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拿破崙小炒 拿破崙小炒 2019-11-20
小炒注：除了生存本身，沒有什麼是必然。
請先閱讀上篇：東邪西毒，東西方文明衝突是從孃胎裡帶出來的
在當今世界，最有可能挑戰西方支配地位的國家，就是中國，恰恰中國與西方的文明差異是最明顯最格格不入的。以至於反對和批判西方，必然繞不開東方。在近代的西化潮流中，中國也是最漫長最波折的。
這是因為，作為全球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中國是原生的農業文明中最精緻、最完美的形態；西方是次生的商業文明最佳代表。因此，東西方文明的衝突根植於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這兩種形態的截然不同。上一篇我們從人類演化和地緣條件等客觀因素論述了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在東西方的必然誕生，本篇就寫兩種文明對文化思維的長期塑造。
本文試圖搞懂一個問題：中國和西方的全方位差異，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依然是從源頭去尋找答案。
一
思維是生存手段的薰陶產物
我的一個觀點是：文化、思維、三觀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從來就不是什麼高級東西，更不是現在宣揚的“精神需求比物質需求更加重要更加高雅”這些虛偽雞湯，它只是一種生存結構，一種被生存手段塑造、併為生存所服務的配套產物。
我們先從個體說起，看看耕種和經商是怎樣打造人們的思維方式的。
1
集體性的農業生產活動
在農業文明國家，耕地是命根子，在古代，農耕技術低下，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是無法耕種的，必須團體協作。耕地是固定的，它不能流動，也無法再生。
一旦人口增長，必然帶來土地資源緊張，這就使得人們集約化地在每一畝土地上，集體協作、精耕細作，人們想方設法地提高土地產量，方得溫飽。
由於生存完全被土地綁架，使得中國的文化剛一發生，就不講究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而是追求家庭（部落）內部的和諧與協作，因為只能這樣，才能保證耕種的每一環都不出問題，否則前功盡棄。種地是季節性的長期活動，不像經商交易是一次性的，因此這個團體協作，必須是長期的和精密的。
中國人安土重遷，是因為土地稀缺。中國人講究多子多福、重男輕女，就在於男子是種地的直接勞動力，這方面女人就弱很多。中國人追求穩定，就在於種地是靠天吃飯，產量不穩定帶來的不安全感是刻在骨子裡的。
到了分配環節，則是大家一起商量，因為糧食是大家一起種出來的，不是個人行為。這個分配一般是有威望的年長者主持，否則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無法分配。那些抱怨分得少的人，自然得到其他人的嫌棄，因為你多拿就有人少拿了；那些甘願少拿的人，則受到大家的一致稱讚。所以，中國古人最怕別人說自己自私，喜歡有犧牲精神的“老實人”。
整個耕種環節和分配環節，是一種不成文的約定俗成，因為靠血緣結成的家庭，是沒法實行律法的，有悖人性。它靠的是一種自覺和集體主義協作精神，這種不成文的秩序，既需要有人出來維持，也儘量不要出現破壞分子。所以古人尊重有德之人，所謂有德之人，就是為他人著想的公正之人。
這就是中國文化和儒家倫理的底層原因。今天有人說這種集體主義的文化“虛偽”，這就是典型的用西方視角看待中國文化，是沒有理解中國文化的表現。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是生存結構的衍生品，無所謂好壞，它只是有利於當時當地的生存活動。如果中國文化不這麼“虛偽”，古人早就餓死了。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為什麼要進行重農抑商。中國的農業區，是一個全封閉地貌，它的周圍根本沒有糧食，商業利潤遠高於農業，可是中國人換不回糧食，如果不抑制商業，中國人就會拿糧食去換不能吃的奢侈品，從而不斷喪失糧食，這與古希臘恰恰相反。
很多人認為中國統治者實行“利出一孔”，壓抑工商業，只鼓勵農業，是因為統治者想卡住其他生存來源，便於進行專制統治。這是對中國歷史的膚淺瞭解和對中國古人智慧的蔑視。如果不實行重農抑商，中原人得餓死多少，中原得承受多少異族入侵甚至異族統治。
大家要明白，即使在西方，無論是古希臘，還是近代的西歐，都普遍實行嚴禁農產品出口的政策。所以，無論是重農抑商，還是重商主義，都只有一個目標：獲取糧食。
2
個體性的商業貿易
我們現在將視線轉移到古希臘。上篇已經講過了希臘地區便利的商業條件。
古希臘人把當地特產橄欖榨成橄欖油，把豐產的葡萄做成葡萄酒，渡過地中海，拿去跟埃及和近東古巴比倫換取糧食，後來又製造出各種手工藝品，作為交換物資。
經商範圍不侷限於某個特定地域，哪裡有商機就去哪裡，遠渡重洋、跋山涉水、遇到各種陌生人，經商這種跨區域作業是一個極為冒險的過程，因此古希臘人絕不可能帶著家人去經商。他一定把家人安置在希臘，自己獨自一人，或者找幾個合作伙伴，一起出發冒險。
雖然說經商的利潤遠比農業要高，但古希臘人的經商，一開始絕不是奔著利潤去的，他事先也不知道能有多少利潤，他只是想換取糧食，讓自己和家人活命。所以，經商也不是他們有計劃、有意識的主動行為，首先都是因為生活所迫。
我所獲得的生活物資，是我自己的努力和拼命換來的，沒有依靠部落或者哪個聯盟，怎麼分配也是由我自己說了算。這就使得，古希臘文化剛一發生，就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規則之內的自私和利己被視作理所應當，這是商業特點所決定的。
貿易需要你做出有特點的商品，如果你的商品是古埃及、古巴比倫都有的或者也能做出來的，你憑什麼去換取糧食這種最重要的生存資源呢？這個道理很好懂。這又促使古希臘人去絞盡腦汁地創新，由此建立創新精神和自由精神。
商業活動是等價交換活動，別人手握你需要的資源，你只有讓別人滿意，才能促進交易發生。那麼，無論你多麼看不上對方，在交易這個事項上，你必須把別人看作平等的交易夥伴。由此締造了平等精神和契約精神。因為你若不平等看待對方、不遵守契約，你就換不回糧食。
3
完全相反的思維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農業活動與商業活動產生的東西方文化，幾乎完全是相反的存在。
東方講集體主義，西方講個人主義；
東方追求安穩，西方講究冒險；
東方循規蹈矩，西方追求創新；
東方鼓勵犧牲和服從，西方支持利己和自由；
東方以德服人，西方推崇契約；
東方追求等級秩序，西方追求平等交易；
雙方對人性的看法也是相反的，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希望激發人性好的一面，維繫家庭的和諧；西方認為人性本惡，經商接觸的都是陌生人，容易見到人性貪婪的一面，契約或者合同，實際上就是規避各種人性之惡產生的風險。
但這些是人們主動選擇的嗎？不是。它完全是自然條件和生存方式的促成產物。也就是，雙方兩極分化的文化，完全是為了匹配各自的生存方式。
二
文字塑造思維
在今天的世界，中國是唯一使用象形文字的國家，其他全部使用的是拼音文字，現在的漢字是由公元前1600年的甲骨文演變而來。西方文字的演變順序為腓尼基字母-希臘字母-拉丁字母。腓尼基字母是人類最早的拼音文字，誕生於公元前1000年，趨於完善的希臘字母是最早使用元音的拼音文字。
所以，東西方文字是兩大文字系統的最完美代表。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的農業文明是多麼優秀而獨特！我們有兩個唯一：唯一文明未曾中斷、漢字是唯一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可以說，中國是人類原始農業文明的最佳標本和最巔峰代表。
而西方文明，追根溯源，真正的源頭是腓尼基，而不是古希臘。腓尼基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商業文明，創建了最早的拼音文字和城邦政治，古希臘文明實際上是它的再現和張揚。
但是，腓尼基人源自中東，腓尼基的後裔迦太基差點滅掉羅馬，伊斯蘭化的中東後來也差點滅掉西歐，而且古希臘文明確實比腓尼基更加輝煌，所以西方的認祖歸宗，到了古希臘之後就沒再往上攀親了。
腓尼基的貿易線路，是古希臘和羅馬的死敵
1
起源
我們先從起源對比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區別。
所謂象形文字，就是文字依據事物形狀而來，人們一看到這個文字就能想到某個事物，這很符合人們的原始思維。在人類文明早期，但凡最初發明瞭文字的，全是象形文字，如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甲骨文是一個字代表一個意思，沒有複合詞，比如池塘，池是方形的，塘是圓形的，怎麼可能一個池子既是方的又是圓的呢？池塘這樣的複合詞是在佛學傳進來後大量開始出現的。
“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
拼音文字是在象形文字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腓尼基人和古希臘人在經商時，要去各種各樣的地方、見到各種各樣的人，但每個地方使用不同的象形文字，這就使得書寫和交流變得極為困難，生意沒法做。於是就有了統一發音的拼音文字，畢竟人類的生理結構是一樣的。這就使得，拼音文字本身沒有意義，僅表達發音，你無法根據單個拼音文字就知道它的意思，你只能在一個句子或一段話中明白它的意思。
比如“he”，單獨看到根本不知道是什麼，“he is a good man”，你才能推敲這是“他”的意思。
這就使得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在表達上截然不同：象形文字的基本單位是單詞、拼音文字的基本單位是單句；象形文字是一望而知的具象思維，拼音文字是深思熟慮的抽象思維
文字是生存手段的交流工具，在長期的交流使用中又會無形之中給塑造人們的思維方式。
2
思維
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湧現出大量思想家，而古希臘則是哲學家的時代。二者的關鍵區別在於，諸子百家的研究對象是社會、自然這些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而古希臘則是聚焦在存在、理性這些純粹抽象化、看不見摸不著的虛化事物。現在一些年輕人，厚此薄彼，認為古希臘哲學更加高級、中國思想家太俗氣，這完全是對東西方文化缺乏深層次理解的表現。雙方的這種差異，與文字的關係很大。
象形文字是事物原型的表達，注重美感和賞心悅目；拼音文字只能從邏輯推導中知道它的表達意思，邏輯越嚴密，表達就越清晰。
因此，當中國古人產生大量的書法、畫作、詩詞等藝術珍品時，古希臘和西方產生了數學家、天文家這樣講究邏輯的科學，現在的數學符號α、β、γ都來自於古希臘。當我們現在責備中國不注重科學研究時，也應該同時注意到中國遠超西方的藝術成就，唐詩宋詞就是代表。大家可以去對比東西方的古代名畫，在藝術美感和想象力上差距明顯。客觀評價，東西方呈現出來的分別是藝術和科學的兩座高峰。
一直到現在，同樣是學英語，中國父母十分注重孩子的書寫，而西方注重的是句子的通順。
漢字追求簡潔，中國古人最煩那種繞來繞去、羅裡吧嗦的文章，最好是一句話能表達三句話的意思，濃縮就是精華，我們中學時學過的文言文，往往是信息量很大，但篇幅不大。西方人講究邏輯，從來不排斥長句，句子越長、邏輯越清晰，就越能得到欣賞。
關於英語長句，我印象深刻，那就是考研英語和讀研期間的國外論文，真的是味同嚼蠟，讀起來十分難受。而中國的小孩，哪怕三四歲，讀起唐詩三百首，也是朗朗上口，十分順耳。
在外國人看來，漢語是最難學的語言，古漢語更是天書了。對於中國人而言，985高校的研究生，對著演講稿聽西方名人的演講視頻，沒有暫停鍵是萬萬不行的。
所有這些區別，是東西方人的智力導致的嗎？肯定不是，它完全是在不同的語言系統的長期薰陶下，使得思維方式的差異越來越大所導致的。思維方式一旦定性，就很難適應彼此的交流。
東西方文字系統的這種早熟與不中斷，毫無疑問是當今東西方文化差異極大的重要原因。對西方而言，現代漢語是唯一與之對立的語言系統；對中國而言，拉丁語是影響力最大、最有底蘊的表音文字，現在其他國家的表音文字，要麼比它晚、要麼受它影響。
有一點要指出，現代漢語實際上是西化的古漢語 ，漢字沒有變，但表達完全變了。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變，始於清末，當時處於打倒孔家店、全面學習西方的大背景。現在的小孩學習語文，要先了解主謂賓、定狀補等語法結構，要知道，古漢語是沒有這些東西的，語法結構是從西方拼音文字的邏輯系統裡引進過來的。
比如“你是誰”，古漢語的表達是“汝，何人也”，連基本的謂語都沒有，英語的表達是“who are you”，主謂賓很齊全。現代漢語實際上是漢字的書寫、英語的表達，已經變味了。
即使這樣，外國人依然很難學會漢語，這才有了網上流傳的漢語四六級搞笑視頻。
三
經濟基礎決定政治制度
西方的兩院民主制、選舉制都直接來源於古希臘，並不是近代的獨創。我們現在，與古代中國沒有本質差異。
1
幾無共同點的政治體系
農業文明與商業文明首先在基層結構上就不同：
中國的基本經濟單位是家庭（部落），而古希臘是個人。土地不可再生，產量較固定，是一個存量財富。家庭內部是一個自治主體，從耕種到分配，有一套實現多數人滿意的運作系統，在內部，每一個人甘願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權利和自由，由此建立的家庭結構才能保證每一個人安寧生存，達到一個多方博弈的均衡狀態。
商業貿易是跨區域作業，財富有賴於商機的挖掘，因此是一個增量財富。在古希臘的商業文明中，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外出冒險經商的那個人是增量財富的創造者，誰掙錢就由誰說了算，他就是老大。這與中國家庭的關鍵區別就是，中國家庭的收穫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合作創造的，古希臘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的，他不可能聽從別人的意願來分配所得，這個道理很好懂。所以必須首先保障這個經商者的權利和自由，注意：不是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這就是集體主義價值觀和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底層原因。
古代中國的政治結構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家國同構。國是家的同構放大，這就是“國家”這個詞的根本意思，詳見《諸子百家，儒家憑什麼屹立兩千年？》。在這樣一個政治結構，每一家庭甘願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權益，保障國家的整體利益，避免內部爭鬥和外來侵略。
為什麼要保障國家這個想象共同體的正常運作呢？原因在前面也講過了，土地是固定且不可再生的，產量是相對靜態和可預測的，也就是蛋糕就這麼大。如果每個人或者每個家庭只顧自己的利益，肆意擴大自己的地盤，別人就得到的少了，勢必招致流血鬥爭，導致雙輸結局。古人是智慧的，以國家行政力量劃定地盤，大家各得其所、相安無事。所以中國人總是強調要有大局觀，嚴禁村民械鬥，就是這麼來的。
一直到現在，我們政府宣揚的和諧社會、團結友善、安定有序等理念，並不是憑空產生，直接來源於古人的價值理念。
土地和產量，只有國家能掌握這個數據，也只有國傢俱有分配的能力。所以，一套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中國人歷來嚮往國泰民安、國強民富，沒有國哪有家，都是國在前民在後。
所以，當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為爭奪土地資源而征伐不止時，農業生產無法進行，民眾與統治者達成某種默契：百姓提供財富、統治者提供軍隊保護，各國紛紛變法圖強，獎勵耕戰，最終由秦國掃滅六國，中國農耕區域第一次實現統一。變法過程詳見《財政眼中的帝國興衰（一）——春秋戰國》
古希臘就不同。它靠經商，商業貿易是動態的、所得是不可預測的，發生場所在境外。耕種是有序的、按部就班的，到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都瞭然於胸，人們只需像螺絲釘一樣，固定在種植的每個環節，就能保住一定的收成；而經商無法預測，商機變幻莫測，商人的服務對象是人，人是會動的、是複雜的，不像土地那樣固定不動、任人擺佈。
因此，古希臘必須首先保障商人的利益，激發商人的積極性，才能保證整體蛋糕的不斷做大，國家存在的首要目標是為商人服務，必須首先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由此才能建立一個最好的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要讓商人直接獲取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從而釋放本國的商業潛力。如果這個政府無法激發商人的主觀能動性，那就會導致無人經商，古希臘人就餓斃了。
你看，它與中國完全是反過來的。
與中國的全封閉地貌不同，古希臘是開放性地貌；中國的主體是連成一片的大平原，古希臘內部山地林立、支離破碎。其商業特點是以對外貿易為主，國內貿易較少，由此形成了各自獨立的商業地理單位，這就是城邦國家。與中國的大一統也是相反的。
城邦國家雖然規模很小，最強大的雅典在鼎盛時期也才40萬人，但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這種城邦體系，你可以理解成土匪那樣的山頭林立，每個山頭都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有一套自給自足的自治體系，彼此之間的經濟交流很少。古希臘城邦，實際上就是近代西歐主權國家的鼻祖。
古希臘是以商業為經濟基礎的商人政權，它的民主自由也是商人所有，千萬不要認為是全民所有。春秋中後期，古希臘接連發生三次民主政治改革：梭倫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打破農業部落體系，確立以個人財產作為身份象徵的政治體制。但是，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侷限於僅佔人口10%左右的男性公民，婦女、外邦人和廣大奴隸是沒有參與資格的。為什麼要把權力只賦予成年男子呢？因為只有他們具備航海貿易的能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婦女受到身體條件的限制，外邦人的財富不大可能留在希臘。
所以，不要把希臘民主想得太美好。即使到了近現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對財產限制有明確規定，現代西方沒有這方面的明文規定，但實際操作中，具有拉票能力的也只是少部分富人。
古希臘，包括近現代西方，建立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體制，但不要簡單認為它就是平等的社會。東西方的政治結構，都沒有改變階級社會的本質。
同時，我們要打破一個誤區。不是民主政治促進了古希臘的商業繁榮，而是古希臘的商業繁榮決定了民主政治的形成。在梭倫改革之前，古希臘已經歷了上千年的商業發展，這就是古希臘政治改革的基礎。伯利克里改革剛剛確立了民主政治，古希臘便步入衰退階段，因為波斯帝國的崛起，嚴重衝擊了古希臘的海外貿易，不到半個世紀又爆了伯羅奔尼撒內戰，希臘一蹶不振。
古希臘文明有上千年曆史，民主政治的存在時間也就200年而已。如果民主政治真的有那麼萬能，為什麼眼睜睜看著希臘衰亡而無能為力？
2
制度漏洞
東西方這種體制都能匹配各自的生存手段，但都有一個bug：中國的人口膨脹和西方的財富停滯。
中國的政治體制解決的是一個存量分配的問題，一旦人口大幅增長，勢必帶來人均收益的明顯下降，當下降到無法養活自己時，就要爆發重新分配的土地革命了。每一次農民起義都要打著“平分土地”的旗號；戰爭消滅了不少人口，每個新王朝的第一件事就是確立土地制度。
所以，中國2000年的一治一亂，本質仍然是一個馬爾薩斯陷阱的問題。
古希臘民主政治體制解決的是一個增量分配的問題，核心在於維持和激發商人的積極性，保持財富的不斷增長，一旦財富達到天花板，這套體制就失靈了。這個很好理解：商人不再掙錢不再帶來財富了，你憑什麼還要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呢？
所以，波斯第一帝國崛起後，希臘的地中海貿易遭遇瓶頸，希臘隨之陷入內戰和衰亡。近代西歐的每一次大混戰，也源於殖民瓜分和工業革命帶來的增量效應遞減。這就導致，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十分暴烈：能帶來財富的迅猛發展，一旦財富停滯甚至衰退，戰爭的能量十分驚人！
中國的戰爭是一個內部重新分配的問題，西方的戰爭往往是瓜分其他國家財富的侵略戰爭，它要解決的實際上是一個本國的增量財富問題。
小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原生農業文明的唯一活體標本，西方文化是古希臘次生商業文明的爆發式張揚。二者的兼容性極差，它不僅撕扯著現代中國，而且使得中國與西方衝突不斷、難以取得信任。
到了如今，西方商業文明再次遭遇天花板，難以繼續創造增量財富，引發了自身一系列問題，保守主義紛紛抬頭，國內遊行示威不斷，國際關係緊張。當西方商業文明主導的全球經濟遭遇瓶頸時，東方大國也開始了對西方文明的質疑，並有退縮到傳統文化的跡象。
在這個保守的時代，如果東西方都不再向前，而是掩耳盜鈴地回到舊懷抱，那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樂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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