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论文章，名家如林，我最喜欢的，不过四位。绍兴周氏兄弟、无锡钱默存以外，就是高邮汪曾祺了。我内心奉他为1949以后，最一流的散文作家。
晚年依然烟不留手的汪曾祺
其余，如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张爱玲前夫的忆旧随笔、孙犁晚年的若干文字，也都视为拱璧，但还是不会对待汪公一样，几乎每一篇都很珍视，反复抄引，不厌其烦。他的文章与钱钟书的学问，深情厚意，都影响我至深且巨，是最可纪也。
他为文的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他作古后，身后多颂词，有人感伤，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虽然片面了点，我也觉得并非全然无稽。他的那种文字，那种思想，那种态度，确实是特定时代和环境自己东拼四凑，才能荟聚出来的“百衲本”样品。
汪曾祺作为“当代散文殿军”过身之后，“独其言在耳”，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再也无法还原了。说的严重点，这其实是一种文脉的中断。
这种杳乎如入于渊的文脉气质，我们只能通过重温他的文字，他的生命，才能追慕遥想这种风雅。
汪曾祺于1920年出生，1997年才物故，算是五四文化直接培育出来的最后一代文人。
除新布旧，进化之道，喜新厌旧，人性之常，可历史难以预料的大变局在于，汪曾祺去世前后的岁月，中国悄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社会。
西南联大毕业不久、少壮时期的汪曾祺
在他晚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彻底地自绝自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过去旧时代的物也好，人也好，基本凋零殆尽，文化之劫，百倍秦火，能存在的都荡然无存了。而他这样的“老朽”，却因了过去流风余韵的力量，犹如一把精神薪火在几近灭绝中灵光闪闪。大凡文化高人，静若湖泊、淡如轻云，但他的己见是很深的，他的存在磁场也是很强的，汪曾祺亦然。
作为某一类文化人象征，我觉得，汪曾祺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存在和复苏，他身上的那种古中国士大夫的布衣气与贵族气，对当时及此后太多粗蛮的共和国文人是有极大的心理冲击的：原来生命、文化及传统还可以这样存活，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一切了。
这股迟到的奇风吹来，猎猎之音，对时代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声哀悼。我想，也许正是因此，在他告别我们之后，会有很多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名纯粹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吧。虽然不免有点噱头，我觉得大体是有道理的。
汪曾祺与同学兼妻子的施松卿。施家世好因爱才而执意下嫁
当时文坛就给他这个“名誉”称号，现在看来，仿佛是历史的预言。现代文学史上，汪曾祺与沈从文，是著名的师徒关系。结果，这一对师弟子，都是蔼然仁者长者，一个“乡下人”自命，一位被誉为“士大夫”，适成正反组合，算是相映成趣。
更似乎，是冥冥中留给我们的某种暗示吧。
汪曾祺生长在中国新旧转换的夹缝时代。大概也由此，他的人生， 虽不乏五四新文人性格的浪漫主义，但是根底又是淫浸着古典时代士大夫气息的。
沈从文与其表侄黄永玉
作为作家，他以“一家之言”独称现代；但身为文人，他更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闪耀于今的。他那种为人的洒脱不羁、性情的任情率性、行事的独异、趣味的雅旧，使他孑然的更像个文化遗老、布衣士大夫，但思想不是抱残守缺冬烘先生式的，是有新质地掺杂的。
本来，他就是中国社会王纲解纽之后的新文化人。他是新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接受的也是新学教育，行迹密迩的师友也都是新派潮流人物。可奇怪，也是我想不通的，偏偏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完全是传统中国文人雅士的精神遗绪。
汪曾祺的恩师闻一多。提携汪曾祺甚多。
这种精神特征，很明显是旧时代的士大夫化。文章尔雅，书画亦皆工致，是前五四时代中国文化人式的华实兼具。但他更为特殊的地方在于，他据此古人典训所“化”出来的，不是道学气，不是学究气，而是文人气、诗人气、狂野气，同时又有新的思想意识作伴。他生活的常态，是披发长吟，放浪形骸，不拘小节，游刃于百家而不失真情己意，精神状态多少总是有点狂欢式的，是自在旷达的，是古人之趣之志之心神。
中国士大夫，向分两途，一为端谨君子，一为放浪文人。汪曾祺的这种士大夫气质，精神和思想资源，显然更接近后者。也就是说，他的“路径依赖”，丰沛而自然，主要不是儒家给的，而是老庄道家、唐宋诗词、乡土中国与潦倒文人这一脉异端传统所熏陶出来的，在荒原中都不会枯涩无趣，而是独笑江湖，浩气逼人，又谦和幽玄，有“人”的各种生命气息夹杂其间。
“爱逛菜地的汪曾祺”与年轻朋友们
他的人生，是活生生的，是人人习见的社会生活的“外集”。比如，他有着过去士大夫文人的全能技艺。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而且是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无论写文章也好，举手投足也要，常常就自然地显示出一种文化状态，一种艺术情怀，一种高古的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纯粹驳杂的生命境界。
但是，他的出处来源，不是悬空蹈虚的，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而来。现代作家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像他这样，可以把精神气质和现实生活，如此真正形成血肉一体之人。
江苏文艺版《汪曾祺文集》。为汪生前编订的唯一文集
四年制西南联大，他却读了五年。基本不上课，所有时光几乎都是在喝酒、泡茶馆、高谈阔论吹牛逼中耗完的。每天就想着吃吃喝喝，有多少钱到手就花掉多少，没钱就赊账、当衣服、当书籍，结果不仅体育、英语都不及格，留级了事，还害得一帮同鞋、老师整天担心他会喝酒喝死。
那时的他，多半是夜不归宿的，大醉伶仃就坟地将就将就，数不清的清晨舍友推开宿舍门，就发现一摊肉泥挤在门口，那就是汪曾祺。可就是这样的乱人，却最受沈从文与闻一多器重。沈从文说汪曾祺是“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而且一定比我好”；闻一多最伤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汪曾祺不愿意接他衣钵，好好研究学问。
昆明时期与妻子
比如，他像过去所以疏狂的文人一样，喜欢左手插裤兜,右手挥毫泼墨,画累就饮酒,饮够就作画；比如，他生平所望，就是寄情山水，而且本身琴棋书画、园林烹饪那一套明清江南才人的积习都手到擒来；比如，右派的他喜爱花草，被勒命拔草，却整出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只是不幸被毁；
他也如同过去书生一样，对政治缺乏起码的敏感、戒备和反制能力，结果莫名其妙地成为自己都深恶痛绝的“上书房文人”，后半生被颠来簸去,饱尝了难以言传的痛苦与恐惧，传统中国士人与权力的纠缠并没有放过他，嬉笑之怒中多是常歌之哀。
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得以在今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全12册本
这些，都是汪曾祺不同于古代文人更异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地方。可以说，汪曾祺的一生，行步偊旅，是熙攘，也是寡然的。而观其种种,实皆颇有士大夫之风,是华夏故纸堆里才闪现的流风遗韵。这种为人风范与传统格调，也许不能说随着汪曾祺去世而斩，但是往后我们确实几乎看不到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的驾鹤西去,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迥异于现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渐无书。
汪曾祺的文字，里面的味道，其中的情怀，行文的笔法，遣词造句的审美意识，也是有往昔士大夫的文脉可依稀按寻的。
自从图书馆方便借阅、电子书恒天盖地之后，我已经很少再看纸质书了。但是汪曾祺的文集，尤其是他的《蒲桥集》、 《人间草木》、《逝水》、《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等作品，我全部都有买来，放在书案触手可及的位置，时常在夜晚安于默默地与之对读。
汪曾祺时期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他的文字，纯然白话，但是用心体味，即知其根底、其情思、其趣味、其完全是古典中国的回光返照。 没有深邃的古文训练、没有厚重的传统修养、没有精神上的对屈原鲍照谢灵运陶渊明杜甫李白袁宏道袁子才的切身认同，是不可能有这种拔俗之作的。
白话文自从将文言驱逐出主流话语殿堂之后，到了此际，本身就已深痕累累，那种无趣、干枯、无智的趋势日显，其实比古文还要暮气老态，不知所往。汪曾祺的行文、立意，显然是不离文言，也不悖白话的，他是运古为今、驱新合旧。
而从更实质上看，这又是一种更贴近士大夫式的文人气与文章笔法。这也是对士大夫文脉的清理与调剂。平实、洗练、真切、委婉、含蓄、苍劲、古今杂处，新旧并列，春风大雅，水磨功夫，他的文章特色在这里，打动人心者，亦在此所。这使得他的创作，已然超越了文言、白话的两分对垒格局，不管什么文体，传统士大夫的遗风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同时又不是与现代文学接受扞格的。
汪曾祺画作，1983年
比如他写冬天的寒，笔锋一陡，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中国文士名人的招魂,慢慢追索，哀哀悼念；比如他写往事堪哀，“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这是《昭明文选》里依稀可见的情绪；
他写庸常人生的可念，下笔就是“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不仅趣味是旧中国的气味，连这笔法也无法从西洋文字和中国白话文中找到脉络。但是，我们依然明白这是白话文章，是现代人可以感知的情绪。
总之，我读汪曾祺，确实读出了很多传统士大夫所独有的文字感觉、欢乐与孤独的意味，乃至情绪。他的文字，是可以寄生于未来的。同时，他精神蕲向路线又是归“乡”的，多少红尘血肉，多少生死场外，多少遗稿残卷，多少儒道音语，多少声色蝶舞乃至提琴叶片，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一叶扁舟承载远去，而古老的中国就藏在里面。
江苏高邮汪曾祺故居
我期待，文脉是可以像蔓草一样生长的。今后，还能有汪曾祺这样的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中国士大夫。不然，这世界，举目都是余秋雨这样的文人大师当道，也太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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