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方的金器使用比南宋時期更加豐富。明清時期，金銀器的使用已經遍及祭祀、冠服、陳設、宗教活動、文玩等各方面，種類繁多，造型多變，注重造型藝術表現。
元代金器是館藏金器的又一特色，1955年合肥小南門出土的元代窖藏，以及1956年出土的范文虎墓都發現了眾多高規格且製作精美的元代金器；隨著金器製作技藝的進一步提升，館藏明清時期金器的種類和數量更加繁雜，包括簪、耳墜、鐲、釵、發冠、戒指、碗、盒、帽梁、唸佛牌、金元寶、口含錢等等。
圖1 元 纏枝花卉紋金髮冠
元纏枝花卉紋金髮冠（圖1），1956年出土於安慶范文虎墓，長13.7、寬9釐米。由五塊金片扣合而成，頂部、底部兩端共三塊金片，分別與左右兩側的橢圓形金片相扣合，形成一個橢圓形腔體，用來套在髮髻之上，底部兩端的金片中央各有一圓形孔，用以固定髮簪。頂部及左右兩塊金片均飾纏枝花卉紋，每個花卉中央花蕊處均鑲嵌寶石，現已脫落，但痕跡清晰可見。范文虎（?～1301）原南宋安慶知府，後降元，官至尚書右丞相。墓中出土了玉帶、玉印、金冠、金飾等大量文物。這件華美精緻的發冠，代表了元代超高的金器製作水平。
圖2 元 “章仲英造”金把杯
元“章仲英造”金把杯（圖2），1955年出土於合肥小南門原孔廟大成殿元代窖藏，口徑7.5、底徑4.8釐米。葵口，方唇，弧腹，平底，一側有柄。杯內底一側有“章仲英造”四字陰文楷書。窖藏保存完好，共出土102件金銀器，包括金盃、金碗、金碟、銀果盒、銀壺、銀高足碗、銀盞、銀碟、銀勺、銀筷子等，部分器物上戳印有“章仲英造”“廬州丁鋪”“至順癸酉”等銘文，其中一件元菱花形鳳紋銀果盒，鏨刻了包括茶花、石竹花、春菊、凌霄花、梅花、牡丹、荷花、萬壽菊、桃花、蓮花、海棠等多達20種花卉圖案，蓋上兩首相對的鳳凰飛舞在花叢中，姿態生動飄逸。窖藏共出土金器10件，其中7件收藏於安徽博物院。這件金把杯，也稱“海棠式金卮杯”，出土時為一對，當是宴會中等級最高的人使用。銘文“章仲英造”位於杯底右側，標識醒目，應是元朝文宗至順四年（1333）廬州丁鋪匠師章仲英所制，這正是宋元以來金器商品化、生活化的標誌，金器的使用逐漸從上流社會進入了酒樓菜館以及家境殷實的百姓人家，製作精良的器物甚至成為家居陳設，從實用器上升為藝術品。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的激烈競爭造就了一批技術精湛、注重品質的工匠，而如此高規格且精美絕倫的金銀器，正是元代金銀器製作水平的集中展現。
圖3 明 瓜頭簪
明瓜頭簪（圖3），1969年出土於明光（原嘉山縣）李貞夫婦墓，長11.7釐米。簪首造型為瓜狀，一朵瓜花開於中央，瓜葉對疊而生，位於上下左右，花葉之上露出小半個瓜體，錐點紋的裝飾使得瓜稜的彎曲與經脈刻畫的栩栩如生，生動立體。簪採用捶揲、鏨刻工藝製成，簪體為扁長條形。瓜頭簪的流行始於元代，一直至明代前期，瓜有著極好的寓意，也是詩文中經常用到的題材，這件瓜頭簪與湖南臨澧新合元代金銀窖藏、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右前旗左土城子出土的金瓜簪形態都非常相似，可以說這件簪傳承了元代瓜頭簪的典型風格。李貞之妻為朱元璋的姐姐（曹國長公主），根據出土壙志可知，元至正十年（1350）前後，曹國長公主去世，死後由於戰亂未安葬，至李貞死後（1378）才遷來合葬，可見墓葬中出土的金銀玉器最晚可能制於明代初期。墓中共出土金器20件，其中一副葫蘆耳環，兩件鳳簪同樣帶有宋元風格。無字金錢12枚，明代流行隨葬金銀冥幣，多出土於身份等級較高的墓葬。綜合這些可以看出，該墓金器的製作很大程度上傳承了元代的風格，代表了元末明初金器製作與使用的具體情況，這在出土玉器的加工和藝術表現也得到了同樣的印證。
隨著歷史的發展，藏品的種類不斷增加，加工與裝飾方法更加嫻熟、精細，宋代以後金器日益商品化、生活化，首飾的種類、款式不斷翻新，實用器皿增多，商業競爭激烈，元代“廬州丁鋪”標記的出現，正是宋代商業繁榮的進一步延續，到了明清時期，金器的使用已經遍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章來源：《收藏家》201909期《熠熠生輝 璀璨千年——安徽博物院藏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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