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
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让女主角娜拉摆脱了被社会所定义的“女人”身份，重新回归到了“人”的角色中。
一、《玩偶之家》的简介与时代背景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表面上备受丈夫海尔茂的宠爱，但实际上，她对丈夫而言，一直是一个被疼爱、被消遣的“玩偶”。
可看似柔弱无能的娜拉，也有勇敢的一面。当丈夫海尔茂得了重病之后，即使海尔茂警告娜拉不许借钱，可娜拉还是为了拯救丈夫的性命，决定瞒着丈夫私自向别人借钱治病。
令她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挪威当时的法律规定女人没有男人的同意，不能单独借钱，所以，娜拉伪造了自己父亲的签名，才躲过了这次危机。
因为一次偶然的原因，那位贷款人声称要揭发娜拉的违法行为。
得知了真相的海尔茂，收起了平时的甜言蜜语，直骂娜拉“你这坏东西”“下贱女人”。
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贷款人突然决定不再追究此事。而此刻的海尔茂，立刻改变了自己的嘴脸，又开始像平时那样哄娜拉开心。
不过，娜拉已经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于是，她不顾丈夫的苦苦挽留，毅然地选择了离家出走。
正因如此，《玩偶之家》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妇女独立的宣言书”，对于当时的欧洲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对此，易卜生本人曾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写“人”的诗人，而非为女性鸣不平的社会哲学家。他说：“我必须婉拒自己曾为妇女努力争取权利这一殊荣。”
也许，易卜生的本意并非提高妇女地位，但是，作品的意义并非由作者本人定义，而是由千万读者赋予的。作为读者，我们的确可以从《玩偶之家》中，看到有关女性问题的内容。
而且，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时，正值挪威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身为当时的剧作家难免会受到影响。
在19世纪中旬，卡米拉·科莱特发表了《职员的女儿们》，这一作品对于挪威当时的女性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卡米拉还为促进妇女解放运动，在各地进行演讲。
1877年，卡米拉与易卜生在德国慕尼黑进行了会晤。在1889年，易卜生曾写信给卡米拉：“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至今已经有许多年了。”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虽然易卜生本无意为女性发声，但是他却在不经意间借由娜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巨响。
二、早期的娜拉：为了受宠，心甘情愿做着丈夫的玩偶
娜拉在觉醒之前，是个十足的“玩偶”。
在海尔茂的口中，娜拉是“乱花钱的孩子”“不懂事的小孩子” “可怜的小东西”，甚至还是“我的小松鼠儿”“我的小鸟儿”。
结婚八年以来，丈夫海尔茂都像哄小孩一样，和娜拉对话，他从来没有和娜拉谈过一次正经事。
虽然娜拉看似打点着家里的一切，但是所有事情其实都是按照海尔茂的意思安排的。小到不能吃杏仁饼等甜食，大到花钱不能大手笔，不能借钱举债。
不仅仅是海尔茂把娜拉当玩偶，连娜拉本人都在主动充当着玩偶的角色。
娜拉深知求丈夫办事，只能取悦丈夫，于是，她情愿化身为“小松鼠”“小鸟儿”讨丈夫欢心。
娜拉也知道，自己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年轻貌美的基础之上。对娜拉而言，她认为自己冒险为丈夫借钱治病，对于丈夫来说是一种恩惠，她猜想丈夫会感激她的付出。
但是，娜拉并不打算现在就向丈夫和盘托出，她决定等到自己人老珠黄，等到丈夫不再这么爱自己以后，再告诉丈夫自己所做出的伟大牺牲。
她希望借此延迟自己魅力的保质期，让丈夫继续爱着她。
早期的娜拉，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一个缩影。
女性在丈夫眼中，并非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妻子，而是次居他之下的“第二性”，是毫无能力的，需要受到丈夫保护的对象。
她们在家庭中是一只等待别人投喂的小鸟儿，而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是终身被锁在笼子里。
最可悲的一点是，当时的女性接受了男性对她们的定义，自觉扮演着“第二性”的角色。
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
那个时代的多数女性不是不明白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但是她们更加明白倘若没了丈夫的宠爱，就没人向她们“投食”。
于是，她们心甘情愿地做着美丽而文雅的“家畜”，将自己降为“第二性”去哄丈夫开心。
那些活得清醒的女性还懂得“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的道理，所以，她们不仅得是一只逗人玩乐的小鸟，还得是一只爱漂亮的金丝雀。
相对幸运的女性，会因为获得丈夫的疼爱，而暂时忽视了她们所处的牢笼，前期的娜拉就是这样。
但在看到了丈夫的大转变后，娜拉不得不认清残忍的现实。
三、后期的娜拉：爱情幻灭，为摆脱玩偶地位而出走
海尔茂的无情让娜拉从看似温柔缱绻的爱情中惊醒，自己所仰赖的丈夫并不会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保护自己。
海尔茂之前常常对娜拉夸下海口：“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
信以为真的娜拉，也曾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可幻想归幻想，娜拉绝对不会让心爱的丈夫为她冒险。她早已经准备好，以死亡来结束这一切，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丈夫的声誉。
但是，这个爱丈夫胜过爱自己的女人，终究是太天真了，当她准备一死了之时，海尔茂露出了他自私自利的真面目。
本来承诺为娜拉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海尔茂，现在口口声声指责娜拉毁了他的声誉和前途。
心灰意冷的娜拉，在经历了爱情的幻灭后，决定离家出走。
她不再甘心做着丈夫的玩偶，因为她明白了即使将自己降为“第二性”，也无法换来丈夫真正的庇护和宠爱，既然如此，不如直接争取作为人的权利。
娜拉的婚姻悲剧，是当时的多数女性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因为诸多原因，女性只能将自己的希望与未来寄托在男性身上。
极少数女性能够幸运地遇到她心目中的英雄，他会为她担起所有负担与责任，而她只需要做好被拯救、被保护的角色。
而多数不幸的女性，难以判断自己将托付终生的人究竟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还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很难自食其力，所以，选择丈夫的风险成了她们所必须承受的一件事情。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在当时的年代，女性与男性从小就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女性的人生中，注定会因为少了一份“独立”，而多了一份“风险”。
当我们看到了出走的娜拉时，在那个时代，还有千万个留在家中的“娜拉”。
在我们看不见的阴影里，有无数女性强忍着泪水，做着家庭里的玩偶。
四、《玩偶之家》给我们的启示：破除关于两性的刻板观念
在当时，女性之所以会沦为家中的玩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男性负责养家糊口，女性负责貌美如花。男性是独立的象征，女性是脆弱的代表。
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独立”“干正经事”是男人的标配，与女人无关。
大多女性只能小心翼翼地活在那个社会为她们所划定的身份中，她在家里的一切权利、话语权，全部来自于她在丈夫面前的示弱。
就像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说的那样：“要有迷人的温柔，要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将温柔、脆弱、顺从这些特质定义为“女性气质”，将独立、勇敢、主动这些关键词归类于“男性气质”。
然而，男性并非天生独立，女性也并非天生柔弱。两性之间，除了生理上的差异外，其他差异大多是后天教养的结果。
一个生理上的女性，不是必须具备所谓的“女性气质”。
虽然《玩偶之家》是一部年代久远的戏剧作品，但时至今日，有关男女刻板印象的观念却并非完全淡去。
如今，仍然有一部分的人在嘲笑过于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和指责过于具备“男性气质”的女性。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到一位记者参加某次电影研讨会的感悟。
在那次会议上，坐在前排的女性们声如洪钟，而落座于后排的男性则是纤眉细指，低声细语。
那位记者表示，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他感到非常痛苦。当他看到女性们漠视“女性气质”，男性们淡化“男性气质”的现象后，这位记者甚至用到了“异化”这个如此严重的字眼。
的确，现代文明的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玩偶”的身份，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热衷于用刻板的观念，把别人变成自己世界里的“提线玩偶”。
当你遭遇“被玩偶化”的危机时，不妨像娜拉那样掷地有声地说出：“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发出的每一声反抗，都将推着历史的年轮，走向更加平等、文明的未来。
文|黄栀子
参考文献：
1.《玩偶之家》易卜生
2.《女性主义》李银河
3.《第二性》波伏娃
閱讀更多 黃梔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