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到海外漢學，史景遷絕對是不可繞過去的一座高峰。近幾年來隨著大眾對歷史越來越感興趣，美國史學家史景遷的作品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史景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原名為喬納森·斯賓塞，他對中國歷史頗有研究，《王氏之死》就是史景遷一部經典的代表作。

在書中，史景遷跨越國別文化，對17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一段歷史進行了重新的解碼與建構，描繪出一名普通婦女王氏的悲劇之路，通過小人物的遭遇剖析出那一段大歷史的環境特徵。史景遷在《王氏之死》中運用了很多新穎的歷史研究方法，富有極強的創新性，本文就將從微觀層面、多方位視角以及文學特徵這3個方面，來解讀史景遷在本書中研究歷史的新思路。

1，從微觀角度入手，小人物與史實交錯，開啟平民史學的先河

微觀史學誕生在意大利，提倡重新發現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生活，通過逼真的敘述將其展現出來。簡單理解，微觀史學更提倡從小人物、小細節來窺探歷史的發展，而不是宏觀、籠統、總結性的研究歷史。史景遷的作品中就具有這樣的研究方法，他也被一些研究者視為微觀史學家。在這本《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就從微觀的角度出發，展現山東一個不知名的小縣城中的社會現狀、小人物的底層生活,研究角度非常新穎，提供了歷史研究的新思路。

通常我們看到的歷史著作，都是從宏觀出發，研究大的歷史事件、知名歷史人物，但是史景遷的這本《王氏之死》中，卻劍走偏鋒，選擇了一個極其普通的山東小縣城——郯城縣。

郯城縣位於山東省東南部，位於山東和江蘇的交界處，在史景遷研究的年代，即1668年至1672年，郯城縣是兗州中最貧困的地區。郯城縣總人口約6萬人，以農業種植為主要經濟收入，幾乎沒有手工業等其他產業的發展。在17世紀中期這段時間內，郯城縣頗為動盪，經歷了地震、洪水、雪災、匪患，農業生產停滯，可以說是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史景遷專門對這個小縣城展開了深入的、仔細的研究，描繪在生活在郯城縣中小人物的現狀，更具有真實感、普遍性。

史景遷研究郯城的這段時間，正是康熙在位的時候，在外界看來康熙時期是繁榮穩定的盛世，史景遷通過研究郯城縣，展現出生活在中國封建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悲慘命運，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當讀這本《王氏之死》，看到那些最底層婦女、農民的現狀，會發現原來歷史研究並不一定非要聚焦在大歷史事件、知名人物，那些歷史的細節處也同樣可以有溫度、有精彩。

（2） “王氏之死”的背後，是一代封建女性的生存困境

《王氏之死》這本書書名就提到了女子王氏的死，王氏是一個極為普通的郯城縣女人，她和丈夫任某結婚後過得並不幸福，於是王氏和另一個男人私奔了，中途那個男人拋棄了王氏，王氏的私奔失敗了。任某不久後就找到了王氏，但任某並沒有休掉王氏，而是繼續像以前那樣生活。大概生活了半年多，在1672年1月底的一個夜晚，任某和王氏發生了爭吵，在爭吵中任某掐死了王氏。按照大清的法律，任某是應該被判處死刑的，但是這情況滿足“存留養親”的條件，任某是家中的獨子，如果被殺害，他70多歲的老父親就斷絕香火了。所以任某沒有判處死刑，僅僅是被重杖責打，然後就被釋放了。

王氏生前沒有追求到幸福，死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公平，史景遷講述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王氏的遭遇，從這個最底層的女性人物出發，反映出了清朝時期封建女性的生存困境。

首先，在當時的郯城縣，女性工作機會很少，一般都是清潔工、洗衣婦、女僕等體力活，但拿到的工資很低，史景遷書中寫道:

“雖然一般人都認為女性值得尊敬，但郯城的社會並未給他們提供太多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機會一定是在郯城縣城、馬頭鎮和紅花埠驛站的賭場、茶館和妓院。”

女性為了生存只能從事那些不道德的低賤工作，勉強維持生活。有工作對於大部分郯城女性還算是不錯了，王氏連一份可以謀生的工作都沒有，經濟無法獨立就意味著生活上無法有更多的選擇，只能依附男人。

其次，女性受封建文化影響頗深。王氏纏了腳，也就是所說的“三寸金蓮”，清朝纏足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鼎盛時期，一個最底層的女子也要纏足，可見這種陋習之風影響深遠。

除此，清朝的法律是以男權為中心的。王氏為何非要私奔？是因為女子想跟丈夫提出離婚時很難的，如果丈夫不同意，她根本沒有可操控的餘地。無法離婚王氏想追求幸福就只能私奔，然而在當時“只有妻子被丈夫嚴重打傷或弄成殘疾、或被丈夫強迫和別人發生關係時，她才可以自由離開。”

王氏私奔，已經觸碰到了法律，是要被嚴厲懲罰的，“所有逃走的婦女都被歸為逃犯，得接受一百杖的處分。”當時的女人還可以被丈夫買賣，一旦結了婚根本無法逃脫，法律其實也在迫害著女性。史景遷用一個底層女性的經歷，展現出清朝 “夫為妻綱”發展到頂峰的現狀，法律其實是以禮教為基礎來變相地保障丈夫的權威和家庭的利益，女人只能在“夫尊妻卑”的陰影裡艱難地生存。

（3） 盛世中的螻蟻，歷史邊緣的小人物，開啟平民史學的先河

在《王氏之死》中，除了看到封建女性的生存境地，史景遷還描繪了在郯城縣生活的許許多多邊緣性的小人物，他們的生與死就像是螻蟻一般，根本得不到重視，風一吹便散得無影無蹤了。

在這樣一個大歷史的背景下，一個個平凡的小人物的命運逐漸展開了：在郯城縣地震中，很多人親眼看著親人死去，一個叫做高德懋的男人，全家共29口，最後只活了他和兩個孩子；盜匪肆意橫行，他們掠奪村莊，虐待窮人，一個叫做姚氏的17歲女孩，被土匪活生生割掉了手臂，將她殺死；郯城縣還有一個從土匪變成地主的王二，他作惡多端，有一個農民惹了他，王二便殺死了對方6個兒子。除了這些，還有郯城縣沒有名字的廣大農民，他們為生計苦苦掙扎，被餓死的、殘害死的，或自殺的不計其數。

華中師範大學校長馬敏教授曾這樣評價史景遷： “史景遷正是以其特有的才華和稟賦，在美國東亞史研究領域中開了人文史學即平民史學的先河，架設了一座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

史景遷從一個個歷史邊緣的小人物出發，從細微之處還原出歷史的另一番面貌，鮮活的小人物不該被遺忘，他們都是構成歷史的重要一部分。

2，多學科、多方位視角，從不同層面來重塑底層小人物的生活世界

在研究方法上，史景遷也有新的突破，從多個視角來解讀郯城縣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在《王氏之死》中開創性的嘗試，也給後面的歷史研究提供新的範例和借鑑意義。

（1） 獨特多樣的史料選擇，歷史與文學相借鑑

《王氏之死》中，史景遷的史料選取有很有獨創性，他的史料選擇主要有3個大方面，一是卸任知縣馮可參纂修《郯城縣誌》，二是郯城知縣黃六鴻在退休後寫的《福惠全書》，三是蒲松齡的小說《聊齋志異》。前兩個史料可以說是傳統史料，還是比較中規中矩的，利用檔案、地方誌、官方筆記等等，這也是美國漢學界常用的手法，這兩部分史料的選取，給史景遷的研究打下了好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部分史料的選擇，我們在閱讀其他歷史著作的時候，是很少見到把小說中的內容作為引用的，但是史景遷在《王氏之死》中就以《聊齋志異》為史料來源，大量的運用到了其中的內容。史景遷借用蒲松齡對於小人物的描述，藉助裡面的故事來還原郯城縣人們生活的場景、現狀。

比如在第二章《土地》中，史景遷描述郯城縣過高的稅收讓百姓喘不過氣來，百姓被逼的走投無路，史景遷就用到蒲松齡的《促織》來表現稅收給百姓造成的痛苦。

“收取這些額外的稅負，對納稅人和收稅人來說都是一場噩夢，就像蒲松齡在諷刺故事《促織》的開場白中所說的。”

接著引用了《促織》中宮廷讓民間每年上貢蟋蟀，一個叫成名的人不堪重負而自殺的故事，來諷刺當今稅收的苛刻以及給百姓帶來的痛苦。

史景遷這種傳統史料和小說相結合的方法，也是從多方位來展現歷史，運用小說來描摹小人物的欲求、反抗還有生存背景，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史景遷將文學視角和歷史視角相結合，為多方位、多角度的利用史料來進行研究提供了有益可行的經驗。

（2） 多學科視角，不同方位的觀察

在研究方法上，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史景遷採用了多學科的視角，在閱讀《王氏之死》這本書時，不僅可以看到對歷史小人物的描繪，還對這些小人物生存的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介紹，比如郯城縣的自然地理特徵，經濟發展，當時清朝的法律對於小人物的影響，可以說史景遷從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等學科方面，對郯城縣進行了一個多視角的解讀。

在本書的第二章土地中，其實就是從經濟學方面來分析郯城縣百姓生活的現狀。這章主要介紹了郯城縣的稅收狀況，

“郯城每年都必須將固定的歲入額度上繳北京。歲入的主題——用來支付各縣的地方開銷和繳納中央政府規定的稅額，由兩種賦稅方式提供：一是土地稅，一是以成年男子為對象的丁口稅（徭役）。”

接下來有詳細的表格數據做支撐，介紹了當地百姓繳納稅收的方式、步驟，在中央的壓榨、各種天災人禍之下，郯城縣百姓苦不堪言，到1670年已經連續13年拖欠稅款了。這章運用經濟學視角來分析郯城縣現狀，更具有說服力和真實性，讓人更理解郯城百姓的悲慘境地是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

在本書中，史景遷也引入了很多法律視角，深刻地揭示了在大歷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運，雖然表面上這些小人物似乎遠離法律，但實質法律在維繫甚至操控著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比如含冤而死的王氏，殺害她的丈夫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也是因為法律的傾斜；還有生活在郯城縣的寡婦，《大清律例》中關於寡婦財產權的一條規定:“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法律的原意是為了鼓勵寡婦守節不嫁，但在現實生活中原來丈夫的家人卻強迫寡婦改嫁來謀奪財產，造成了很多寡婦自殺等等的悲劇。從法律的角度來解讀，史景遷其實是在追尋隱藏在小人物背後的邏輯，過去封建制度是向達官貴族、男權所傾斜的，制度上的不合理也就導致了一個個小人物走向悲劇。

史景遷從多個角度的史料、不同的學科視野來分析郯城縣的歷史，讓人看到歷史的發展是多維度的，有不同層次的一面，歷史發展並不是直線式的，而且由社會各個層面、各種人物交錯、互相影響的結果，這種多個視角重塑小人物的歷史的方法，也給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範例。

3，史學見解與文學敘述相結合，使人物與情節賦予小說式細膩的風格

史景遷的歷史研究還具有故事敘述的特點，有讚揚者曾就這樣評價史景遷：“當代史學界，無論中西，能以“講故事”聞名的，只有一人，就是史景遷。”史景遷能夠將歷史見解與故事敘述巧妙融合，讓人物、情節發展讀起來好像在讀小說一般，情節跌宕，具有抒情性和可讀性。

（1） 整合《聊齋志異》的故事材料

前面說到過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將《聊齋志異》作為研究史料，書中大段引用了《聊齋志異》的內容，為其歷史敘事增添了很強的文學色彩。

《王氏之死》總共引用了《聊齋志異》中4篇小說，第一篇是在第二章“土地”裡引用的，說的是一個叫做小二的女子，她救濟百姓，屬於救世主的形象。史景遷引用這個故事認為當地的百姓其實是不怎麼相信官員能夠把稅收、自然問題解決好，他們更願意信類似這種救世主的人。第二篇寫了一個殘暴性格的崔猛，史景遷用這篇想表達當時社會那種無序混亂的狀態。第三篇《雲翠仙》塑造了一個只能靠魔法與錢財才能脫離苦海的女子翠仙，第四篇《細柳》，她在失去丈夫後含辛茹苦把兒子和繼子撫養成人，史景遷引用這兩個女子的故事，表達了女子在現實生活中的艱難和困苦。

通過引用這些故事，可以讓讀者讀起來更富有趣味性，不至於太枯燥，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歷史情況，史景遷將《聊齋志異》作為描寫郯城縣百姓的貧困、苦難的補充和註腳，具有很強的創新性。

（2）生動的故事性寫作

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本人也進行了故事性寫作的嘗試，文中很多情節讀起來就像是在讀故事一樣，情節生動曲折，耐人尋味。以往我們讀到的史學著作，通常都是較為嚴肅性的，有些刻板的論說，但讀史景遷的書會給人一種輕鬆、親切之感，就像是在讀一部文學作品一般。

《王氏之死》中最為經典的故事性寫作是在第五章“私奔的女人”中，史景遷用很長的篇幅來描寫了王氏死之前的一個夢境，對於夢境的描寫充滿了抒情和詩歌化的語言。比如開頭有這樣的景色描寫：

“樹枝伸向桌子上，葉子稀疏零落，花苞卻綿密地擠在一起。花還沒有開，像蝴蝶的翅膀，一隻淋溼蝴蝶的翅膀，沾滿了水氣而垂下來，支撐花苞的根莖細如髮絲。”

史景遷用詩意化的語言描寫了王氏美好的夢境，其實這裡也是一種推測式的故事寫作。後面史景遷還寫了王氏在夢境中的經歷，比如

“她坐在一棵高樹的樹根處。”“她用赤裸的雙腳把佳餚踏入土中。”，到了後面，王氏“被釘住了，被纏在身上的蛇釘地動彈不得，她奮力掙扎，身體在水中踢打……”

從整個的夢境來看，前面可以讓人感覺到王氏是一個很美好善良的女子，在夢境中過得輕鬆愉快，到了後面，她逐漸得陷入困境之中，最終被釘住而無法動彈，身邊的人也沒有人來救她。整個的夢境其實也象徵著王氏的命運，從一個無憂無慮的女孩到步入痛苦的婚姻之中，最終王氏醒來後，被丈夫狠狠地掐死了。史景遷用這種大膽的推測性故事寫作，為歷史的敘述增添文學的趣味性，通過故事性的情節也更能激發讀王氏的理解和同情。

（3）優美抒情的敘述語言

史景遷的敘事語言也很有特色，讀起來充滿了優美抒情性，與歷史學界通行的嚴謹的學術語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能讓人讀他的作品時獲得一種美的享受。

這點在《王氏之死》中也有很明顯的體現，史景遷對於王氏始終是充滿了一種同情心的，在王氏被丈夫殺死，拋屍荒野後，史景遷寫道：

“王氏的屍體整夜躺在雪地上，當她被發現的時候，她看上去幾乎好像活著的一樣，嚴寒給她死去的臉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

除此，在剛才我們提到的王氏的夢境描寫，史景遷的語言也是富有美感的，如冬天的湖 、山 、微笑 、船 、微風 、雲層和星星 、水果和酒 、牡丹和山茶 、輕風和小鳥等等。史景遷的文筆非常優美，運用這種語言給嚴肅的歷史中帶來了動態的美感，給人帶來了一種閱讀上的享受。

4，結語

史景遷的這本《王氏之死》也有過爭議，比如歷史研究中是不是可以用小說作為史料？敘述歷史時可以用推測式故事寫作嗎？包括對於中國古代制度以及地方史實也有把握不準確的地方。但史景遷作為一個海外漢學家，能夠對中國歷史有著如此深度的研究，已經是具有非常高的學術水平了。史景遷對於中國歷史新穎的研究思路，已經給歷史研究打開了新的大門，提供了精彩的範例，讓我們對歷史的解讀有了更加開闊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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