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資治通鑑·漢紀一》

【原文】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

【臣光曰】這是《資治通鑑》中一段非常有畫面感的記錄：

劉邦在與項羽的一次戰役後開始逃亡，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兒子（即後來的孝惠皇帝）和女兒（即後來的魯元公主），於是就帶著他們一起逃命。但是當楚軍快要追趕上的時候，他卻加快車子逃跑速度把兩個孩子推下車去。而他的司機滕公夏侯嬰見狀後就下車又將兩個孩子抱上車來，“如是者三”（就這樣反覆好多次），導致逃命的車子慢慢前行。劉邦大怒，有十多次想要斬殺夏侯嬰。而夏侯嬰終究還是保護著兩個孩子脫離了險境。

儘管整個逃亡過程有點滑稽，但是卻成為後人攻擊劉邦的一個重要證據：只顧自己活命、不管兒女死活，為人自私自利，做事心狠手辣……

其實，劉邦作為一名從底層殺出，白手起家的農民革命家，領導當時最優秀的“革命”團隊，並且在你死我活的廝殺中淘汰了同時期眾多英雄好傑，自私自利、心狠手辣幾乎可以是必要條件。甚至可以講，沒有與眾不同的個性、超凡卓越的智慧以及特殊的手段，劉邦是不可能創建大漢帝國的。

而《資治通鑑》中上述這一段的描寫，恰恰反映出了劉邦作為一名大政治家出色的利益權衡和智慧光芒。

劉邦在逃亡過程中見到了自己的孩子，很自然地把孩子拉上車一起逃，這是每一位父親都會做的事情。

但是當楚軍的騎兵追上來的時候，他卻將兩個孩子推下了車，儘管非常殘忍，但是卻是危急關頭最理性的選擇：

1、基於個人與集體的考慮，劉邦必須這麼做。此時的劉邦，不再僅僅代表他個人。他的背後，是十多個一起對抗項羽的諸侯王，是數千名跟著他從沛縣起家的“革命者”，更是數十萬活生生的將士。保證自己的活命，就是保證整個革命隊伍中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歷史上很多的戰爭中，失敗一方往往選擇棄車保帥，反映的也是這個道理。

2、基於對保護孩子的考慮，劉邦應該這麼做。項羽要抓的是劉邦，只要劉邦活著，即便項羽抓去了他的兩個孩子也不會殺害他們，因為這是項羽威脅劉邦、與劉邦鬥爭的籌碼。換言之，

在這生死取捨的瞬間，劉邦迅速擺脫了個人私情、道德底線和基礎情感的束縛，從大局出發，公私分明，極度理性地作出了這個拋下孩子的艱難決定。

保持絕對理性是一個好領導者的基本素質，尤其是在生死關頭、利益衝突之前，能夠擺脫個人的利益侷限、感情侷限，必須要作出有利於大局、有利於長遠的抉擇。

反觀劉邦的對手項羽，經常以孩子般的方式發洩個人情緒，動不動就搞大屠殺（坑殺20萬秦降兵）、大破壞（屠咸陽，燒秦皇宮）、大掠奪（收咸陽貨寶、婦女而東），甚至還烹燒地方實力人物王陵母親的屍體，如此情緒化的人物焉能與劉邦爭奪天下？

反觀為劉邦駕車的滕公夏侯嬰，由於工作崗位（劉邦的御用司機）的緣故，考慮問題的站位不高，沒有從全局的角度去思考劉邦“拋棄”孩子的行為，多次做出了看似人道、實則有害全局的危險行為。

放在當時異常危及的情況中，夏侯嬰的首要任務是快速駕車，帶著劉邦活著逃出楚軍的追擊。任何不利於首要任務（逃命）的人、事都必須無情地拋開。

當然，夏侯嬰屢次救人的行為，在做人上無可厚非，可是救了一次兩次已經能夠體現自己的人品和誠意了，但是後面還是多次不顧劉邦的命令、反覆救孩子上車就有點不顧大局、不停指揮了。如果劉邦被抓了，不僅兩個孩子沒得救，而且主帥劉邦也會被殺，整個“革命”事業將陷入低潮，甚至毀於一旦。

這就是典型的好心辦壞事。所以劉邦才會“大怒”，十多次想要斬殺夏侯嬰。

在一個組織中，一名下屬首要的任務是聽從指揮，執行命令，其次才是去思考工作的對錯、優劣以及如何更好地完成工作。

如果認為領導的命令是錯誤的，自己可以提意見、提想法。提出後仍然無效的情況下，切不可自認為自己正確就去領導爭辯。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爭辯的結果如何，你都是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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