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对上海女性的理解:里弄间的“灼灼其华”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便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得到一部分人的接受,当代中国女作家也逐渐受到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纷纷将视野投向了以女性为主题的写作。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关注上海女性的生存状态,以此为切入面投射出全新的城市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女性形象。

生于南京,长于上海,王安忆一面受到上海都市文化的浸润,一面又为这个城市创作出了丰硕的文学果实,成了这个都市的代表作家之一。

她不像张爱玲那样去描述乱世佳人,也不像苏青那样着眼于上海“太太”,她专注于描摹狭窄弄堂里的独立女性,关注这些平民的生活现状和成长经历。

《桃之夭夭》正是从这些琐碎庸常里提取人性,在书写上海女性艰苦生活的同时挖掘她们身上的努力与抗争之美,在平凡和世俗间寻获弄堂女性灼灼其华的人生。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对上海女性的理解:里弄间的“灼灼其华”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对上海女性的理解:里弄间的“灼灼其华”

《桃之夭夭》的内容概述与特点解读

提到王安忆的小说,最著名的大抵是《长恨歌》,其作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更为人所熟知,同样是描述上海女性的成长经历,《桃之夭夭》虽不比《长恨歌》具有深远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却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的佳作,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从弄堂口一窥上海女性的坚韧精神。

小说分为四章,第一章“梨花一枝春带雨”聚焦于介绍笑明明作为滑稽戏演员的起起伏伏的人生以及她与郁子涵的相遇相知相恋直到分道扬镳。

从第二章开始叙写另一位女性郁晓秋整个的成长故事,因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和发育较早的形体,她从小就“在市井的粗鲁和流言中成长起来”,但流言没有击垮她,郁晓秋“具备了充沛的活力和个性,这使她走出了一条纯净健康的道路。”

母亲的冷漠,父爱的缺失,兄弟姐妹对她也视若无睹,同龄人对她的排挤,这些都没有将她推向泥淖和自弃中,而是让这个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女孩绽放出灼灼其华的生命力。

正如小说里描写到的那样:“始终在受挫中生活,别人或许以为她能忍,其实不止是。她经得起,是因为她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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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桃之夭夭》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复杂的人物冲突,也没有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和惊险离奇的情节故事,她更像是在记录着主角那细水长流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宏大叙事被消解于日常的琐细之中,在王安忆的笔下,日常的生活记忆遮蔽了主流视线的语言。”

尽管小说的故事背景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经历了多个历史大事件,如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等,但这些历史只是一概而过,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虽受着社会环境的引导不断向前但又被淡化了这一历史。

对此,王安忆的解释是:“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在我看来,历史不是由事件连成的,事件只是当演变完成后的转折点……所以,我倒是以为,历史还是由人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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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把小说的创作看作是故事的建构,而人物就是故事的主角,因此,王安忆将她的笔墨着重挥洒在人的身上,正如《桃之夭夭》里的郁晓秋—— 一个典型的上海女性,不温不火,韵味独存,真实明丽。

“她的小说文本,虽然表面上看来大都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创作主体深沉凝重的理性求索精神,却使得人物的心理和情感附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曲折和动荡。”

郁晓秋在面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困境之时所表现出的坚毅和果断,她的心灵的成长,她的丰富的情感正是王安忆想要书写的那份属于人物的“曲折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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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形象分析

  • 小说中的美学特征——王安忆对古诗词的运用以及对女性身体的描写

王安忆从小便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受了家庭气氛的熏陶,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的喜爱,她的母亲茹志鹃曾说:“我们对安忆也没有刻意培养,主要是靠她自己。

回想起来,在她幼时,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赏的宋词,贴在床头,教她吟诵,为她讲解,这是一种乐趣,至于能起多大作用就难说了。”

茹志鹃本人也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优秀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深受茅盾先生的青睐与支持,尽管她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培养女儿的写作天分,但是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古诗词的影子,如《桃之夭夭》取名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甚至小说章节名也是取自不同的诗句,如“一枝梨花春带雨”、“新剥珍珠豆蔻仁”、“千朵万朵压枝低”、“豆棚篱落野花妖”、“插髻烨烨牵牛花”。

这种频繁引用或者在小说中化用古典诗词的手法揭示了小说特有的美学价值和作者的审美取向与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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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王安忆对女性外貌的描写:“她也是眉梢往上甩的,但却不是细长,而是杏形,重睑很宽,有一点像文艺复兴时期油画像上的圣母的眼睛,大,圆,鼓,但到了眼睛的末端,梢上,又有了曲线。

她的脸颊亦是如她母亲那样饱满,但要长一分,就从圆脸变成鹅蛋脸。她的嘴型隐约也像母亲,唇线很分明,上唇边有些翘,却不是薄唇,而是有些厚。”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貌描写就像一台缓缓降下的摄像机,镜头扫过面部的每一处细节,从眉到唇,最后给读者呈现出的是一个图画般的面容。

郁晓秋的美是生活化的美,是大多数的美,她不是大家闺秀,不是名门小姐,也算不上小家碧玉。

她代表的是上海里弄间熟悉的女性形象,但她又是其中特别的一个,会让人多看上一眼的那种美。“我们看到了很多婉约的小女人,端庄大方,洋溢着生命力的美……她们不是高不可及的千金,而是遍布城市的上海小姐。”

郁晓秋就是这些上海小姐中的一个,普通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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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路有一种挺胸收腹的姿态,后臀微微翘起,脚尖着力,步态轻盈……立在队伍里,其他孩子还都像雏鸡似的,而她羽翼渐丰。”

因为这过早的羽翼丰盈却使她受到了女同学的妒羡排挤,男同学的羞赧疏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情饱满的少女形象即使身处流言蜚语之间也能保持难能可贵的天真与元气,王安忆如此处理这个人物形象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先进的城市,它最早接触到西方文明,受到西方女性意识的启蒙,因此女性的独立和崛起也领先于全国。

郁晓秋的母亲笑明明也可算是新时代的一位独立女性,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敢于独闯香港,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完全不怯场,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衣件便一个人坦坦荡荡上路了,这种勇气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不易的。

对待男女感情一事,她也表现的独立果断而冷静,面对丈夫的背叛和锒铛入狱,她只是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剪碎夫妻合影随后申请离婚,这样决绝的不容置否的态度令郁子涵“颇感愕然”,“他不曾想到笑明明会这般绝情,还以为这个女人是会无限地宽容他下去。”

上海女性已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的独立与坚韧随着这繁华都市一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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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晓秋继承了母亲的性格,甚至于在爱情上也与母亲如出一辙,同样遭遇背叛的她表现出了冷静和坚强,似乎这一切都处于她的意料之内,她像是知道了这个男人是留不住了,便不争也不抢,只是含泪做了几次反诘便放弃了这段感情。

王安忆之所以写这两个女人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巧合,而是要强调上海新女性摆脱了传统角色分配的约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一个上海里弄里走出的平凡女性,一针一线地编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平实而理性,简朴而深刻。

“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的女人都是在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光华来自于这个城市的物质文化,上海的日常生活和女人达到了天然的和谐。”

世俗化的生活没有把上海女性变为俗人,反让她们在俗世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弄堂虽窄,可她们的思想已不再浅薄,面对生活的艰苦,她们有自己的对策,积极顽强。

  • 对女性性格乃至精神层面的剖析

王安忆从平常的家庭生活入手,以上海为舞台,以女性为主角阐释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郁晓秋是承载着这些问题的载体,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活力、自尊、直率,为了挑战与刺激,小小年纪的她竟有勇气跨天桥;自己还是个孩子,她却凭着心里的爱照顾起女老师的孩子;谈婚论嫁的男友另择他人,她也没有使出一般女孩子常用的杀手锏去苦苦挽留……

生活的变故,遭际的不公没有消灭她的意志却反将她磨砺得更为动人,其间表露出的种种是深沉凝重的美,是上海女性特有的坚韧,王安忆看到了,感受到了,于是便写出来了。

“生命力的坚韧与顽强是王安忆笔下女性的共同特征,不论是妹头、王琦瑶还是郁晓秋,她们对于世事变迁的态度是积极跟进的,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做自怨自艾或是顾影自怜的可怜虫,她们将“承受”变成一种处身立世的韧劲。”

从这些女子之间,我们看到上海女性身上的韧性而不是任性,她们是世俗的、平凡的、底层的,但她们与上海这个城市是相融的,她们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符号。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对上海女性的理解:里弄间的“灼灼其华”

结语

王安忆对女性意识的重视随着上世纪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演进而共同前进着。

作为备受瞩目的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受到学界的广泛研究,也常常被拿来与张爱玲作比较,她们二人虽都写上海女性,但王安忆的作品更偏重于挖掘日常生活里的女性,透过弄堂一隅把握都市精神世界的建设。

本文回顾了前人的研究情况,初步解读了《桃之夭夭》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最后着重分析了在王安忆的理解下,上海女性的女性意识和多重的精神层面,以郁晓秋为例,最根本的表现就是坚韧的意志力与生存和思考的独立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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