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到海外汉学，史景迁绝对是不可绕过去的一座高峰。近几年来随着大众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作品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史景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原名为乔纳森·斯宾塞，他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王氏之死》就是史景迁一部经典的代表作。

在书中，史景迁跨越国别文化，对17世纪山东省郯城县的一段历史进行了重新的解码与建构，描绘出一名普通妇女王氏的悲剧之路，通过小人物的遭遇剖析出那一段大历史的环境特征。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运用了很多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富有极强的创新性，本文就将从微观层面、多方位视角以及文学特征这3个方面，来解读史景迁在本书中研究历史的新思路。

1，从微观角度入手，小人物与史实交错，开启平民史学的先河

微观史学诞生在意大利，提倡重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生活，通过逼真的叙述将其展现出来。简单理解，微观史学更提倡从小人物、小细节来窥探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宏观、笼统、总结性的研究历史。史景迁的作品中就具有这样的研究方法，他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微观史学家。在这本《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就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展现山东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中的社会现状、小人物的底层生活,研究角度非常新颖，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新思路。

通常我们看到的历史著作，都是从宏观出发，研究大的历史事件、知名历史人物，但是史景迁的这本《王氏之死》中，却剑走偏锋，选择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山东小县城——郯城县。

郯城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位于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处，在史景迁研究的年代，即1668年至1672年，郯城县是兖州中最贫困的地区。郯城县总人口约6万人，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收入，几乎没有手工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在17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内，郯城县颇为动荡，经历了地震、洪水、雪灾、匪患，农业生产停滞，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史景迁专门对这个小县城展开了深入的、仔细的研究，描绘在生活在郯城县中小人物的现状，更具有真实感、普遍性。

史景迁研究郯城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在位的时候，在外界看来康熙时期是繁荣稳定的盛世，史景迁通过研究郯城县，展现出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当读这本《王氏之死》，看到那些最底层妇女、农民的现状，会发现原来历史研究并不一定非要聚焦在大历史事件、知名人物，那些历史的细节处也同样可以有温度、有精彩。

（2） “王氏之死”的背后，是一代封建女性的生存困境

《王氏之死》这本书书名就提到了女子王氏的死，王氏是一个极为普通的郯城县女人，她和丈夫任某结婚后过得并不幸福，于是王氏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中途那个男人抛弃了王氏，王氏的私奔失败了。任某不久后就找到了王氏，但任某并没有休掉王氏，而是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大概生活了半年多，在1672年1月底的一个夜晚，任某和王氏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中任某掐死了王氏。按照大清的法律，任某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这情况满足“存留养亲”的条件，任某是家中的独子，如果被杀害，他70多岁的老父亲就断绝香火了。所以任某没有判处死刑，仅仅是被重杖责打，然后就被释放了。

王氏生前没有追求到幸福，死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史景迁讲述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王氏的遭遇，从这个最底层的女性人物出发，反映出了清朝时期封建女性的生存困境。

首先，在当时的郯城县，女性工作机会很少，一般都是清洁工、洗衣妇、女仆等体力活，但拿到的工资很低，史景迁书中写道: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女性值得尊敬，但郯城的社会并未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机会一定是在郯城县城、马头镇和红花埠驿站的赌场、茶馆和妓院。”

女性为了生存只能从事那些不道德的低贱工作，勉强维持生活。有工作对于大部分郯城女性还算是不错了，王氏连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都没有，经济无法独立就意味着生活上无法有更多的选择，只能依附男人。

其次，女性受封建文化影响颇深。王氏缠了脚，也就是所说的“三寸金莲”，清朝缠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一个最底层的女子也要缠足，可见这种陋习之风影响深远。

除此，清朝的法律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王氏为何非要私奔？是因为女子想跟丈夫提出离婚时很难的，如果丈夫不同意，她根本没有可操控的余地。无法离婚王氏想追求幸福就只能私奔，然而在当时“只有妻子被丈夫严重打伤或弄成残疾、或被丈夫强迫和别人发生关系时，她才可以自由离开。”

王氏私奔，已经触碰到了法律，是要被严厉惩罚的，“所有逃走的妇女都被归为逃犯，得接受一百杖的处分。”当时的女人还可以被丈夫买卖，一旦结了婚根本无法逃脱，法律其实也在迫害着女性。史景迁用一个底层女性的经历，展现出清朝 “夫为妻纲”发展到顶峰的现状，法律其实是以礼教为基础来变相地保障丈夫的权威和家庭的利益，女人只能在“夫尊妻卑”的阴影里艰难地生存。

（3） 盛世中的蝼蚁，历史边缘的小人物，开启平民史学的先河

在《王氏之死》中，除了看到封建女性的生存境地，史景迁还描绘了在郯城县生活的许许多多边缘性的小人物，他们的生与死就像是蝼蚁一般，根本得不到重视，风一吹便散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下，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的命运逐渐展开了：在郯城县地震中，很多人亲眼看着亲人死去，一个叫做高德懋的男人，全家共29口，最后只活了他和两个孩子；盗匪肆意横行，他们掠夺村庄，虐待穷人，一个叫做姚氏的17岁女孩，被土匪活生生割掉了手臂，将她杀死；郯城县还有一个从土匪变成地主的王二，他作恶多端，有一个农民惹了他，王二便杀死了对方6个儿子。除了这些，还有郯城县没有名字的广大农民，他们为生计苦苦挣扎，被饿死的、残害死的，或自杀的不计其数。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曾这样评价史景迁： “史景迁正是以其特有的才华和禀赋，在美国东亚史研究领域中开了人文史学即平民史学的先河，架设了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史景迁从一个个历史边缘的小人物出发，从细微之处还原出历史的另一番面貌，鲜活的小人物不该被遗忘，他们都是构成历史的重要一部分。

2，多学科、多方位视角，从不同层面来重塑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世界

在研究方法上，史景迁也有新的突破，从多个视角来解读郯城县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在《王氏之死》中开创性的尝试，也给后面的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范例和借鉴意义。

（1） 独特多样的史料选择，历史与文学相借鉴

《王氏之死》中，史景迁的史料选取有很有独创性，他的史料选择主要有3个大方面，一是卸任知县冯可参纂修《郯城县志》，二是郯城知县黄六鸿在退休后写的《福惠全书》，三是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前两个史料可以说是传统史料，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利用档案、地方志、官方笔记等等，这也是美国汉学界常用的手法，这两部分史料的选取，给史景迁的研究打下了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部分史料的选择，我们在阅读其他历史著作的时候，是很少见到把小说中的内容作为引用的，但是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就以《聊斋志异》为史料来源，大量的运用到了其中的内容。史景迁借用蒲松龄对于小人物的描述，借助里面的故事来还原郯城县人们生活的场景、现状。

比如在第二章《土地》中，史景迁描述郯城县过高的税收让百姓喘不过气来，百姓被逼的走投无路，史景迁就用到蒲松龄的《促织》来表现税收给百姓造成的痛苦。

“收取这些额外的税负，对纳税人和收税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就像蒲松龄在讽刺故事《促织》的开场白中所说的。”

接着引用了《促织》中宫廷让民间每年上贡蟋蟀，一个叫成名的人不堪重负而自杀的故事，来讽刺当今税收的苛刻以及给百姓带来的痛苦。

史景迁这种传统史料和小说相结合的方法，也是从多方位来展现历史，运用小说来描摹小人物的欲求、反抗还有生存背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史景迁将文学视角和历史视角相结合，为多方位、多角度的利用史料来进行研究提供了有益可行的经验。

（2） 多学科视角，不同方位的观察

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采用了多学科的视角，在阅读《王氏之死》这本书时，不仅可以看到对历史小人物的描绘，还对这些小人物生存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介绍，比如郯城县的自然地理特征，经济发展，当时清朝的法律对于小人物的影响，可以说史景迁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等学科方面，对郯城县进行了一个多视角的解读。

在本书的第二章土地中，其实就是从经济学方面来分析郯城县百姓生活的现状。这章主要介绍了郯城县的税收状况，

“郯城每年都必须将固定的岁入额度上缴北京。岁入的主题——用来支付各县的地方开销和缴纳中央政府规定的税额，由两种赋税方式提供：一是土地税，一是以成年男子为对象的丁口税（徭役）。”

接下来有详细的表格数据做支撑，介绍了当地百姓缴纳税收的方式、步骤，在中央的压榨、各种天灾人祸之下，郯城县百姓苦不堪言，到1670年已经连续13年拖欠税款了。这章运用经济学视角来分析郯城县现状，更具有说服力和真实性，让人更理解郯城百姓的悲惨境地是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

在本书中，史景迁也引入了很多法律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虽然表面上这些小人物似乎远离法律，但实质法律在维系甚至操控着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比如含冤而死的王氏，杀害她的丈夫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也是因为法律的倾斜；还有生活在郯城县的寡妇，《大清律例》中关于寡妇财产权的一条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法律的原意是为了鼓励寡妇守节不嫁，但在现实生活中原来丈夫的家人却强迫寡妇改嫁来谋夺财产，造成了很多寡妇自杀等等的悲剧。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史景迁其实是在追寻隐藏在小人物背后的逻辑，过去封建制度是向达官贵族、男权所倾斜的，制度上的不合理也就导致了一个个小人物走向悲剧。

史景迁从多个角度的史料、不同的学科视野来分析郯城县的历史，让人看到历史的发展是多维度的，有不同层次的一面，历史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而且由社会各个层面、各种人物交错、互相影响的结果，这种多个视角重塑小人物的历史的方法，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3，史学见解与文学叙述相结合，使人物与情节赋予小说式细腻的风格

史景迁的历史研究还具有故事叙述的特点，有赞扬者曾就这样评价史景迁：“当代史学界，无论中西，能以“讲故事”闻名的，只有一人，就是史景迁。”史景迁能够将历史见解与故事叙述巧妙融合，让人物、情节发展读起来好像在读小说一般，情节跌宕，具有抒情性和可读性。

（1） 整合《聊斋志异》的故事材料

前面说到过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将《聊斋志异》作为研究史料，书中大段引用了《聊斋志异》的内容，为其历史叙事增添了很强的文学色彩。

《王氏之死》总共引用了《聊斋志异》中4篇小说，第一篇是在第二章“土地”里引用的，说的是一个叫做小二的女子，她救济百姓，属于救世主的形象。史景迁引用这个故事认为当地的百姓其实是不怎么相信官员能够把税收、自然问题解决好，他们更愿意信类似这种救世主的人。第二篇写了一个残暴性格的崔猛，史景迁用这篇想表达当时社会那种无序混乱的状态。第三篇《云翠仙》塑造了一个只能靠魔法与钱财才能脱离苦海的女子翠仙，第四篇《细柳》，她在失去丈夫后含辛茹苦把儿子和继子抚养成人，史景迁引用这两个女子的故事，表达了女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艰难和困苦。

通过引用这些故事，可以让读者读起来更富有趣味性，不至于太枯燥，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史景迁将《聊斋志异》作为描写郯城县百姓的贫困、苦难的补充和注脚，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2）生动的故事性写作

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本人也进行了故事性写作的尝试，文中很多情节读起来就像是在读故事一样，情节生动曲折，耐人寻味。以往我们读到的史学著作，通常都是较为严肃性的，有些刻板的论说，但读史景迁的书会给人一种轻松、亲切之感，就像是在读一部文学作品一般。

《王氏之死》中最为经典的故事性写作是在第五章“私奔的女人”中，史景迁用很长的篇幅来描写了王氏死之前的一个梦境，对于梦境的描写充满了抒情和诗歌化的语言。比如开头有这样的景色描写：

“树枝伸向桌子上，叶子稀疏零落，花苞却绵密地挤在一起。花还没有开，像蝴蝶的翅膀，一只淋湿蝴蝶的翅膀，沾满了水气而垂下来，支撑花苞的根茎细如发丝。”

史景迁用诗意化的语言描写了王氏美好的梦境，其实这里也是一种推测式的故事写作。后面史景迁还写了王氏在梦境中的经历，比如

“她坐在一棵高树的树根处。”“她用赤裸的双脚把佳肴踏入土中。”，到了后面，王氏“被钉住了，被缠在身上的蛇钉地动弹不得，她奋力挣扎，身体在水中踢打……”

从整个的梦境来看，前面可以让人感觉到王氏是一个很美好善良的女子，在梦境中过得轻松愉快，到了后面，她逐渐得陷入困境之中，最终被钉住而无法动弹，身边的人也没有人来救她。整个的梦境其实也象征着王氏的命运，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到步入痛苦的婚姻之中，最终王氏醒来后，被丈夫狠狠地掐死了。史景迁用这种大胆的推测性故事写作，为历史的叙述增添文学的趣味性，通过故事性的情节也更能激发读王氏的理解和同情。

（3）优美抒情的叙述语言

史景迁的叙事语言也很有特色，读起来充满了优美抒情性，与历史学界通行的严谨的学术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能让人读他的作品时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这点在《王氏之死》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史景迁对于王氏始终是充满了一种同情心的，在王氏被丈夫杀死，抛尸荒野后，史景迁写道：

“王氏的尸体整夜躺在雪地上，当她被发现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好像活着的一样，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

除此，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王氏的梦境描写，史景迁的语言也是富有美感的，如冬天的湖 、山 、微笑 、船 、微风 、云层和星星 、水果和酒 、牡丹和山茶 、轻风和小鸟等等。史景迁的文笔非常优美，运用这种语言给严肃的历史中带来了动态的美感，给人带来了一种阅读上的享受。

4，结语

史景迁的这本《王氏之死》也有过争议，比如历史研究中是不是可以用小说作为史料？叙述历史时可以用推测式故事写作吗？包括对于中国古代制度以及地方史实也有把握不准确的地方。但史景迁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能够对中国历史有着如此深度的研究，已经是具有非常高的学术水平了。史景迁对于中国历史新颖的研究思路，已经给历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提供了精彩的范例，让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有了更加开阔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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