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文化之母。按理说，每一种文化，都应与自然有一种和谐性、亲近感；但事实上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把“天人合一”当作其核心精神。“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的亲和关系。”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理解与其他文化都不同。
艺术是文化系统中最精致的部分，最能体现一种文化的核心精神。绘画于中国传统文化即如此。林语堂说过，“绘画殆为中国文化之花。”意即绘画乃中国文化的代表。林氏指出，中国画之特性最终不是超越自然，而是与自然融合。
绘画的这种特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其中暗含着中国人的人生观、宇宙自然观。因此，考察中国文化之“自然观”，不妨以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为界域。那么，山水画艺术中的“自然”，则有以下三重意涵。
第一重自然：天地万物与四季轮回
所谓自然，就是指日月星辰、高山湖泊，以及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所构成的整体，这一点是东西方所有民族文化都相同的。
我们知道，绘画是眼睛的艺术，它是诉诸“看”的，它描摹的正是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由于我们仰观俯察，视域所及，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的世界。所以真实再现我们看到的峰峦泉石花树丛草，就成其为风景画（山水画）艺术。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山光水色，不同时令有不同的风物。要真实地状写自然，所以就有“李思训写海外山，董源写江南山，米元晖写南徐山，李唐写中州山，马远、夏圭写钱塘山，赵吴兴写苕山，黄子久写海虞山……”各有各的擅长；石涛则告诫说，“凡写四时之景，风味不同，阴晴各异，审时度候为之。”
有意味的是，西方风景画和中国山水画，虽都从人物画等其他画科中独立而来，属画科之一，但后者的重要性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山水画是中国古典绘画的代表形式。为什么中西“风景画”地位悬殊？因为在文人画家看来，“山水常常是世界本质的表现。”“天地运行的道理所在，就是山水的实质之所在。”自然世界，在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大不同于西方关于自然的认识。在西方人看来，比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自然只是一个还没有灌注生气——无灵魂的世界；所谓自然，是各个分立的个别的物体的抽象的杂多，或统摄诸独立个别物体的纯然自在的统一。
按这种观念，山水树石等自然存在，都只是一些散乱、僵死无灵魂的感性自在物。中国文人画家则不这样看待。对他们来说，正像人有物质的身体，同时又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自然万物也有其内涵，万物都是“活体”、有灵性。
宗炳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以形媚道”，王微说“形者融灵”，石涛则把山水呈现出各种形态情状，解为山水的“蒙养生活”，即山水有其内在品性：“灵气”、“神”、“理”。即是说，山水树石，都有内在禀性、品质，亦如人有个性和情趣一样。
为什么中国文人山水画总是把自然图写得至善至美？因为文人画家眼里的自然是情感性的存在，自然是情感化的自然。自然的外表是美的，而且自然对人怜惜抚恤，适于人生存和发展。山水和人气相求，心相应。“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是故，他们要借助丹青水墨，表达对自然的爱。
第二重自然：人或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人是自然之子。但是，在西方看来，所谓自由独立，就是人挣脱自然的束缚。人与自然是主客对立的，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与自然距离越来越远。西方经济学的基石——人的本性，也并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自然。毋庸置辩，西方人也承认人的身体是属于物质性的，是一种自然；但最终来说，西方是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所以，人与自然两分，自然是自然，人是人，在西方是明确的。
而在中国文人这里，人和自然既是“二”：人，人周围的山川河流；又是“一”：人和山川河流都是自然存在；人有灵魂，物也有内质、品性。人与万物之间没有屏障或樊篱，相反，人的心灵本就是宇宙的造化，是自然的果实，就是一种“自然”。可以说，在中国文人山水画艺术里，有两个（两重）自然：外在的山水——感性世界；人——内在的精神世界。
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用诗化语言表述了这种认识：“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画家诗人的心灵活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
现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说得更明白：“山水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显然，中国文人画家们不单把山水视为自然，且把作为主体的画者，以及画者的思想情感，也视为一种自然了。“中国文人山水画……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是自然的本身。” “自然的本身”，既包括山水树木，也包括性情、趣味，精神、心灵，还包括作为创造者的人。
第三重自然：山水画的笔墨传达，或人的创造
山水是自然，人（思想情感）也是自然，但这二者毕竟是分立的，如何统一呢？用郑板桥画竹来说，“眼中之竹”是外在自然，“胸中之竹”是内在自然，而“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眼中和胸中之竹的统一，要借助“手中之竹”。
所谓“手中之竹”，既不是视网膜上物的影像，也不是寄寓于竹的某种情感，“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手中之竹”指的是笔墨运用，就是通过手的勾、皴、擦、点、染，将线条和墨块分布到宣纸上，形成特定的形象。“眼中之竹”和“胸中之竹”，通过“手中之竹”（笔墨）得以统一于画面，不如说，一幅《兰竹图》，正是“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三者的完美交融。“对于中国画的传统来说，物象、心境、笔墨，三者缺一，便不足以构成具体的创作。”
如果说“物象”和“心境”都作为自然，是传写描摹的对象，那么可以说，“笔墨”同样也被当作“自然”的一部分，成了山水画艺术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以“自然”作为运笔用墨的高要求，在画论史上不乏其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这里的“自然”指的是画面给予观赏者的感受，也就是说笔墨所达成的效果，或就是笔墨。
在精神自由情感蕴藉的状态下，借助淋漓畅快的笔墨挥洒，自然与人不再敌对和隔膜，而是相融相交，浑然天成，以至于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于大涤也。”
那么，当我们回首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展望当代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时，面对诸如从文人山水画艺术凸显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我们是不是应该继承和发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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