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人禍比天災更可怕

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曾寫信給弟弟：

“我多希望自己從沒降生於這個世界。至少，也應該死在這場瘟疫到來之前”。

這場瘟疫，指的是中世紀歐洲爆發的那次鼠疫，也就是“黑死病”。

據《世界文明史》一書估計，那次黑死病讓歐洲人口減少了近2/3，有些國家在鼠疫退卻後，僅有數千人倖存。

疫癘恐怖如斯，但它畢竟是天災，你沒法找老天爺去說理；人禍卻不然，它本能避免，卻往往造成更大的危害，這就極遭人憤恨。

比如，捲入了61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收割了近1億條人命。才短短6年的戰爭，竟追平了鼠疫1000多年屠殺的人類總量。

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本身就是個一戰士兵的遺孤，又在青年時經歷過慘烈的二戰。因此，他更憎恨戰爭這種人禍。

在他的筆下，有對戰爭的反感、人性的剖析、鬥爭和反抗精神的呼籲，乃至大難時的生死觀。這一切，皆濃縮於他的代表作《鼠疫》之中。

在加繆看來，德國法西斯就像鼠疫一般邪惡、殘忍、充滿破壞力。

可是戰爭初期，民眾大都不太在意。直到1940年，德軍開始入侵法國，人們在深陷戰火時，又變得缺乏反抗精神。

對此，威廉·夏伊勒在他的《柏林日記：二戰駐德記者見聞》一書中就有記載：

“法國人覺得希特勒不過是暫時的敵人，生活很快就會恢復原樣。所以，他們根本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也在開戰後迅速投降。”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加繆開始創作《鼠疫》。他拿爆發於奧蘭城的一場瘟疫，來隱喻戰爭，為的是表達對戰爭的譴責，並點醒渾渾噩噩的世人。

《鼠疫》的主角是裡厄醫生，他幾乎擁有一切文學作品、歷史典籍中公認的英雄特質。不得不說，加繆塑造的這個英雄很完美，但是卻流於了“標準化”。

這並非是加繆筆力不足，而是他在表達最直接的願望：災難當頭，需要這樣的英雄橫空出世。

既然主角被塑造的如此直白，配角也被加繆被刻畫得精彩鮮活，他們充分體現了加繆的用意和水平。他們每每碰撞出“生”與“死”的結局，也共同承載著加繆的渴盼和主張。

下面，就揀選幾位極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分析，來看看這場災難之中的“生死門”。

02災難裡的“死門”

第一個“死門”，是懈怠推諉的上位者

裡夏爾是奧蘭城裡最有名望的醫生。他貴為醫師協會主席，本該帶領醫護人員奮起抗疫。可是這位醫界大佬，在《鼠疫》中根本沒什麼作為，甚至還犯下了不少錯誤。

醫師協會主席這個職位，必然有著向上遞話的權利和義務。只要裡夏爾認真對待疫情，打上去的建議和報告沒人敢不重視。然而，裡厄建議隔離所有發病患者時，裡夏爾不但以“做不了主”為理由拒絕，還質問裡厄：

“您怎麼知道就有傳染的危險呢”？

要知道，跟瘟疫做鬥爭就是搶時間，每分每秒都極其珍貴。可是裡夏爾懈怠拖延，錯失了及早控制疫情蔓延的良機。

他這第一件錯事，是不作為。

等到疫情嚴重了，醫生們才被召集在一起召開專題會議。裡夏爾又試圖轉移眾人的注意力。他指著旁邊的省長表示：你們別老盯著我，他才是作主的那個。可是省長又把問題拋回，說你們醫生得先確定這是鼠疫。

裡夏爾皮球踢不過省長，只好表示：那我們就一起負責吧，誰讓裡厄非說這就是鼠疫呢。

防控措施嚴格，當然會對經濟、生活造成影響。一旦疫情被高估，上層追責和民眾怨憤自然都會有。裡夏爾不願獨自承擔這個風險，相比於全城人的性命，他顯然更關心自己的名利。

他這第二件錯事，是推卸責任。

裡夏爾是尸位素餐的典型，這樣的人在瘟疫之時、戰爭之中，可謂是災難的幫兇。因為他是開“死門”的那個人。所以，加繆要他死。

疫情剛被控制住，裡夏爾就覺得疫情已經過去了，他疫情數據說：

“好得很。”

在他自認拐點已到後，鼠疫立馬就奪去了他的性命。

通過裡夏爾的結局，加繆想表達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能者上庸者下。

彼得·德魯克曾說：

“作為一個領導者，他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去領導，或者去誤導”。

可裡夏爾忝居高位，非但沒有負起相應的責任、義務，還延誤了最佳的防控時機，放任疫情迅速蔓延。

這樣的上位者，人們不要。

第二個“死門”：丟失信心的絕望者

災難曠日持久，會有人從猶疑怯懦成長為堅毅勇敢；也有人從信心滿滿變為悲觀絕望。

防控措施啟動後，各系統有效運轉。教會不甘寂寞，就安排“金牌講師”帕納盧去佈道。他總能通過演講，給予自己和他人信心。

第一次演講，帕納盧神完氣足。開嗓頭一句話就引起了騷動，他大喝：

“弟兄們！你們雖然在受苦受難，弟兄們，你們是咎由自取！”

這個開場非常成功，因為人們渾渾噩噩，又急需灌注信心，必須下猛藥直擊心靈。接著，帕納盧旁徵博引、借古鑑今，直說到全體聽眾自發跪拜，表達出了萬分的虔誠。

客觀來說，神父做的相當靠譜。

鼠疫驟起，人們仍不重視。就算來聽演講，也是抱著“聽了沒損失，反正海濱浴場封閉無處可去”的想法。這樣的心態，不管是面對瘟疫還是戰爭，都很致命，必須要當頭棒喝。

而《鼠疫》中所說的信仰，也不過是加繆借用的指代道具。所以，民眾篤定了信仰，即代表著大家堅定了勝利的信心。

正如帕納盧所說：

“今天你們從我這帶走的不僅是譴責的話語，也是安撫你們的忠言。”

然而，帕納盧自己的信心，卻在卡斯泰爾第一次實驗失敗時轟然崩塌。帕納盧跪求上帝救救可憐的孩子，但死神顯然更加強勢。

帕納盧開始變得越來越緊張、害怕。他生前最後一次演講時，再也不復往日的激昂：氣勢有了遲疑、語氣變得軟弱、用詞更加謹慎，稱呼也由“你們”改成了“我們”。

看來，帕納盧在不知覺中，加入了絕望者的行列。

演講的內容，開始有了“落入圍牆”、“聽天由命”等字眼。同行們感到不妥，認為帕納盧不是在給予力量，反而在傳遞憂慮；就連裡厄這個圈外人，都覺得他“接近了異端邪說”。

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說：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帕納盧不是這樣的猛士。他曾經充足的信心，因看不到終點的鼠疫，以及數不清的死者而日漸消逝，終至懷著絕望而死。

自己都沒了生的信心，又有何人、何藥可醫呢？帕納盧究竟是不是死於鼠疫，恐怕他自己心知肚明。

既然帕納盧不能篤信光明的未來，並宣傳宿命論，無疑為疫情肆虐的奧蘭城打開絕望的“死門”。加繆安排裡厄在他的死亡原因上寫了：疑似鼠疫。

03災難裡的“生門”

第一個“生門”，是果敢堅毅的專業者

卡斯泰爾也是奧蘭城裡的醫生，地位遠遠不如裡夏爾。然而，他敢於挺身而出，在這場抗疫戰爭中，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卡斯泰爾是最早意識到疫情兇猛的醫生之一。

可以說，在奧蘭城面對這場災難時，卡斯泰爾是當之無愧的“吹哨人”。他的警惕性和果斷直言，為全城人搶回了一息寶貴的響應時間。

他的第一項貢獻，是敢於擔當。

之後，卡斯泰爾沒有像其他醫生一般，投身於一線救治工作，而是把全部精力轉入了後方研究。他清醒地意識到，舊血清對付不了新鼠疫，必須“就地取材”，才能開發出特效藥。其實誰都明白，這才是終結瘟疫的關鍵，可是除了卡斯泰爾，沒人願意去做。

畢竟，與其耗盡心力後一無所獲，不如把精力放在更見效果的防控工作上。卡斯泰爾卻迎難而上，毅然選擇了這條最難走，可也能決定成敗的道路。

他的第二項貢獻，是直面挑戰。

研發新藥無比艱難。用了大半年時間，卡斯泰爾才研發出第一批血清。首個實驗對象是個孩子，他沒能逃脫死亡的結局。雖然患兒存活了更久，研究算是有了初步成效。但是多活一秒，意味著多痛苦一分，親眼看著孩子掙扎許久後嚥氣，對情感上的衝擊不言而喻。

堅毅如裡厄，都因此情緒失控。卡斯泰爾仍強壓悲痛、憤怒、不甘，並沒有就此認輸。過了一段時間，他終於研製出打得鼠疫“全線敗退”的血清，終結了這場瘟疫。

他的第三個貢獻，是永不言敗。

加繆刻畫的卡斯泰爾是醫護工作者的標杆，他敢為天下先，有著迎難而上的願望，始終堅持奮鬥。是這場瘟疫的拯救者。

卡斯泰爾是帶頭打開 “生門”的人，因此，他是《鼠疫》中的倖存者。

第二個“生門”，是不破不立的普通人

《鼠疫》裡代表著無數普通民眾的，是格朗。可是普通人的生活也分好壞，格朗恰恰是混得比較慘的那類。他五十多歲，沒有正式工作編制，早早被妻子拋棄，寫本小說的理想也遲遲沒能完成。

似乎，像格朗這樣窩囊又欠缺能量的人，在鼠疫面前本該毫無還手之力，絕對屬於第一批死難者。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格朗感染鼠疫又神奇痊癒的結局，拉開了反攻鼠疫的序幕。

格朗第一次談起寫作，就使裡厄震撼。不是由於寫作這個行為，而是由於格朗面對瘟疫的心態。

格朗說：幸好我有事幹。裡厄覺得這極能鼓舞人心。

當時，鼠疫已經鬧得人心惶惶，有人陷入了恐慌，有人失去了理智，這對抗擊鼠疫有害無益。格朗卻能專注於手頭的事情，反而守住了內心的平靜。他的這種特質，在志願者隊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格朗工作繁忙，還要抽空寫作。可每天身心疲憊的情況下，他仍堅持完成登記、統計的志願者工作。裡厄等人得以從繁瑣耗神的事務中解脫，都紛紛向他表示感謝。

可是格朗不以為意，只是憨厚表示：

“這又不是最難做的事，既然鬧了鼠疫就必須自衛，這是明白著的事。”

這說明，小人物同樣能有大貢獻。因為，世俗的眼光、可怕的災難，都無法埋沒他人性的閃光點，那就是：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就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說：

“這個世界就這麼不完美。你想得到些什麼就不得不失去些什麼。”

與格朗相關的兩面性，是他正在寫的那部小說。寫作讓他練就了正確應對鼠疫的心態，這是加繆要傳遞的積極思想。

然而，加繆給每個人物設定的細節都有深意。正所謂“過猶不及”，無論是對於夢想還是財物，傾注的心力太多，就會成為執念，反受其亂。

格朗太在意自己的作品，以至於字字糾結。他寫了許久，手稿攢了一大摞，可是連第一句話都沒能定稿。

這正像人們珍視的財產一般。金銀細軟、幾間住房、兩畝田地，可能就是打拼許久才得來的家當。和平時期，這些確實很有意義；可是瘟疫、戰爭來臨之時，根本抵不過一把火的焚燒。

而想要在大難中活命，得有著拋棄一切、豁出性命的決絕。不破不立，置之死地而後生，方才是普通人掙扎求存時，最應有的反抗姿態。

格朗的這種態度，無疑是在民眾中開了一扇“生門”，加繆給格朗安排了一場奇蹟。格朗在生死存亡之際頓悟，請裡厄燒掉了珍視的手稿，然後坦然等死。

可是，卡斯泰爾的血清沒能救了那個孩子，也沒能救了帕納盧神父，卻救了格朗。裡厄等人驚喜不已，又給其他患者注射血清。

人們的反抗之心、決然之意，彷彿是鼠疫的天敵。自格朗開始，痊癒的感染者越來越多。很快，這場莫名其妙而來的鼠疫，就理所應當地退去了。

鼠疫是一場災難，也是一場試煉。加繆用《鼠疫》激勵世人：人既脆弱也堅強；雖醜惡也善良。更重要的是，每個跨越了“生死門”的倖存者，都獲得了力量和信念，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再也無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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