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我國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歷史學家，他所著的《史記》至今仍然是歷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典籍之一。除了歷史學方面的貢獻外，司馬遷同樣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在《史記》以及《報任安書》、《悲士不遇賦》等著作中都展現出不凡的文學才華。

然而，司馬遷的歷史和文學成就是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作出的，而他之所以能在遭受宮刑這樣嚴酷且侮辱性的刑罰之後仍然能夠完成《史記》這樣的著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種貴族精神對於他的支撐。這種貴族精神不僅支撐著司馬遷完成了這部曠世鉅作，同時也體現在司馬遷的寫作中，伴隨著他的文字一直傳承下來。本文試圖向讀者展示的，便是司馬遷的貴族精神以及這種貴族精神是如何在他的作品之中得到體現的。

司馬遷著作《史記》

司馬遷貴族精神的體現

貴族精神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是當時作為精英階層的貴族所共享的一種貴族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體現，隨著春秋戰國之後中央集權的加強，貴族精神逐漸消亡，但是這種精神在西漢初年仍有體現，特別是在司馬遷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司馬遷的貴族精神首先體現在他對於歷史與現實的哲學思考。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指出，他之所以撰寫《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觀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可以看出，在司馬遷的思考與寫作中，天與人的關係，古與今的傳承與變化一直居於中心地位。

司馬遷與《報任安書》

而司馬遷創作《史記》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記述過去的事情，另一方面則是由此來思考未來人類的命運。司馬遷一方面接受天人感應的觀點，相信天與人之間的緊密關係，他在《史記·律書序》中寫道：“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命於天也”。但同時，他也反對盲目迷信，強調個人努力的重要性。他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寫道：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影視劇形象

在《蒙恬列傳》中，司馬遷在記錄了蒙恬臨死前將自己的死亡歸咎於因而修築長城而斷絕了地脈之後，進一步評論道：

“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看得出來，司馬遷對於項羽和蒙恬這樣將自己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天意的行為是不齒的，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是在推卸自己的責任。

其次，司馬遷貴族精神體現在他對於社稷民生的關注，展現出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史記》中，司馬遷對愛國愛民、公正尚義的人物進行了熱情的讚頌，比如，他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對屈原作出瞭如下的感嘆：

“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蒙恬雕像

另一方面，司馬遷對於歷史上暴虐無道、奸詐喪義的卑鄙人物也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他在《史記·主父偃列傳》中對於主父偃死後無人收屍的淒涼結局是這樣諷刺的：“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司馬遷在《史記》中體現出的這種對於不同歷史人物的愛憎分明的態度，以及他在評論中所闡發出的思想，實際上就展現出了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再次，司馬遷在作品中展現出對於榮譽的熱愛以及對於尊嚴的熱烈追求。熱愛榮譽、追求尊嚴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精神的一種體現，司馬遷由於遭受宮刑的屈辱，其自身的榮譽和尊嚴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司馬遷無法再自己的身上實現榮譽和尊嚴，便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對於珍愛榮譽的人物大加讚賞。比如，他在《伯夷列傳》中，便稱讚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是“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對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荊軻，不肯屈服的屈原以及義不帝秦的魯仲連等珍愛自身榮譽的人，他都給予了熱烈的讚賞。

伯夷和叔齊

最後，司馬遷在作品中展現出勇敢創新、追求自由的精神。司馬遷的創新精神首先體現在他創造性地使用紀傳體這一形式來記述歷史上，《史記》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本採用紀傳體來記錄歷史的史書，可以說是前無來者。除此之外，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還採用了本傳與他傳互見的方法來對人物進行描摹，一方面使得歷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立體，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其記述的可信度。

司馬遷追求自由的精神則體現在他所寫的《孝武本紀》中，在這本記述當世帝王漢武帝的史書中，司馬遷並沒有因為畏懼漢武帝的權威還收斂，而是真實記載了漢武帝妄圖不死、盲信方士等許多荒唐的事蹟，展現出了司馬遷的自由意識和獨立精神。

漢武帝

司馬遷貴族精神的來源

司馬遷之所以具有這樣的貴族精神，與他的成長經歷以及人生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首先，司馬遷出身於一個仕宦世家，這對於他的貴族精神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記載，司馬氏的遠足可以追溯到唐虞之世的重黎氏，在夏商時期，重黎氏就在朝中擔任史官，周朝之後，司馬氏的子孫依然一直擔任史官，一直到春秋戰國乃至秦朝時期，司馬氏的先人都在朝中為官，其中既有擔任史官的，也有擔任軍職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史官，出身於這樣的家族，使得司馬遷從小便有著十足的自信心和優越感。

其次，司馬遷自幼便受到了極好的教育。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是這樣記敘自己的成長過程的：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

《三代世表序》史料

從中即可看出，司馬遷自幼就開始學習各種經文典籍，而司馬遷本人的天賦也十分出眾，年幼時便可熟記許多古文典籍，《三代世表序》中記載：“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除了天賦出眾以及自幼便受到良好教育外，司馬遷還得以跟隨當時的大儒進行學習，孔安國和董仲舒就都曾經是司馬遷的老師。

但司馬遷也絕非是一個只會讀書的書呆子，他在青年時曾遊歷四方，眼界極為開拓，這段經歷對於他的自由意志的形成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這樣記錄了他年輕時出遊所去過的地方：

“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

《周易》

最後，司馬遷坎坷的人生經歷也進一步磨礪了他的意志，使得他骨子裡的貴族精神得到進一步的成熟與昇華。在天漢三年受李陵案的牽連被處宮刑後，司馬遷的心理一度受到十分大的摧殘，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所以隱忍苟活， 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但在經受了這樣巨大的打擊後，司馬遷也對人生的意義有了全新的感悟，他又寫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他還列舉了古代聖賢的事蹟來勉勵自己：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經歷屈辱和人生中的大難，但司馬遷對於人生的意義是有了全新的理解的，他將對自己生命的思考上升到了對於歷史和未來的思考，進而寫作處了《史記》這樣一部曠世鉅著。

《史記》史書

結語

司馬遷的貴族精神，實際上不僅限於他自身，也體現出了時代的精神面貌。漢武帝時期的西漢國力強盛，舉國上下洋溢著一種自信的風氣。國力的強盛帶來了文化的興盛，經過陸賈、賈誼、劉安、董仲舒等人的努力經營，漢朝的文化達到了頂峰，而漢武帝本人對於文藝亦是十分熱愛，致使西漢的文藝一時鼎盛。

但是，漢武帝時期的西漢也存在著各種隱憂，其中的一大隱憂便是漢武帝的專制制度愈發嚴苛，導致大量臣僚受到打擊，社會上開放的風氣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司馬遷的人生經歷實際上也反映出了這一點。應該說，司馬遷個人的經歷以及他個人思想的變遷，很好地反映出了西漢，特別是漢武帝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而隨著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一大批臣僚受到打擊以及中央集權的加強，貴族精神也逐漸消散於歷史之中，日後的士人臣子大多成為了專制皇權的工具，而不再具有司馬遷這樣的貴族精神了。

參考資料：《史記》、《報任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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