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因“中国足球十问事件”，我离开体育圈之后，没看过中国足球队的任何比赛。我说过，什么酒都喝的人，是酒鬼，什么球都看的人，是什么呢？生造一个词：球鬼吧。
前些年，《中国足球十问》的作者马德兴，重提此事，《我是如何离开中国足球报的——一段尘封了13年的历史》，把一段旧事，重新拎到网上。作为当事人，思前想后，我曾经写了一段澄清的文字。昨天，一篇回忆方宏的文章，似乎重新勾起了不少球迷的关注。有人直接了当地问：当年是不是你出卖了马德兴？看来，这事有点严重，涉及到了人品问题。一件应该过去的事情，似乎依然没有过去。
说点亲身的经历吧，希望能还原当年的真相。
马德兴当年的文章，以“兰天”为笔名，发表于1996年4月22日的《新民体育报》（《东方体育日报》的前身）头版。我是当时《新民体育报》的常务副总编辑，主管报社日常事务。《新民体育报》是《新民晚报》旗下子报之一，创刊于1994年6月6日。当年，中国体育的重心在北京。于是，我们在北京有众多的特约记者，马德兴也是其中之一。马德兴，我没谋过面，也不认识，只知道此人英文不错，很勤奋，也挺能写的。不过，论辈份，他算是晚辈了。出于约稿工作的便利，我委托《新民晚报》北京记者站记者田南帆先生，在“北京”打点一切。说实话，田先生是努力的，该吃的，该喝的，该想到的事，他都尽力了。对老田，我今天仍是尊敬的。
1996年4月21日，周日。刚好是《新民体育报》编辑出报的日子。这天晚上，北京来人，《新体育》杂志的副总编辑刘思明先生（后曾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我便在《新民晚报》对面的小馆子“五羊阁”请他喝酒。酒正酣，突然接到老田（田南帆）的电话。说是要让我回编辑部，审核处理一个头版的稿件。听得出来，老田正在气头上。我回答他，我不管。正喝酒呢？烦不烦？再说了，今天不是李森华主编当值吗？
实际上，我不愿意处理此事，是有原因的。三个多月前，《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先生找我谈话，想要调整我的工作。他说，准备让我去美国，任《新民晚报》美国版主编、以及《新民晚报》驻美国首席记者。丁法章甚至同我谈好了待遇问题，月支1200美金津贴，且上海的收入不变。因此，我调整了工作重心。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花时间和精力，着力研究一些美国问题。有关《新民体育报》的工作，我悄悄地交待给了季方。当时，我们都叫他“小嫩”。我对他说，《新民体育报》你早晚是要负责的，多费心吧。他是聪明人，心领神会。
晚上七点半，老田的第二个电话又来了。他说，他不干了。这活儿怎么干？他告诉我，头版的那篇文章，你看过的。是的。我看了。就是《中国足球十问》。当时，《新民体育报》曾有许多特约作者，比如，在北京的体育记者圈子，就有毕熙东、苏祥新、王峻、吴骅、陈昭、张小(合加令傍)、缪鲁、汪大昭、章新新等人。还有一些年轻的人，比如，马德兴等等。《新民体育报》草创之初，老田在北京记者站工作，他喜欢体育，我就让他去联系特约作者，一年后，老田干脆要求从北京回沪了。我便向领导请求，将其调至《新民体育报》工作。
这篇文章，也是老田约来的。我没问作者，只是觉得不错，有胆识，有见地。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算是切中要害。我的办报主张，每期报纸，都应该要有份量的稿件“压一压”，要有重点、热点、焦点。这些文章，我一般都是安排在头版发的，以吸引读者眼球。那个时期，除了《十问》，另有几篇文章，也相当震动。比如，《钱钱钱》、《戚务生七错》、《再谈“法国香水”》、《黑衣黑哨》等等。大样拼出之后，当值的李森华主编，凭着他多年新闻工作的敏感，觉得这篇文章有问题，可能会惹来麻烦。于是，他将这篇文章，删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文章经此一删，版面就摆不平了。
这天，我有点酒多了，冲着电话吼老田：“这种事也处理不了？有别的稿件没有？塞一篇上去。没有的话，将标题放放大，还有，塞点图片。不就得了？”可是，老田告诉我，标题已经做得同“墓碑”般大小了，该放的照片也放了。我知道，他是借口，主要是舍不得这篇文章。“老李呢？”老田说，李森华签改完大样，走了。显然，老李生气了。他是主编，这帮手下的人，居然如此不听话？他能不生气？他扔下大样，就是有点甩手的味道，你们看着办吧？实际上，《新民体育报》，老李虽说是主编，但实际操纵的人，是我。手下这帮人，也只认我。其实，老李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他是从电台调来，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分管体育，也兼新民体育报主编。他待人和善，业务水平高。后来，他也一直当我的分管领导（包括我到评论部当领导，也是他分管），待我不薄。我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我吩咐老田，我来处理吧。
晚上九点多钟，我醉意朦胧地回到编辑部（喝酒显然是要误事的）。手下人将头版的大样，呈到面前。一看大样，我有点头大。上面改得一塌糊涂。仔细看看，我也觉得，老李有的地方，删得对，但也有点删过头了。于是，我便拿来红笔，认真地将有些可删可不删的内容，恢复出来，基本保留了这篇文章的大致框架。于是，让电脑房的工人，再去改。也许是时间匆忙，也许是改得太乱。改大样的工人，弄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有一段文字，引用了任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的话，原话只有两句。可是，这个应该是句号的地方，错成了逗号。这个逗号，非同小可。如此一来，下面整段的话，都成了伍主任的原话了。我后来知道，这段话触怒了伍先生。想想也是，身为国家体委主任，说出这样的话，也太没有水平了。这个逗号，后来改变了我和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这是叫人感叹不已的。
《十问》刊出后，确实引发中国足球坛“地震”，据称，国家体委高层领导极为震怒，也是事实。但是，马文所说，“上海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门负责人、市体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班子，配合国家体委派出的专人进行调查”，并说“调查班子中有三名中央委员”，这些说法，则有点夸大其辞了。此外，“国家体委宣传司的领导与上海方面组织的调查组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整整蹲点了一周，轮流找新民体育报的编辑、记者谈话”，也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据我所知，该文发表后，伍绍祖极为不满（其实，我同伍主任关系尚可，伍曾来上海考察工作，我是唯一随行的媒体记者，也曾经多次陪他打桥牌）。他向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反映了情况。李铁映同志批示，要求上海方面查处。这个批示，经黄菊、陈至立、金炳华等领导同志一层一层圈阅下来，当然是非同小可的。查，首先是查作者。《新民晚报》的党委副书记张韧大姐，找我谈了几次，要我交出作者的名字。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应该保护新闻来源，这是职业道德。为此，她还专门找我太太（她是我新民晚报的同事），让她做我工作。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的何慧娴女士，也专程到上海来了解情况。我同何，也算是多年的朋友（她比我年长）了。我曾同她一起采访过汉城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同是上海人，也算有点交情。那天，我专门开车去机场接她。因为我的车太差（桑塔纳），便向朋友借了辆凌志300的车，以示尊重和善意。在机场去新锦江酒店途中，何直截了当地问起作者的事，我的回答是明确的：不清楚，也不能说，这涉及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我还向她特别说明，问题在我，在《新民体育报》，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何慧娴见状，也就不再问什么。我们一路谈天气，哈哈而已。
我明白，何慧娴到上海来，也是奉命而行。何是上海人，在上海有非常广的人脉。他同上海新闻界的许多媒体的负责人，都是前后届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包括时任《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因此，报社方面，对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不过，凭心而论，出面询问情况的，至始至终，仅仅是《新民晚报》党委副书记张韧同志，所谓的调查组是根本不存在的。我的回答始终如一：不知道，也不想说。据我所知，老田也没有说过什么。马文所说，老田将其“供出”，还打电话如何如何，不知道有何依据？说心里话，这种事，摊在谁头上，都是不容易的。能够顶着压力，至少说明人品的问题。有关的材料，不见得就一定是老田“坦白”的呀，当时编辑部的同事，几乎都知道此文的作者，北京的圈子里，知道的人也不少啊。
最惨的一件事，我向朋友借的凌志轿车，在接好何的当天晚上，停在路边，被人莫名的砸了。前车盖，被人用红砖砸了好几下，惨不忍睹。弄得我根本无法向朋友交待，心里内疚很久。
马德兴，最后还是被组织查了出来。但是，我和老田以人格保证，我们没有出卖他。马德兴最后受到处分。他在《中国体育报》的饭碗也因此丢了。对我的处分，也相当严厉。这年六月，我被突然叫到上海华东医院。当时，丁法章总编辑正在住院。他打来电话说，“别人都来看来，你怎么不来？”我心里想，别人来是别人的事，与我何干？他说，你到医院来一次。于是，我便跑到医院探病。结果，丁法章向我宣布了三项决定。一、在全报社干部大会作检查；二、免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职务，只保留体育部副主任职务（后来排名也从第二滑到第三）；三、去美国的事情，也就免谈了。原因据说是“政治上不成熟”。
应该说，《中国足球十问》对我的人生经历产生了重大影响。体育显然是干不下去了。几个月后，我被“因人设事”，调至《新民晚报》评论部任常务副主任。正是因为这一闲职，才使我有时间接触互联网，以至于后来混入了互联网业界。《新民体育报》也被改组。那个马德兴，后来去了《体坛周报》。那个老田，后来仍在《新民晚报》，默默无闻，不过一切都好。现在已退休了。
最后想说，其实，我也是这篇文章被牵连的人之一。我因此丢了乌纱帽，不仅离开了我亲手创办的《新民体育报》，也丢失了一次去国外工作的机会，并且彻底从中国的体育江湖中消失了。倘若真如马德兴所说，我应该属于“坦白从宽”的人，怎么会有如此的结局呢？马德兴前些年重提旧事，自有他的道理。不过，笔锋所至，没有理由将怨气撒到我们身上，以怨报德，似乎有点不厚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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