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 發佈了哲學家湯一介的書單，今天發佈布克獎得主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書單。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加拿大著名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她的小說《遺囑》獲得了2019年布克獎，她還曾在2000年以小說《盲刺客》摘得過這一桂冠，因此成為第四位兩次獲得布克獎的作家。
阿特伍德著有14部詩集、11部長篇小說、5部短篇小說集和3部文學評論。其作品迄今已經在35個國家出版，先後獲過加拿大總督文學獎、英聯邦文學獎、法國政府文學藝術勳章等重要獎項。
以下內容是她在《與逝者協商》一書中開列的書單。她在《與逝者協商》中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及寫作歷程，還談到了大量健在和已過世的作家，也談了很多自己的寫作經驗和逸事。
16歲之前，我的閱讀面很廣，幾乎什麼書都讀，如簡•奧斯汀（JaneAusten）、《真實浪漫》（TrueRomance）雜誌、低俗科幻小說、《白鯨記》（MobyDick）等。不過，我讀過的書大概可以分為三類：課堂讀到的書，家中隨手可得或者在圖書館借閱的可以正大光明地讀的課外書，以及有禁忌嫌疑的書，只能在幫粗心的鄰居照看孩子時偷偷摸摸地讀——我就是這樣讀到《琥珀》ForeverAmber）和《黑板叢林》（TheBlackboardJungle）。
《琥珀》是凱瑟琳•溫莎（KathleenWinsor）於1944年出版的著名小說，在歐美文壇引起強烈震動，一度受到許多美國文學評論家的口誅筆伐，在波士頓甚至被列為禁書，但許多普通讀者喜愛該書。1947年，好萊塢將《琥珀》拍成電影《除卻巫山不是雲》，更擴大了此書的影響。《黑板叢林》充斥著對透明尼龍女襯衣種種危險的讚美，這也使透明的尼龍女襯衣由聖物變成了有害物。
在我讀過的禁書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偷偷從街角店鋪買來、爬梯子到平坦的車庫頂上讀完的《冷暖人間》（PeytonPlace）。該書的女主角想當作家，但她成為作家過程中的種種事情真是讓人噁心得受不了。還好，她有寫不完的素材，花柳病啦，強姦啦，靜脈曲張啦，有她想不到的。
相比之下，學校裡的課程清一色是英國風，而且絕對前現代。我猜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不讓我們接觸到性愛場面，然而這些書免不了也涉及某些性愛方面的內容，不管表現為實際行動還是可能性，而且這些文學作品往往以悲劇收場，如《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andJuliet）、《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MillontheFloss)、《德伯家的苔絲》（TessofthedUrbervilles）、《卡斯特橋市長》(TheMayorofCasterbridge)。還有大量的詩歌課程。
老師的教學重點是照本宣科地教我們疏通一下文字，再無其他。我們要學會背誦這些文本，分析它們的結構與風格，寫出總結大意，但對這些文本的歷史背景和作者生平一概不知。我估計這是受到了新批評派影響的結果，不過那時誰也沒有提到這個術語，也沒有人討論寫作應該是一個過程還是一種人們實實在在從事的職業。
那麼，我是如何在這種條件下成為作家的呢？在當時的條件下，我不太可能成為作家，它也不是我的選擇，不像你們選擇成為律師或者牙醫什麼的。然而這一切就那麼發生了。1956年，在我放學回家經過足球場的時候，我構思了一首詩，然後把它寫出來。後來，寫作就成了我唯一願意做的事。我當時不知道，其實我寫的這首詩壓根兒不怎麼樣，不過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也不會管那麼多。
讓我欲罷不能的不是寫了什麼，而是那種體驗——那種觸電般的感覺。我從一個不寫作的人轉變為一個作者只是一瞬間的事，頗像粗製濫造的影片裡面溫和的銀行職員轉眼變成了尖嘴獠牙的怪物。目睹這一變化的人可能會以為我是接觸到了某種化學物質或者宇宙射線——就是使老鼠變成了龐然大物，或是把大活人變成了隱形人的那種。
當時我年紀還小，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轉變。如果我對作家的生活有更多瞭解，或者至少有所瞭解，我一定會把那點見不得人的變化隱藏起來的。我非但沒有隱藏，還宣佈出來，讓那些和我一起在學校食堂吃自帶午餐的女同學大吃一驚。後來，其中一個女生跟我說，她覺得我表現得很有勇氣，敢把這件事說出來，膽子不小。其實，說到底，是我太無知了。
事實證明，我的父母對此也是驚愕不已：他們能忍受毛毛蟲、甲殼蟲和其他非人類生物，但對藝術家這個物種顯然缺乏耐受力。和往常一樣，他們沒說什麼，打算先觀望一下，但願我只是一時頭腦發熱，不過言語中拐彎抹角地暗示我還是應該找一份能賺錢的工作。母親的一個朋友倒是很樂觀，“不錯啊，親愛的，”她說，“至少你在家裡就可以工作了呀！”
在她看來，我應該和所有頭腦正常的女孩子一樣，最終也會成家。其實她太不瞭解當今女性作家的慘淡人生，不知道這些堅定而執著的女人應該把那些東西徹底拋諸腦後，去堅守不合時宜的貞操，過著烏七八糟的散漫生活，或是自殺——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假如我對自己將要承擔的角色（不只是作家，而是女作家）有那麼一點點的自知——當然一切都晚了！——我會毫不遲疑地把那支漏墨的藍色圓珠筆扔得遠遠的，或者像《碧血金沙》（TheTreasureoftheSierraMadre）的作者B.特拉文（B.Traven）那樣取一個神秘莫測的筆名把自己包裹起來，讓別人始終搞不懂他的真實身份；或者像托馬斯•品欽（ThomasPynchon）那樣，從不接受採訪，也不允許自己的照片出現在書的封面上。無奈當時年少無知，不懂得這些招數，現在知之晚矣。
在藝術家、科學家或政治家的人物傳記中，通常會寫到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有幾個決定性的時刻預示了他們將來會成為什麼。所謂三歲看到老，即便沒有這樣的決定性時刻，傳記作家也會施展移花接木的本領，好讓一切看起來天衣無縫。我們願意相信宇宙中的因果學說。但當我回顧開始寫作之前的生活時，似乎找不到可以解釋我選擇這個古怪方向的任何邏輯；甚或說，我生活中的那些東西和沒成為作家的人也沒什麼兩樣。
我26歲出版第一部真正的詩集——“真正”是相對於我之前在朋友的地下室用平臺印刷機自行印製的小冊子而言，在那個年頭，詩人們都這麼幹——哥哥在給我的信中說：“恭喜你出版第一部詩集，我年輕的時候也幹過這等事。”也許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童年時有很多共同的愛好，但他沒有堅持下來，轉到別的好玩的事情上去了，而我堅持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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