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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流行病应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心
作者：莉莎·莫纳科（Lisa Monaco）
法意导言
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后，美国政府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家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宣布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暂时禁止过去14天内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美国。在此背景下，曾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土安全暨反恐顾问，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安全中心和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的莉莎·莫纳科（Lisa Monaco），于2020年2月7日在Lawfare博客（Lawfare Blog）上发表文章《新冠肺炎疫情说明防控流行病应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心》（The Coronavirus Shows Why the U.S. Must Make Pandemic Disease a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y），批评特朗普政府不重视新兴传染病防控工作，大幅削减有关预算，随意裁撤大流行性流感防控监测部门。随后，作者提出并论证了三点改进方针，对特朗普政府充分吸取过往危机经验、采取正确举措发出了吁请。
本文作者莉莎·莫纳科（Lisa Monaco）
|新冠肺炎给美国带来的挑战
2018年，我曾和公共专家冯·古普塔（Vin Gupta）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合作发表一篇文章《下一次大流行病即将来临》（The Next Pandemic Will Be Arriving Shortly），对美国未能为防控新兴传染病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局表达了担忧。我们的忧虑并非个例。2018年是夺走5000万条人命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100周年，许多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专家都纷纷呼吁，把防控流感大流行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当务之急。我曾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土安全暨反恐顾问一职，并于2014年帮助成功抗击埃博拉疫情，站在该顾问的立场上，我相信美国政府非常有必要赋予大流行性流感以其他跨国威胁同等的危急性。
通常而言，专栏作者会对头条写手给文章起的名字嗤之以鼻，认为它们是情绪化的、不准确的，但是上述言论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该篇文章发表1年半以后的此时此刻，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尚不构成大流行性流感，但它正在从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迅速扩散。它发端于中国第七大城市、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可能是由蝙蝠传染给人类的。截至2月7日，已经造成超过3万1千人患病和638人死亡，蔓延到24个国家，其中美国有病患11例。边境线并不能有效阻隔病毒，根据美国权威专家的预测，该病毒几乎一定会发展为大流行性流感。
|美国现有防疫措施的优劣
大流行性流感给全球稳定与安全造成的威胁之大世间罕见，美国应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吸取过往解决其他跨国威胁的经验并积极运用。但很不幸，联邦政府正在某些重要的领域内实施的错误政策。这对于防控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不利，对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全球卫生安全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当然，情况并非糟糕透顶。国会已经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助基金（Public Health Emergency Fund）；一些能力出众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譬如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托尼·福西（Tony Fauci）以及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安妮·舒查特（Anne Schuchat），正在领导政府相关工作。尽管中国尚未同意，美国官员已经多次提出派遣疾控中心（CDC）的专家前往中国提供帮助。当局也正在运用2014年抗击埃博拉的经验，包括为防控埃博拉制定实施的新审查和监管规则。
美国空军飞行员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联合基地参加关于运输隔离系统的培训（由高级飞行员科迪·R·米勒（Cody R. Miller）提供）
不过在病患数目每天飙升、病毒的致死性尚缺乏准确评估的当下，美国政府应当采取更多举措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完整的行动纲要，已经由前白宫埃博拉应对协调员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在参加本周早些时候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新冠病毒疫情举行的听证会时提供。
目前的好消息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性低于与其相似的2002年SARS病毒，亦远低于2014年埃博拉病毒。坏消息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于埃博拉，因为它是可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的呼吸道疾病。还有，由于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感染源，抗击2014年埃博拉疫情时率先采取的控制措施——譬如规定旅客只能在特定机场入境，以便测量体温并检查是否有发烧和其他感染迹象——可能效果不佳。
科学家早就知道动物携带的病原体有可能传染给人类。而如今社会高速流动，人们的一趟飞行就可以将新兴传染病譬如冠状病毒或H7N9（一种尚未被消灭的禽流感毒株）传播开来。为应对此种危险，在全球建立能抗击传染病的卫生安全系统力量，美国和全球各国曾于2014年发起“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SHA）。
可是在最近几年里，尽管有着这样的教训：在2014年抗击埃博拉的过程中，落后的卫生安全系统使得奋战一线的人员和医护工作者陷于险境，相关投资已经开始变少；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之后建立的“埃博拉和其他特殊病原体治疗医院”网络（the network of “Ebola and Special Pathogen Hospitals”），截至目前仍未获得联邦政府新的资金支持；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三年大幅削减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预算。
|关于美国防疫工作的三条建议
若美国政府愿意听从专家吁请，将防控大流行性流感当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做好相关工作：联邦政府领衔组织国内的防控工作，美国在国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及确保严格根据事实而非谣言制定相应政策。
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探知事实、调集资源并执行计划，而不是在危机中彷徨迷茫。上述一切有效行动都离不开统一的领导与管理。在911事件和埃博拉疫情中，美国政府均吸取了有关教训，发现体制漏洞并相应地统筹布置资源人力以健全危机应对机制。例如，911事件后，乔治·沃克·布什总统（George·W·Bush）在白宫设立了国土安全顾问一职，旨在使专人就复杂的跨国威胁——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大流行性流感——全天候直接向总统负责，并协调政府内部的政策活动。这一用意被奥巴马总统赞许，该职位在其任期内继续发挥作用。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世界局势与跨国威胁的复杂性丝毫不减的今天，这个职位却被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而这可能会阻碍政府当下开展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更令人担心的是，曾基于抗击埃博拉的经验而部署于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的专门小组已经于2018年解散，时任专家领导被调任。2014年，为了在埃博拉的起源地西非将其消灭，预备收治美国感染病例，白宫内部亟需专职协调员调动整合大规模的政府行动。罗恩·克莱恩（Ron Klain）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埃博拉应对协调员——他提议尽快建立常设的政府部门，专门负责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工作。奥巴马总统从善如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设立了前已述及的专门小组，全称是大流行防范和应对局（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Directorate）。自从2018年该小组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再无专门团队监督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亦无专人负责时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这非常不合理：在比尔盖茨等人的预测中，流感大流行在未来数年可能会以最短时间夺去最多人性命；政府有专门的反恐团队应对网络威胁，可是却没有专门应对如此巨大威胁的团队。
如果政府内没有设置适当的人员和机制响应新兴传染病威胁，为之做准备、计划，美国将永远无法有效防控疫情。目前，尽管白宫已经任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担任新冠肺炎特别小组（a Coronavirus Task Force）组长，但是实际效果堪忧。因为根据经验，有效协调各部门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应对新冠肺炎这种牵涉广、挑战大的疫情需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单单一个内阁部长是不可能在管理本部门的同时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的。而且该小组也无权决定所有事项，有些决策只能由白宫做出。总而言之，眼下政府正很不理智地做无用功。这一届美国政府应当认真汲取过往经验，并将一些可靠建议付诸行动，例如由生物防御两党委员会（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Biodefense）发布的生物防御蓝皮书（A National Blueprint for Biodefense）。
我们从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有效的疫情防控必须“主动防御”（defend forward，这里借用了网络安全领域一个专业词汇）。维护全球卫生安全需要组建超国家的领导团队，以及美国在其中担任领头羊的角色。美国已经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领导能力：若非奥巴马总统运用美国总统的权威动员英法等盟国的资源、派遣美军前往疫区救助，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将远不止11000例。如果没有由美国组织，由非洲人和无畏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实践的全球性对策，埃博拉病毒就不会被遏制在西非。
美国承担不起被孤立的代价，我们一定不能蜷缩在边境线内无所作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集中资源主动防御。申言之，这种在海外构建新兴传染病识别体系、尽早发现病例并阻止他们进入美国的做法，效率远超事后防控，且成本更低——这也是美国于2014年发起“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SHA）的根本原因。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致力于促进这项多边倡议，如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即将在戴维营举行，期待特朗普政府真正地履行承诺并推动该倡议成为G7集团（G-7 nations）的工作重心。
最后，所有政府工作都应当永远以事实和科学为依据，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官员们须保持谦虚，切忌不懂装懂。抗击新冠肺炎战役才刚刚打响，本就迷雾重重的局势因为中国当局违背透明度原则和拒绝接受美国实地帮助的举动更加严峻复杂。随着实情逐渐明晰，政府相应地必须确保自身决策依据只有事实和科学，而非恐惧和政治。
我亲眼见证过抗击埃博拉疫情期间奥巴马总统一再地强调，向他就抗击埃博拉建言献策时，必须依据源于科学而非民意调查的信息。他信赖并任用相关专家，通过热情拥抱埃博拉（已治愈）病人尼娜·范（Nina Pham）证明同情心和事实能够比偏执猜忌更有说服力。且不提有害的谣言，如今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都正在随病毒扩散。在美国试图弄清有关冠状病毒的真相同时，美国政府应当确保根据事实而非恐惧做出行动。
时任总统奥巴马拥抱埃博拉（已治愈）病人尼娜·范（Nina Pham）
翻译文章：
Lisa Monaco, The Coronavirus Shows Why the U.S. Must Make Pandemic Disease a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y, Lawfare, February 7th,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lawfareblog.com/coronavirus-shows-why-us-must-make-pandemic-disease-national-security-priority
译者介绍
查雯，中国政法大学17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尝试站在更高点观察这世界，愿能理解之，最终深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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