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因“中國足球十問事件”，我離開體育圈之後，沒看過中國足球隊的任何比賽。我說過，什麼酒都喝的人，是酒鬼，什麼球都看的人，是什麼呢？生造一個詞：球鬼吧。
前些年，《中國足球十問》的作者馬德興，重提此事，《我是如何離開中國足球報的——一段塵封了13年的歷史》，把一段舊事，重新拎到網上。作為當事人，思前想後，我曾經寫了一段澄清的文字。昨天，一篇回憶方宏的文章，似乎重新勾起了不少球迷的關注。有人直接了當地問：當年是不是你出賣了馬德興？看來，這事有點嚴重，涉及到了人品問題。一件應該過去的事情，似乎依然沒有過去。
說點親身的經歷吧，希望能還原當年的真相。
馬德興當年的文章，以“蘭天”為筆名，發表於1996年4月22日的《新民體育報》（《東方體育日報》的前身）頭版。我是當時《新民體育報》的常務副總編輯，主管報社日常事務。《新民體育報》是《新民晚報》旗下子報之一，創刊於1994年6月6日。當年，中國體育的重心在北京。於是，我們在北京有眾多的特約記者，馬德興也是其中之一。馬德興，我沒謀過面，也不認識，只知道此人英文不錯，很勤奮，也挺能寫的。不過，論輩份，他算是晚輩了。出於約稿工作的便利，我委託《新民晚報》北京記者站記者田南帆先生，在“北京”打點一切。說實話，田先生是努力的，該吃的，該喝的，該想到的事，他都盡力了。對老田，我今天仍是尊敬的。
1996年4月21日，週日。剛好是《新民體育報》編輯出報的日子。這天晚上，北京來人，《新體育》雜誌的副總編輯劉思明先生（後曾任國家體育總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我便在《新民晚報》對面的小館子“五羊閣”請他喝酒。酒正酣，突然接到老田（田南帆）的電話。說是要讓我回編輯部，審核處理一個頭版的稿件。聽得出來，老田正在氣頭上。我回答他，我不管。正喝酒呢？煩不煩？再說了，今天不是李森華主編當值嗎？
實際上，我不願意處理此事，是有原因的。三個多月前，《新民晚報》總編輯丁法章先生找我談話，想要調整我的工作。他說，準備讓我去美國，任《新民晚報》美國版主編、以及《新民晚報》駐美國首席記者。丁法章甚至同我談好了待遇問題，月支1200美金津貼，且上海的收入不變。因此，我調整了工作重心。這一段時間，主要是花時間和精力，著力研究一些美國問題。有關《新民體育報》的工作，我悄悄地交待給了季方。當時，我們都叫他“小嫩”。我對他說，《新民體育報》你早晚是要負責的，多費心吧。他是聰明人，心領神會。
晚上七點半，老田的第二個電話又來了。他說，他不幹了。這活兒怎麼幹？他告訴我，頭版的那篇文章，你看過的。是的。我看了。就是《中國足球十問》。當時，《新民體育報》曾有許多特約作者，比如，在北京的體育記者圈子，就有畢熙東、蘇祥新、王峻、吳驊、陳昭、張小(合加令傍)、繆魯、汪大昭、章新新等人。還有一些年輕的人，比如，馬德興等等。《新民體育報》草創之初，老田在北京記者站工作，他喜歡體育，我就讓他去聯繫特約作者，一年後，老田乾脆要求從北京回滬了。我便向領導請求，將其調至《新民體育報》工作。
這篇文章，也是老田約來的。我沒問作者，只是覺得不錯，有膽識，有見地。這篇文章，揭示了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存在的一些問題，算是切中要害。我的辦報主張，每期報紙，都應該要有份量的稿件“壓一壓”，要有重點、熱點、焦點。這些文章，我一般都是安排在頭版發的，以吸引讀者眼球。那個時期，除了《十問》，另有幾篇文章，也相當震動。比如，《錢錢錢》、《戚務生七錯》、《再談“法國香水”》、《黑衣黑哨》等等。大樣拼出之後，當值的李森華主編，憑著他多年新聞工作的敏感，覺得這篇文章有問題，可能會惹來麻煩。於是，他將這篇文章，刪去了大約三分之一的篇幅。文章經此一刪，版面就擺不平了。
這天，我有點酒多了，衝著電話吼老田：“這種事也處理不了？有別的稿件沒有？塞一篇上去。沒有的話，將標題放放大，還有，塞點圖片。不就得了？”可是，老田告訴我，標題已經做得同“墓碑”般大小了，該放的照片也放了。我知道，他是藉口，主要是捨不得這篇文章。“老李呢？”老田說，李森華籤改完大樣，走了。顯然，老李生氣了。他是主編，這幫手下的人，居然如此不聽話？他能不生氣？他扔下大樣，就是有點甩手的味道，你們看著辦吧？實際上，《新民體育報》，老李雖說是主編，但實際操縱的人，是我。手下這幫人，也只認我。其實，老李是個相當不錯的人。他是從電臺調來，任新民晚報副總編輯，分管體育，也兼新民體育報主編。他待人和善，業務水平高。後來，他也一直當我的分管領導（包括我到評論部當領導，也是他分管），待我不薄。我突然感到問題嚴重。於是，我吩咐老田，我來處理吧。
晚上九點多鐘，我醉意朦朧地回到編輯部（喝酒顯然是要誤事的）。手下人將頭版的大樣，呈到面前。一看大樣，我有點頭大。上面改得一塌糊塗。仔細看看，我也覺得，老李有的地方，刪得對，但也有點刪過頭了。於是，我便拿來紅筆，認真地將有些可刪可不刪的內容，恢復出來，基本保留了這篇文章的大致框架。於是，讓電腦房的工人，再去改。也許是時間匆忙，也許是改得太亂。改大樣的工人，弄錯了一個標點符號。有一段文字，引用了任時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同志的話，原話只有兩句。可是，這個應該是句號的地方，錯成了逗號。這個逗號，非同小可。如此一來，下面整段的話，都成了伍主任的原話了。我後來知道，這段話觸怒了伍先生。想想也是，身為國家體委主任，說出這樣的話，也太沒有水平了。這個逗號，後來改變了我和一些人的人生軌跡。這是叫人感嘆不已的。
《十問》刊出後，確實引發中國足球壇“地震”，據稱，國家體委高層領導極為震怒，也是事實。但是，馬文所說，“上海當時的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門負責人、市體委等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也因此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班子，配合國家體委派出的專人進行調查”，並說“調查班子中有三名中央委員”，這些說法，則有點誇大其辭了。此外，“國家體委宣傳司的領導與上海方面組織的調查組在上海新民晚報社整整蹲點了一週，輪流找新民體育報的編輯、記者談話”，也是無中生有的事情。
據我所知，該文發表後，伍紹祖極為不滿（其實，我同伍主任關係尚可，伍曾來上海考察工作，我是唯一隨行的媒體記者，也曾經多次陪他打橋牌）。他向當時分管體育的國務委員李鐵映同志反映了情況。李鐵映同志批示，要求上海方面查處。這個批示，經黃菊、陳至立、金炳華等領導同志一層一層圈閱下來，當然是非同小可的。查，首先是查作者。《新民晚報》的黨委副書記張韌大姐，找我談了幾次，要我交出作者的名字。我當時什麼也沒有說。我知道應該保護新聞來源，這是職業道德。為此，她還專門找我太太（她是我新民晚報的同事），讓她做我工作。時任國家體委宣傳司司長的何慧嫻女士，也專程到上海來了解情況。我同何，也算是多年的朋友（她比我年長）了。我曾同她一起採訪過漢城奧運會等國際賽事，同是上海人，也算有點交情。那天，我專門開車去機場接她。因為我的車太差（桑塔納），便向朋友借了輛凌志300的車，以示尊重和善意。在機場去新錦江酒店途中，何直截了當地問起作者的事，我的回答是明確的：不清楚，也不能說，這涉及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我還向她特別說明，問題在我，在《新民體育報》，我願意接受一切處分。何慧嫻見狀，也就不再問什麼。我們一路談天氣，哈哈而已。
我明白，何慧嫻到上海來，也是奉命而行。何是上海人，在上海有非常廣的人脈。他同上海新聞界的許多媒體的負責人，都是前後屆的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同學，包括時任《新民晚報》總編輯丁法章。因此，報社方面，對我們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不過，憑心而論，出面詢問情況的，至始至終，僅僅是《新民晚報》黨委副書記張韌同志，所謂的調查組是根本不存在的。我的回答始終如一：不知道，也不想說。據我所知，老田也沒有說過什麼。馬文所說，老田將其“供出”，還打電話如何如何，不知道有何依據？說心裡話，這種事，攤在誰頭上，都是不容易的。能夠頂著壓力，至少說明人品的問題。有關的材料，不見得就一定是老田“坦白”的呀，當時編輯部的同事，幾乎都知道此文的作者，北京的圈子裡，知道的人也不少啊。
最慘的一件事，我向朋友借的凌志轎車，在接好何的當天晚上，停在路邊，被人莫名的砸了。前車蓋，被人用紅磚砸了好幾下，慘不忍睹。弄得我根本無法向朋友交待，心裡內疚很久。
馬德興，最後還是被組織查了出來。但是，我和老田以人格保證，我們沒有出賣他。馬德興最後受到處分。他在《中國體育報》的飯碗也因此丟了。對我的處分，也相當嚴厲。這年六月，我被突然叫到上海華東醫院。當時，丁法章總編輯正在住院。他打來電話說，“別人都來看來，你怎麼不來？”我心裡想，別人來是別人的事，與我何干？他說，你到醫院來一次。於是，我便跑到醫院探病。結果，丁法章向我宣佈了三項決定。一、在全報社幹部大會作檢查；二、免去《新民體育報》常務副總編輯職務，只保留體育部副主任職務（後來排名也從第二滑到第三）；三、去美國的事情，也就免談了。原因據說是“政治上不成熟”。
應該說，《中國足球十問》對我的人生經歷產生了重大影響。體育顯然是幹不下去了。幾個月後，我被“因人設事”，調至《新民晚報》評論部任常務副主任。正是因為這一閒職，才使我有時間接觸互聯網，以至於後來混入了互聯網業界。《新民體育報》也被改組。那個馬德興，後來去了《體壇週報》。那個老田，後來仍在《新民晚報》，默默無聞，不過一切都好。現在已退休了。
最後想說，其實，我也是這篇文章被牽連的人之一。我因此丟了烏紗帽，不僅離開了我親手創辦的《新民體育報》，也丟失了一次去國外工作的機會，並且徹底從中國的體育江湖中消失了。倘若真如馬德興所說，我應該屬於“坦白從寬”的人，怎麼會有如此的結局呢？馬德興前些年重提舊事，自有他的道理。不過，筆鋒所至，沒有理由將怨氣撒到我們身上，以怨報德，似乎有點不厚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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