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義思潮便開始在中國傳播並得到一部分人的接受，當代中國女作家也逐漸受到源於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紛紛將視野投向了以女性為主題的寫作。
王安憶的小說創作關注上海女性的生存狀態，以此為切入面投射出全新的城市精神和堅忍不拔的女性形象。
生於南京，長於上海，王安憶一面受到上海都市文化的浸潤，一面又為這個城市創作出了豐碩的文學果實，成了這個都市的代表作家之一。
她不像張愛玲那樣去描述亂世佳人，也不像蘇青那樣著眼於上海“太太”，她專注於描摹狹窄弄堂裡的獨立女性，關注這些平民的生活現狀和成長經歷。
《桃之夭夭》正是從這些瑣碎庸常裡提取人性，在書寫上海女性艱苦生活的同時挖掘她們身上的努力與抗爭之美，在平凡和世俗間尋獲弄堂女性灼灼其華的人生。
《桃之夭夭》的內容概述與特點解讀
提到王安憶的小說，最著名的大抵是《長恨歌》，其作為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更為人所熟知，同樣是描述上海女性的成長經歷，《桃之夭夭》雖不比《長恨歌》具有深遠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卻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讀的佳作，我們可以通過這本書從弄堂口一窺上海女性的堅韌精神。
小說分為四章，第一章“梨花一枝春帶雨”聚焦於介紹笑明明作為滑稽戲演員的起起伏伏的人生以及她與鬱子涵的相遇相知相戀直到分道揚鑣。
從第二章開始敘寫另一位女性鬱曉秋整個的成長故事，因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和發育較早的形體，她從小就“在市井的粗魯和流言中成長起來”，但流言沒有擊垮她，鬱曉秋“具備了充沛的活力和個性，這使她走出了一條純淨健康的道路。”
母親的冷漠，父愛的缺失，兄弟姐妹對她也視若無睹，同齡人對她的排擠，這些都沒有將她推向泥淖和自棄中，而是讓這個從上海弄堂裡走出來的女孩綻放出灼灼其華的生命力。
正如小說裡描寫到的那樣：“始終在受挫中生活，別人或許以為她能忍,其實不止是。她經得起,是因為她自尊。”
王安憶的《桃之夭夭》裡沒有宏大的敘事，沒有複雜的人物衝突，也沒有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練和驚險離奇的情節故事，她更像是在記錄著主角那細水長流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宏大敘事被消解於日常的瑣細之中，在王安憶的筆下，日常的生活記憶遮蔽了主流視線的語言。”
儘管小說的故事背景跨越了多個歷史時期，經歷了多個歷史大事件，如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等，但這些歷史只是一概而過，小說主人公的人生雖受著社會環境的引導不斷向前但又被淡化了這一歷史。
對此，王安憶的解釋是：“因為我是個寫小說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想在小說裡描繪重大歷史事件。在我看來，歷史不是由事件連成的，事件只是當演變完成後的轉折點……所以，我倒是以為，歷史還是由人作的。”
王安憶把小說的創作看作是故事的建構，而人物就是故事的主角，因此，王安憶將她的筆墨著重揮灑在人的身上，正如《桃之夭夭》裡的鬱曉秋—— 一個典型的上海女性，不溫不火，韻味獨存，真實明麗。
“她的小說文本，雖然表面上看來大都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但創作主體深沉凝重的理性求索精神，卻使得人物的心理和情感附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曲折和動盪。”
鬱曉秋在面對社會現實和社會困境之時所表現出的堅毅和果斷，她的心靈的成長，她的豐富的情感正是王安憶想要書寫的那份屬於人物的“曲折和動盪”。
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女性形象分析
- 小說中的美學特徵——王安憶對古詩詞的運用以及對女性身體的描寫
王安憶從小便對中國古典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是受了家庭氣氛的薰陶，一方面也是出於自己的喜愛，她的母親茹誌鵑曾說：“我們對安憶也沒有刻意培養，主要是靠她自己。
回想起來，在她幼時，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賞的宋詞，貼在床頭，教她吟誦，為她講解，這是一種樂趣，至於能起多大作用就難說了。”
茹誌鵑本人也是一位創作頗豐的優秀女作家，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深受茅盾先生的青睞與支持，儘管她表示自己並沒有刻意培養女兒的寫作天分，但是在王安憶的小說中，我們不難看到古詩詞的影子，如《桃之夭夭》取名自《詩經》：“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甚至小說章節名也是取自不同的詩句，如“一枝梨花春帶雨”、“新剝珍珠豆蔻仁”、“千朵萬朵壓枝低”、“豆棚籬落野花妖”、“插髻燁燁牽牛花”。
這種頻繁引用或者在小說中化用古典詩詞的手法揭示了小說特有的美學價值和作者的審美取向與古典情懷。
再看王安憶對女性外貌的描寫：“她也是眉梢往上甩的，但卻不是細長，而是杏形，重瞼很寬，有一點像文藝復興時期油畫像上的聖母的眼睛，大，圓，鼓，但到了眼睛的末端，梢上，又有了曲線。
她的臉頰亦是如她母親那樣飽滿，但要長一分，就從圓臉變成鵝蛋臉。她的嘴型隱約也像母親，唇線很分明，上唇邊有些翹，卻不是薄唇，而是有些厚。”
這種自上而下的外貌描寫就像一臺緩緩降下的攝像機，鏡頭掃過面部的每一處細節，從眉到唇，最後給讀者呈現出的是一個圖畫般的面容。
鬱曉秋的美是生活化的美，是大多數的美，她不是大家閨秀，不是名門小姐，也算不上小家碧玉。
她代表的是上海里弄間熟悉的女性形象，但她又是其中特別的一個，會讓人多看上一眼的那種美。“我們看到了很多婉約的小女人,端莊大方,洋溢著生命力的美……她們不是高不可及的千金,而是遍佈城市的上海小姐。”
鬱曉秋就是這些上海小姐中的一個，普通簡單。
“她走路有一種挺胸收腹的姿態，後臀微微翹起，腳尖著力，步態輕盈……立在隊伍裡，其他孩子還都像雛雞似的，而她羽翼漸豐。”
因為這過早的羽翼豐盈卻使她受到了女同學的妒羨排擠，男同學的羞赧疏離。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熱情飽滿的少女形象即使身處流言蜚語之間也能保持難能可貴的天真與元氣，王安憶如此處理這個人物形象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
上海作為中國最繁華先進的城市，它最早接觸到西方文明，受到西方女性意識的啟蒙，因此女性的獨立和崛起也領先於全國。
鬱曉秋的母親笑明明也可算是新時代的一位獨立女性，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敢於獨闖香港，對於這個陌生的地方完全不怯場，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衣件便一個人坦坦蕩蕩上路了，這種勇氣即使放在現在也是不易的。
對待男女感情一事，她也表現的獨立果斷而冷靜，面對丈夫的背叛和鋃鐺入獄，她只是抽了一夜的煙，第二天剪碎夫妻合影隨後申請離婚，這樣決絕的不容置否的態度令鬱子涵“頗感愕然”，“他不曾想到笑明明會這般絕情，還以為這個女人是會無限地寬容他下去。”
上海女性已不再是男人的附屬品，她們的獨立與堅韌隨著這繁華都市一同成長。
鬱曉秋繼承了母親的性格，甚至於在愛情上也與母親如出一轍，同樣遭遇背叛的她表現出了冷靜和堅強，似乎這一切都處於她的意料之內，她像是知道了這個男人是留不住了，便不爭也不搶，只是含淚做了幾次反詰便放棄了這段感情。
王安憶之所以寫這兩個女人相似的經歷相似的態度並不是巧合，而是要強調上海新女性擺脫了傳統角色分配的約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一個上海里弄裡走出的平凡女性,一針一線地編出了屬於自己的人生”，平實而理性，簡樸而深刻。
“在王安憶的筆下，上海的女人都是在平淡而瑣碎的生活中成長起來的，她們的光華來自於這個城市的物質文化，上海的日常生活和女人達到了天然的和諧。”
世俗化的生活沒有把上海女性變為俗人，反讓她們在俗世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弄堂雖窄，可她們的思想已不再淺薄，面對生活的艱苦，她們有自己的對策，積極頑強。
- 對女性性格乃至精神層面的剖析
王安憶從平常的家庭生活入手，以上海為舞臺，以女性為主角闡釋了一系列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鬱曉秋是承載著這些問題的載體，從她的身上我們看到活力、自尊、直率，為了挑戰與刺激，小小年紀的她竟有勇氣跨天橋；自己還是個孩子，她卻憑著心裡的愛照顧起女老師的孩子；談婚論嫁的男友另擇他人，她也沒有使出一般女孩子常用的殺手鐧去苦苦挽留……
生活的變故，遭際的不公沒有消滅她的意志卻反將她磨礪得更為動人，其間表露出的種種是深沉凝重的美，是上海女性特有的堅韌，王安憶看到了，感受到了，於是便寫出來了。
“生命力的堅韌與頑強是王安憶筆下女性的共同特徵,不論是妹頭、王琦瑤還是鬱曉秋,她們對於世事變遷的態度是積極跟進的,沒有時間也不願意去做自怨自艾或是顧影自憐的可憐蟲,她們將“承受”變成一種處身立世的韌勁。”
從這些女子之間，我們看到上海女性身上的韌性而不是任性，她們是世俗的、平凡的、底層的，但她們與上海這個城市是相融的，她們是這個城市的一個符號。
結語
王安憶對女性意識的重視隨著上世紀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演進而共同前進著。
作為備受矚目的當代女作家，王安憶受到學界的廣泛研究，也常常被拿來與張愛玲作比較，她們二人雖都寫上海女性，但王安憶的作品更偏重於挖掘日常生活裡的女性，透過弄堂一隅把握都市精神世界的建設。
本文回顧了前人的研究情況，初步解讀了《桃之夭夭》的主要內容與特點，最後著重分析了在王安憶的理解下，上海女性的女性意識和多重的精神層面，以鬱曉秋為例，最根本的表現就是堅韌的意志力與生存和思考的獨立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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