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希·馮·魯登道夫(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Erich Von Ludendorff。德國陸軍將領。畢業於士官學校。
1908年任陸軍總參謀部處長，在總參謀長小毛奇的領導下對修改施裡芬計劃曾起到重要作用。該計劃的核心是：不惜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從側翼包抄法國，並一舉擊潰之。1913年調任步兵團團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調往東線任第八集團軍參謀長，從此成為興登堡將軍的得力副手。
個人生平
埃裡希·魯登道夫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波森（現波蘭波茲南）附近的一個小鎮克魯謝維亞，其父是沒落的普魯士地主。
12歲時，他就進入了陸軍幼年學校。
1881年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並在翌年入伍，被授予少尉軍銜。
1883年，魯登道夫在第三十九明火槍團服役。
1890年，他憑藉耿直的個性、出色的才智和勝任艱苦工作的能力進入柏林陸軍軍事學院
1893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獲得如下評價：“頭腦清楚，思維嚴密，生活習慣良好，各科成績都很優秀，戰史和戰術成績尤為出色，適應任何工作。”魯登道夫逐漸成為了一個精力旺盛、權力慾望極強而又神經過敏的軍人。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從屬於軍事。德國一戰前的首相馮·貝德曼評價說：“你不瞭解魯登道夫，他只是在成功時才了不起，如果事情變糟了，他就會沮喪起來。”
1894年，魯登道夫進入總參謀部工作，頗受施利芬賞識，參與了施利芬計劃的歷次修訂。
從1904年開始，魯登道夫在負責訓練和動員的第二處任職，並在1908年升任該處處長。他根據多年任職得來的經驗，向上級遞交一份闡述軍事、政治形式的報告，德皇威廉二世和總參謀長小毛奇均對他明晰的洞察力和周密的設計讚賞不已。
1912年提出擴充常備軍30萬的方案，受到德皇重視。在與陸軍大臣黑林根發生爭吵後，於1913年調任第三十九明火槍團指揮官，年末任駐斯特拉斯堡的第85步兵旅旅長。
1914年晉升為少將，任馮·貝洛的第二集團軍的副參謀長。
大戰爆發後，在圍攻比利時列日要塞的戰鬥中，他在武索將軍陣亡後接管了第14步兵旅的指揮權。在詳細地分析了列日的情況之後，魯登道夫率領他的部隊在晚上經由弗萊龍和埃夫涅的缺口悄悄地進入列日，為最後反敗為勝奪取要塞起到了關鍵作用。為了表彰魯登道夫在列日戰役的行動，德國皇帝任命魯登道夫接替瓦爾德澤為第8集團軍的參謀長。魯登道夫迅速乘專列在漢諾威和新任第8集團軍司令興登堡會合，並趕往東線。
德皇本意是指派魯登道夫成為東線戰場的實際負責人，但由於魯登道夫的中下等階級出身和德意志帝國軍隊的嚴格的等級觀念（這時他還不是貴族），使他不能被任命為指揮官。但是這種安排卻形成了興登堡-魯登道夫這一對絕妙的搭配，這一搭配將對德國產生重大影響。
雖然在接下來輝煌的坦能堡之戰中，真正的工作是由馬克斯·霍夫曼上校完成的，但作為和興登堡組成的這一著名搭檔中的智囊，他們之後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大多數是由他所策劃的。德軍取得馬祖裡湖區之戰（9月10日-9月13日）和波蘭中部戰役（9月17日-12月初）勝利的作戰計劃是由他制訂的。
德軍在1914年11月21日開始的羅斯之戰中更是達到勝利的頂點。魯登道夫計劃並取得了第二次馬祖裡湖會戰（1915年1月31日-2月21日）的勝利，雖然其大部分成果被隨後3月份奧軍在加利西亞損失慘重的攻勢所抵消。
他隨後計劃了1915年5月開始的戈爾利採-塔爾諾夫夏季攻勢，攻佔了波蘭大部，但是由於法爾肯海因的短視，沒能充分消滅俄軍。經過一年多的激戰，德軍獲得了巨大勝利。俄軍被從東普魯士驅逐出去，而且還被迫放棄了波蘭、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倫地區，人員損失超過170萬人。由於這一連串的輝煌勝利，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成為德國民眾心中的偶像人物，
1916年間展開的凡爾登會戰導致了各方面對法爾肯海因的尖銳批評。威廉二世撤消法爾肯海因的職務，任命興登堡為總參謀長。魯登道夫也成為第一軍需總監—這個職務相當於副總參謀長，同年晉升步兵上將。
魯登道夫甚至比興登堡更受到普遍歡迎，在二重唱中發揮主要作用。他們在1916年9月迫使奧匈軍隊接受德國的統一指揮，並進一步提出要改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結構，以加強德國對奧地利政治事務的影響；要求改變政府無能為力的狀態，加強政府部門軍事化，並且迫使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終於在1917年1月8日同意實行無限制的潛艇戰。這一搭檔的實力日益增強，最後迫使貝特曼·霍爾維格於1917年7月19日去職。這樣，興登堡-魯登道夫組合獲得了實際上是軍事獨裁者的地位。
以魯登道夫為首的軍方在國內實行軍事專政，嚴格限制集會。他們動用武器鎮壓罷工，認為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才能避免社會革命的發生。在比利時召開的軍政首腦會議上，魯登道夫堅持要求佔領比利時、洛林和摩塞爾河谷鐵礦區，建立新的海軍基地，佔有非洲廣大殖民地。
德軍雖然在對俄作戰中取得巨大勝利，但在西線馬恩地區卻遭到失敗，從而表明了他參與修訂的施裡芬計劃的破產。
1916年凡爾登之役後，德皇為了在東、西兩線同時發起進攻，委任興登堡為總參謀長，魯登道夫擔任軍需總監。他們追求所謂“光榮的和平”，企圖孤注一擲，動員大後方全部力量實施總體戰。
1917年他批准對英國進行無限制的潛艇戰，結果導致美國參戰。
1917年9月，魯登道夫還策劃成立了祖國黨。該黨的政治綱領是反對任何的和平決議和任何改革，支持對外兼併政策。祖國黨得到了興登堡、鋼鐵協會和其它壟斷組織的支持，它的黨員人數不斷增加，到1918年9月已經超過社會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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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魯登道夫指揮奧德聯軍發動了卡波雷託攻勢。奧-德軍以十六個師對卡多納指揮的五十五個師，造成意軍30萬以上的直接人員損失，幾乎將意大利逐出戰爭。同年，他在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簽訂中發揮關鍵作用，該條約讓俄國人付出高昂代價。由於在戰爭中的卓越表現，他被封為貴族，成為埃裡希·馮·魯登道夫。
隨著1918年的到來，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決心在美國作好戰爭準備之前，在西線取得決定性勝利。他採用包括風暴部隊滲透戰術在內的一系列新型戰術，接連發動了三次攻勢—3月21日開始的索姆河攻勢、4月9日開始的利斯河攻勢、5月27日開始的埃納河攻勢。這些攻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都沒能達成摧毀英軍的目的。
他繼續發動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勢—6月9日-6月13日間的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勢和7月15日-7月17日香檳-馬恩河攻勢，這兩次攻勢都迅即被協約國軍所遏止。這些攻勢消耗了德軍的力量，使其難以抵擋協約國軍在7月10日-10月28日間實施的反攻。
魯登道夫對於這一反攻的規模和能力極為震驚，驚呼7月18日是德軍的“黑日”。就在這個“黑日”，魯登道夫和興登堡發生了公開爭吵，雖然破裂的關係得到修復，但兩人逐漸離心。
1918年在西線發動總攻遭到失敗，他力主頑抗到底，但政府人士掣肘，乃憤而辭職。德國十一月革命時避居瑞典，1919年2月返回德國，曾先後參與1920年卡普暴動和1923年希特勒的未遂政變。
1918年8月8日，開始的亞眠戰役讓魯登道夫再次遭遇了“暗淡的日子”。9月26日，當協約國發動了默茲-阿爾貢攻勢的時候，保加利亞退出了大戰，這對魯登道夫是一個雙重的打擊。魯登道夫的精神很快地垮下來，開始變得焦躁不安。
1918年9月28日，總參謀部召開例行會議，魯登道夫為德國的處境，責備除他以外的任何一個人，滔滔不絕地發表著長篇激烈的議論。他的部下很難為情地坐著。最後，魯登道夫竟因為激動而虛脫倒在地板上。會議結束後，魯登道夫依然意猶未盡，他以模糊的僅能被人聽懂的語言，勸告興登堡從所有佔領的西方領土撤退，並根據看來是他曲解了的威爾遜總統在十四點建議中所表示的條件求和。
1918年9月29日，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正式發表聲明，必須簽訂停戰協定，成立一個協約國可以接受的政府。但是魯登道夫拒絕接受美方提出的“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在笨拙的企圖干涉巴登和麥克斯親王的和平談判後，魯登道夫在10月26日被迫辭職。
1918年11月，停戰後他旅居瑞典，撰寫文章和回憶錄，包括於1919年出版的《魯登道夫的個人故事》與1920年出版的《我對1914-1918年戰爭的回憶》和《總參謀部及其問題》。他宣稱，在戰場不敗的德國軍隊是被左翼政客“從背後插了一刀”。
1919年春，魯登道夫返回德國。他擁護極右翼的政策，信奉異乎尋常的北歐日爾曼民族的宗教，並極端敵視現有政權。他參加了所謂的“民族俱樂部”，計劃消滅魏瑪共和國和建立軍事獨裁，為此參與組織了1920年3月的卡普暴動。不久後，他和納粹建立了密切聯繫，並參與了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啤酒館暴動”。在隨後的審判中，魯登道夫發表煽動性的演說，攻擊魏瑪共和國，最後他被無罪釋放。
1924年5月，他成為了魏瑪共和國國會中的納粹成員。
1924年～1928年為國家社會黨的國會議員。
1925年為納粹黨總統候選人。
1925年4月，魯登道夫代表右翼的民族人民黨和巴伐利亞人民黨出馬競選，結果僅獲得1.1%的選票。隨著納粹黨勢力的上升，魯登道夫愈來愈輕視希特勒和納粹黨徒，認為他們是沒有勇氣的蠢貨。
20世紀20年代之後，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壇，致力於撰寫關於戰略和總體戰的著作，這就是後來在1935年出版的《總體戰》一書。這本書系統闡述了總體戰理論，認為戰爭凌駕於政治之上，要求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平時就應服從戰爭準備的需要，主張採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極端殘暴的手段進行戰爭。
雖然他晚年極力主張恢復德國軍事實力，建立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但魯登道夫沒有等到希特勒發動戰爭的那一天，也沒有看到希特勒德國失敗的那一天。
1937年12月20日，他死於巴伐利亞的圖青，希特勒等納粹黨中堅分子參加了他的葬禮。
個人評價
極盛時期的魯登道夫無疑是一戰中最好的陸軍指揮官，擁有出類拔萃的戰略眼光、組織能力和戰術手腕。他的缺點主要在於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而且其精神因素缺乏穩定，面對困境容易陷入沮喪和失望。他是第一個系統探討總體戰爭的人，雖然其理論甚多謬誤且為人詬病，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影響和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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