄至賀蘭山地區繪圖照相；抗日戰爭時期，駐紮在包頭的日軍派遣軍事人員乘飛機專門考察西夏陵，並航拍了照片。陵區的文物，包括西夏文碑殘片等，通過盜掘和挾帶，甚至可能流失到國外。
那些至今尚未被風沙自然填滿而豁然裸露的大盜坑，似乎在永久地訴說西夏陵曾經經歷過的大劫難。只有那巍然屹立的東方金字塔、形制獨特的闕臺等建築物遺址依然在頑強地證明西夏陵昔日的富麗堂皇。
《人類未解之謎大揭秘》王美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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