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界末，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是发源于民间的一场反压迫运动，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深的伤害着中国人民，而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则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运动兴起了。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协助清廷打击帝国主义，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场暴力运动。
之所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暴力运动，主要原因在于在义和团运动初期，他们用自己制定的团规来约束成员们，可是发展到了后期随着加入的成员的日益增加，出现了很多的违法违纪现象，他们毁坏公路，残杀良民，尤其对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教民们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令人发指。
可以说义和团内部龙鱼混杂，他们的成员主要集中在贫苦农民、城镇的手工业者和贫民、小商贩以及运输工人等相对贫穷的人群，还有一小部分的军官和贵族，后期甚至混进来了地痞流氓。也就是说处在同一个阶层的人占据大多数，他们有着共同的苦难和不幸，更容易抱成团。那么早期的义和团是凭借着什么“法门”控制着各地的部众？答案就是宗教。
这一切得益于义和团在传播过程中向百姓散布的迷信思想。他们在练拳的时候会进行请神仪式，口中默念咒语，祈求神灵能赐予他们刀枪不入的体魄和神灵附体的能力，久而久之在这种思想的洗脑和蛊惑之下，义和团的部众都深信自己不惧刀枪，每次打仗他们都冲在最前面奋勇杀敌，导致死伤无数，可见宗教的力量有多可怕。不过义和团能够迅速传播，靠的还不只是宗教方面的洗脑，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套管理部众的制度。
我们以天津为例，看看义和团组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阶级是怎样控制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地的社会状态，清末时期的天津有一处南运河水运的中枢之地叫做杨柳青镇，这里是天津西边农民的活动中心，因为它的商业相较于其他地方比较发达，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促使义和团能够有效的把周边几个重要的基地联合起来，给当地的市场带来了新的竞争。
其次是杨柳青镇集结了天津大部分的宗教场所，有规模最大的娘娘庙和龙王庙，而其中供奉的各种神仙则与农民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龙王庙祈求的就是风调雨顺，来年有个好收成，娘娘庙则是祈愿后代子孙有好的前程，甚至还有专门供奉牲畜平安的神仙。不大的一个镇子却密集着如此多的宗教场所，可见宗教思想在当地有着极为浓厚的群众基础。
在杨柳青镇周围，其他四个规模较大的村落里还有真武庙的存在，不仅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其他村落强的多，而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村落里雇农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次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的比例也比较高。可见，义和团通过这样的类似于蜘蛛网状的宗教结构联合管理着其他村落，形成以村为单位的联盟。
除了宗教方面的管理义和团还以市场为核心设立了层次分明的坛口。举个例子，杨柳青镇有义和团的总坛，其他规模较大的村落设有“坎”字坛，再偏一点人口少一点的村子比如杨庄等地设的是“乾”字坛。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杨庄这样的村子在经济上处于杨柳青镇市场圈外，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则靠近县城。可见坛口并不一定在每个村子里都存在，而是按照市场圈来设置的。这样一来，村子里没有坛口的义和团部众为了参加各种活动，就必须的向周边临近的有坛口的村子集合，而只有在战时没有坛口的村子才有权利召集团民。
可以预见这样的方式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更加便于在市场圈外发展新的坛口，从而达到义和团控制民众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和宗教基础，在义和团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让义和团得以顺利的号召百姓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通过各地的坛口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联系，然后每一个坛口所召集的村民联盟再一次整合成一个庞大的队伍，向着天津进发。
不过因为团员的地域各不相同，义和团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地域性。比如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因为早些时候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一定程度上算是有着政治背景的，是为“官团”，相对比较统一。但是天津地区的因为被拳师领导，则具有独立性，甚至不听从清廷的号令，敢于公然对抗朝廷官员，连清军副都统庆恒都敢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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