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始终不断集中表现在帝位的争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争斗愈演愈烈。自元世祖忽必烈死(1294年)至元顺帝妥懽贴陸尔立(1333年)，短短三十年间，元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走马灯似地先后更换了十个皇帝，其中在位最长的不过十数年，而统治最短的仅个多月。为了夺取封建皇帝的宝座，元朝统治集团在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而每一次帝位的更迭，又几乎都与拥有实权的漠北镇边亲王或大将有关。咱们今天别的元代皇帝不谈，谈谈元代一位较奇葩的皇帝元成宗。
一、成宗继位的前因后果
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重新确定继承人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不少臣僚上章请求立储，但忽必烈却长久犹豫，定不下人选。直到至元三十年，才选定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据载，他征询畏兀儿族大臣阿鲁浑萨里的意见，答言铁穆耳“仁孝恭俭宜立，于是大计乃决”。当年，他派遣铁穆耳“总兵北边”，并以重臣玉背帖木儿辅行。玉昔帖木儿于受命之际，“请授皇孙以储闱旧玺”，忽必烈乃以真金之“皇太子宝”授之。这使他后来争得帝位，至少在名分上已占先一着。
至元三十ー年(1294年)忽必烈死，宗室诸王会集上都，议立新君，经三个多月，还是不得解决。当时最有资格争位的当然是真金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兄弟两人，两人都镇守漠北。甘麻刺为长孙，继承帝位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然而，如上所说，铁穆耳在至元三十年出镇北边时已取得了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加上他所统率的军队较甘麻刺为强；另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之下有两个重臣为他撑腰：一个是伯颜，此人曾为忽必烈灭南宋，又有军功于漠北；另一个即上述之玉昔帖木儿，此人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博尔术之孙，深受忽必烈的重用，在平定诸王之叛中屡立战功，在至元二十九年之时，已是“宗王帅臣咸禀命”、“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的人物。
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人，当时军权在手所以当至元三十ー年(1294年)四月，蒙古诸王大臣集会上都最后立铁穆耳为帝的时候，为排斥诸王中持不同意见者，伯颜、玉帖木儿乃相为表里，“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使“诸王股粟”，不敢反对，只好“趋殿下拜”。玉昔帖木儿则针对有争位资格的甘麻刺，采取先发制人，对他施加压力说：“官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特别是最后两句话，使甘麻刺大为震动。他受此压力，无可奈何只得急忙表态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铁穆耳遂即帝位，是为元成宗。
二、成宗继位后对外的功绩
元史谓“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善于守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于其在位期间，有事值得称道，但总的说来，无多大作为，而政治弊端，却已有显露。
成宗朝的治国政策，基本上是世祖晚年政治的延续。至元二十八年杀桑哥之后，忽必烈起用了“小心慎密”的原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以国子生出身、深受儒学熏陶的康里人不忽木为平章政事，革新桑哥的弊政，蠲免中统以来积年逋负钱谷，谏止复立尚书省和征江南包银，采取了安民的稳妥政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成宗即位以后，总理国务的中书省宰执官，与至元三十、三十一年相较，除个别成员外，基本保留原班人马。中书省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等佐成宗“恪守成宪”，“数下宽大之诏”，减免赋役，赈济灾荒，维持了政治、经济上的相对稳定局面。
忽必烈时，屡次用兵海外，尤以侵安南之役劳费最甚，至元三十年，以安南王不亲朝，又议征之。成宗即位后，立即宣布停罢征安南之役，遣所拘安南使臣归国，并遣使“抚绥”，敦睦国交，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对外战争。大德二年(1298年)，江浙省臣请复用兵日本，成宗不从。次年，遣僧人宁一山出使日本，此后元日之间无战事，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之间的长期战争，到成宗时双方已打得精疲力尽，从而出现了诸蒙古兀鲁思间的约和，这对西北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等起了积极的作用，可算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三、元成宗与其祖忽必烈的对比
成宗承世祖府库充盈，即位后对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大加赏期，“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者加二为三”。这种赏赐，发展到了国家财力无法承受的地步，元贞二年(1296年)二月，中书省臣就说：
“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恐止”。
这表明在成宗即位一年多就将国库的积蓄用于赏赐上快用光了。次年五月，安西王阿难答又遣使来告贫乏”，要求赈济和赏赐。成宗为此曾训斥阿难答说：“若育贫乏，岂独汝也？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饿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这反映出贪得无厌的诸王与中央存在着矛盾。
尽管如此，对宗亲的赏赐仍动辄以万计。以大德元年(1297年)为例，即赐晋王甘麻刺钞七万锭，安西王阿难答钞三万锭。大德二年二月，中书右丞相完泽称：岁入之数，金ー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报告了财政的赤字数。到了大德三年正月，元廷的财政状况更坏，据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載，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于是成宗下令：“自今一切赐予皆勿奏”②。但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比较起来，忽必烈对宗亲的赏赐是有节制的，甚至被讥为“吝于财”，成宗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其祖了。泛滥赏赐自成宗起，到武宗时发展得更严重，终于成为元朝一代最沉重的一项财政负担。
四、成宗对内政治的败笔
成宗即位之初，政府机构已经庞杂，当时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成宗只是“命与中书议之”。
但中书省本身的情况就不景气，完泽、不忽木等当政的指导思想是恪守成宪，这对保持稳定有好的作用，但同时却导致无所事事的作风弥漫于朝中，中书省成为人怀怠心、政令不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致使成宗反而追念桑哥当政时“政事无不立决”的情景。
成宗本人也不如忽必烈，他甚至即位五年，尚未知六部官员其人为谁，皇帝如此，臣下办事当然可以拖拉，故“事多稽误”。
五、元成宗对待贪污受贿的奇葩措施
措施一是“俱敕不问”：成宗一朝，大贪污案时有发生，如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发生了两起巨大的贪污案件：当时行御史台弹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绽，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贪官污吏拚命攀牵，妄图开脱自己罪责。对于如此重大的贪污案件，成宗竟采取“俱敕不问”的态度，最后不了了之。
措施二是“做好事”：大德六年，朱清、张瑄案发，査明自丞相完泽以下宰执官几乎都受过他们的贿赂，成宗一怒之下，将这些大臣全免职，但不久又都官复原职。又有回回商人中卖宝石，贿赂诸大臣，以值三十万锭之宝石骗取六十万锭，被人告发，成宗下令要将受贿诸大臣处死；这些人的家属恳请胆巴国师说情，胆巴遂以“做好事”奏释重囚，结果将他们全部释放，并恢复其官职。中朝大臣贪污受贿问题如此严重而不受惩办，可谓是奇葩之极，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政治的腐败程度已不轻了。
成宗晚年多病，不亲政务，“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皇后卜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分别掌握了朝廷大权。以卜鲁军和左丞相阿忽台为一方，以哈刺哈孙为另一方，形成对立的两个集团，明争暗斗。成宗一死，这两个集团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流血斗争。
《成宗纪》
《阿鲁浑萨里传》
《元名臣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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