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70年
我家住在怀远县西南常坟镇张沟村，地处淮河西岸。我家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繁衍生息。
1949——1969
1949年：这一年，我父亲出生，跟共和国一起成长。我父亲姐弟六人。弟兄五人中，他排行老四。我爷爷盖有三间草屋。这三间老屋，是典型的土房草屋。窗棂是那种老式的木头格子样式的，没有玻璃，冬天就用白色塑料布蒙起来。房顶是草，墙体见不到任何石头和青砖。老屋前西口是厨房，也是草房，只不过更矮小点，面积还可以，除了煮饭，还能堆积一些杂物。门口有院子，长宽只有几米，本来就狭窄，院子里又搭了个猪圈，养了一头猪。
1959年：这一年，年轻的共和国内忧外患，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我爷爷不幸于这一年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奶奶是个江南女子，17岁就嫁给了我爷爷。爷爷去世之后，我奶奶带着我大姑姐弟六人一起艰难度日。
1964年：我父亲初中毕业。
那时候一家人，能吃上饭就算不错，大伯和二大爷没读过书。后来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三大爷和我父亲开始走进学堂，三大爷读书时，常坟当地还没有初中，三大爷读初中是跑到45公里之外的蚌埠市里去读的。1958年，党和国家号召“全党办教育，全民办教育”。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插遍神州大地时，常坟中学也在这一年应运而生。轮到我父亲读初中时，就不需要去县城或者市区了，1961年，他进入常坟中学就读。
1969年：我五叔当兵去了，据说部队里能吃饱饭。奶奶带着我三大爷，跟我们一家六口，住在我爷爷留下的三间草房里。
这一年，母亲相中了我老实巴交的父亲。
1970——1989
1970年：我父母结婚。当时村里有个下放知识青年叫张诚实，跟我父亲是好哥们。这位叔叔送我父母一块镜子作为新婚贺礼。这块镜子大约70cm高，45cm宽，镜面周边绣着艳丽的牡丹花，寄托着“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这在50年前是非常上档次的礼物了，不到市里应该是买不到的。这块镜子历经半个世纪风云，到现在还保存着，上面用油漆写的贺词已经脱落了。我一个大爷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堂哥，把我母亲的嫁妆从9里外的娘家易圩村用挑子挑了过来。
母亲的嫁妆里有一个紫红色的樟木箱子，箱子里面常年收藏着衣服，箱子底放着几个白色的卫生球，打开箱子，能闻到那种特殊的气味。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寓意是女儿出嫁之后“有倚有靠”。还有四个四条腿的木头方凳子。母亲的嫁妆中，最值得纪念也是比较“奢侈”的，是外公陪送了四块银元。银元上有袁大头。这在当时别人家，是不多见的。从1971年到1976年，我们兄妹陆续出世。待我们稍大些之后，我们兄妹四人便在那四个凳子下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四个凳子从此“名凳有主”。母亲跟我们说，那四块银元，以后你们兄妹四个一人一块，算是个纪念。
后来，我五叔当兵复员回来。老少三代同堂，九口人住在不足60平方的三间草房一个屋檐下，居住条件可想而知。
几年后，我五叔作为退伍军人，村里分给他一块住宅地，三大爷带着我父亲和五叔辛辛苦苦盖起几间草房。我们一大家人这才分开。
1971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我来到人世间。
小时候的我从来没穿过凉鞋，印象中也没怎么吃过水果。1978年秋季，隔壁大娘用一个中午的时间，教我学会了数数，7周岁的我走进了学校。没有书包，母亲用一块毛巾缝成一个袋子来装书本，还挺好看。打开刚领到的语文课本，第一页毛主席和华国锋握手的照片，照片下面有一行字：“你办事，我放心。”
小时候，平常不要说吃肉，就连米饭和蔬菜都没得吃。不赶上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来亲戚，是不会做米饭的。到现在，我都即将到知天命之年了，母亲有时候还学我小时候吃玉米面馍馍的情景，大体上情景再现一下：五六岁的我，吃着一块玉米面馍，手里还拿着另一块，眼睛可能还盯着一块，嘴里念叨着：“我吃一块，我还要吃一块……”没有菜，母亲就打一点“面酱子”，具体做法是在面糊里掺点盐，再拌上两根葱蒜，煮熟了就行。吃起来倒也津津有味。
我家前面是堂哥张树新家的房子。嫂子叶秀芹娘家是怀远县城关地区的。嫂子家院子里有一颗枣树，每年9月前后枣子成熟的时候，上树打枣成为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光。哥哥嫂子有工作，家庭情况比我们这些农民家庭要好得多。秀芹嫂子为人厚道，并不因为自己是城里人有工作而瞧不起人，她家的三个孩子跟我们兄妹差不多大。有几次听到我们兄妹饿得哇哇直哭，秀芹嫂子就会端着一大碗米饭过来，米饭上堆着肉和菜。这些患难时期的一些小事，母亲至今念念不忘。
1987年：16岁的我考入怀远县师范学校。当时学费是37元钱。为了省钱，每次从家里去学校时，总会带着家里母亲腌制的黄豆酱等咸菜。黄豆酱味道特别好，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块儿分享，没几顿就吃完了。在学校吃食堂，每天早晨花5分钱买一碟咸菜就行。家里几乎一贫如洗。记得有一次生活费用完了，我周末回家，结果临走时母亲到邻居家借了10多元钱让我带上。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兄妹四个挨肩，只相差5岁。一家六口人要生活，四个孩子要读书，父母压力还是很大的。父亲那时与我三大爷、五叔开着手扶拖拉机，农闲时出去做一点生意。冬天在外奔波，寒风凛冽，吃了不少苦，可是也挣不了多少钱。记得有一次在堂屋，父亲跟母亲聊着天，父亲突然说了一句：“树志啊，快快长大吧！”现在想起来这个情景，不禁泪眼朦胧。当时的父亲是多么盼望着我尽快长大工作，帮助他分担一些压力啊！
树新哥搬进县城后，他家的老屋就象征性地作个价，卖给了我们家。父亲在前层房子开了个通心门，前后两层，虽然还是草房，但总算宽敞多了。
1990——2019
1990年9月：我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回到母校任教。我们的工龄和工资是从7月份开始计的，所以第一个月领工资，一下子领了7月、8月、9月三个月的，共计360元钱！我心里还是蛮激动，校长认识我父母，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说：“回家把钱交给你妈妈，看看她可高兴！”
1991年，从5月上旬到7月下旬，淮河流域持续大雨暴雨。那一年的小麦，全部是从水里捞上来的，后来吃的面都黑乎乎的，带着一股霉味。雨水这么大，我们家的老屋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屋子后面排水不畅，水从堂屋地面上缓缓流淌过来。房顶还有几处漏雨，地面和床上得摆上几个盆在那儿接水。
那几年，父亲在蚌埠找了份临时工工作。二弟不读书之后，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建筑小工。又过了三两年，三弟和小妹也去了山东打工。家里的经济稍微有些好转。1995年秋季，我的婚期定下来了。奶奶可盼着喝孙子的喜酒了。农历十一月，奶奶突然病重。我要立即通知在市里的父亲，可整个村子没有电话，我跑到乡里，拍了封电报，父亲赶了回来。奶奶去世的那天，冬天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穿着白色的孝袍，踏着厚厚的冰碴子，走在送奶奶去坟墓的路上，我内心一阵悲戚。农历腊月十六，也是1996年的立春之日，这一天风和日丽，我迎娶了新娘进门。可是我最敬爱的奶奶还是没等到这一天。
1998年3月6日：拂晓时分，我家闺女在学校院内我家的两间瓦房里出世。那段日子，电视里录音机里最火的歌曲是《相约九八》，全国人大代表正在首都开会。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酝酿。那时候城里条件好的人家已经开始用纸尿裤，为了省钱，我家用的还是传统的尿布。那年春天还下桃花雪，我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为女儿洗过尿布。
整个90年代，国家经济运行逐渐好转，可是教师工资相对水平并没提高多少。我们县是贫困县，我所在的单位是个乡财政负责发放工资的学校，那时候开始存在拖欠工资现象。为了能有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发展，2000年我通过考试，调入到教育局直属学校怀远县常坟中学任教。
2000年秋季，我凑钱在学校校园里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第二年，老家在靠近路边的宅基地上新盖了三层高大宽敞的楼房。
住进楼房之后，老屋逐渐凄凉。2013年冬季的某一天，年逾古稀的三间草房轰然坍塌。站在倒塌的老屋前，父亲和我唏嘘不已。老屋记载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欢声笑语、辛酸苦辣。现在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调入常坟中学这十九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竭尽所能，贡献着我们的青春与智慧，与学校一起进步。常坟中学从一个普通中学升格为市示范中学，我个人也由一个教师成长为一名校级领导。如今，我平均工资六七千元。从1990年的月工资120元到现在，我走上教育岗位29年，收入翻了几十番。
我父母现在已经年逾古稀，还住在老家，身体尚好。我们兄妹四人，我家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二弟弟给人开货车，一家人在珠海发展。三弟在开发区上班，在县城有车有房。妹妹家住在乡镇街道上，近几年来投资上百万，做起了超市、饭店、KTV等生意，一家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无论多忙，我们一家人的联系都很紧密。结婚到现在已经23年，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单独过过春节。每逢过年和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兄弟就会拖家带眷赶回老爸老妈那里。记得2001年腊月下旬，下起了鹅毛大雪。除夕当天，地面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车辆无法通行。知道老家的老人正在眼巴巴地盼着等着，我与妻抱起不满三周岁的女儿，一步一滑地往5公里之外的老家赶。现在二弟弟已经有了孙女，过年时我们一大家人老少四代，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新中国今年建国70周年，我们家的变化，正是这个社会变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未来的日子会更加红火，我们对此都信心满满。
张树志，70后，安徽省怀远县高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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