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貧民女子一般不會是養尊處優、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她們經常要從事農業勞作。婦女可以參與的農事活動，無外乎大致有采蓮女、採桑女、農婦三類，唐詩中的勞動婦女大抵就此三種。（有少量作品描寫的是上層婦女的採蓮、採桑的行為，不在討論的範圍內。）

通過唐詩中對這些勞動婦女的描寫，我們能看出平民女子的各個側面。

採蓮女：

採蓮作為一種農事活動，本該身著粗布衣衫，一方面可以抵禦炎炎烈日的灼傷，另一方面也能經得起繁重勞動的磨損。但是採蓮女子大多穿得很講究，這樣的“慣例”古已有之，唐詩中也刻意展示採蓮女的美麗。

鄭愔《採蓮曲》：“錦楫沙棠艦，羅帶石榴裙”；

李康成《採蓮曲》：“翠鈿紅袖水中央，青荷蓮子雜衣香”；

溫庭筠《張靜婉採蓮歌》：“蘭膏墜發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

張籍《相和歌辭·採蓮曲》：“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釵妝梳淺”……

從服裝到髮型、裝飾，詩人筆下的採蓮女子與“勞動婦女”的形象相差甚遠。她們搖著小船，出沒於湖面上荷花叢中，輕快地從事著採蓮活動，自然也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靚麗風景。

採蓮女子之所以外表美麗，是由於她們渴望得到愛情，因此有意修飾。而一旦看到不錯的對象，她們甚至會主動“撩漢”，如皇甫松《採蓮子二首》其二：

這還與文人有意的加工與美化有關。自古美人如花，雅緻的採蓮女與清潔的荷花正是展現了詩人的一種理想化的審美。蓮花以白色和粉紅居多，故而其鮮豔明麗的色澤與女子白淨、粉嫩的臉龐和清新自然地觸感是和諧一致的。如王昌齡《越女》：“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夫婿，顏色何如妾。”

另外，中國古代詩人也喜歡以女子自況，類比自己獨特的性格與選擇。我們可以推斷詩人們在以蓮女形象自比，希望自己能如此類形象般“遺世而獨立”。總之，我們可以這麼認為：採蓮女的美麗，很多是被詩人加持了濾鏡。

採桑女：

在古代，解決穿衣問題主要靠婦女的蠶桑紡織活動。採桑不是一個獨立的活動，還與養蠶、紡織聯繫密切，因此，這項勞動比採蓮來說相對繁重了。

漢樂府民歌中《陌上桑》裡的秦羅敷應該是一個典型的採桑女形象了，後代詩歌寫採桑女時，也多在此基礎上繼續創作。秦羅敷不僅美麗，而且有堅守、具有智慧，這樣完美的形象在唐代詩人筆下得到延續。

如李白的《陌上桑》：“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趙嘏的《昔昔鹽二十首·採桑秦氏女》：“南陌採桑出，誰知妾姓秦。獨憐傾國貌，不負早鶯春。珠履蕩花溼，龍鉤折桂新。使君那駐馬，自有侍中人。”

化用漢樂府詩中同名“秦羅敷”，不僅展現了採桑女的魅力，而且表明採桑女的忠貞不二，由此凸顯了採桑女超凡脫俗的品格。

而到了中晚唐，採桑女不再像羅敷那樣瀟灑，她們更多是以辛苦勞作的普通勞動婦女形象出現的，她們家境貧寒，各項苛捐雜稅也經常讓人捉襟見肘，因此她們滿腦子想的都是生計，一心撲在養蠶、採桑、織布上。

秦韜玉《織錦婦》：“桃花日日覓新奇，有鏡何曾及畫眉。只恐輕梭難作匹，豈辭纖手遍生胝。”繁忙的她們連“畫眉”的時間也沒有。

杜荀鶴的《蠶婦》堪稱晚唐描寫採桑女的典範：“粉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間有繁華。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女子臉上沒有一點紅潤，只有飢餓的神色，為生活所困的她不知道世間還有繁華在，年年都在說自己養蠶辛苦，然而自己渾身上下穿的卻是苧麻衣裳。

秦韜玉的《貧女》以貧女的自白，講述了不幸的境遇：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

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鬥畫長。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詩中的女子從出生起就穿粗衣布裳，從未見過綾羅綢緞。貧困導致她一直未嫁，卻還得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壓線刺繡為他人做嫁衣！

採桑女這一形象的變化，與不合理的封建等級制度有關。辛苦的勞動者無衣可穿，而處於統治階層的封建貴族們因其與生俱來的特權能夠不勞而獲。正如白居易在《陶者》中所說的那樣：“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這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讓以採桑織布做衣的女子反而穿不上自己親手做的衣服。

晚唐沉重又不合理的賦稅制度又是特定的歷史原因，安史之亂後，伴隨著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製也名存實亡。再加上日益嚴重的藩鎮割據，可供唐王朝徵稅的面積嚴重縮水，。在此種情況下，為增加王室收入，出現了各種名目繁多的稅種，收官絲只是其中的一種，因此下層女子辛辛苦苦勞作卻只能為他人做嫁衣。

農婦：

在唐代詩人的筆下，這類群體的女性物質條件更加匱乏，生存環境更加沒有保障。她們不僅衣食簡單，還要日以繼夜的勞作。但即便這樣，她們的生存還是經常受到威脅。

杜甫的《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這是杜甫經歷的一個故事，他以前的草堂前面種有幾棵棗樹，隔壁的一個孤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後來，杜甫把草堂借給了“吳郎”，“吳郎”剛住進來就在草堂周圍插上了籬笆，禁止打棗。這位孤婦向杜甫訴說了情況後，杜甫便寫了此詩去勸告吳郎。

詩歌中這位以棗為食物的西鄰是一位沒有兒女的老孤婦，她已經貧窮到骨子裡了，實在是沒有辦法才去草堂前面打棗充飢。因戰亂的影響，如“西鄰”這般苦難的人們還很多，杜甫想到這裡的眼淚忍不住打溼了衣襟。這說明安史之亂期間，下層百姓食不果腹是很常見的。

可是，如果有正常耕種的條件，農婦們就能過上小康生活了嗎？

崔道融的《春墅》：

蛙聲近過社，農事忽已忙。

鄰婦餉田歸，不見百花芳。

在農忙時節，農婦給在田間勞動的家人送完了飯食，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時正當春末夏初，蛙聲陣陣，百花盛開，可是她卻對周圍這一切無感。她馬不停蹄的趕在回家的路上，因為在家裡還有很多雜事等著她去做完。

農忙時節事情太多，她們白天處理不完，晚上還要繼續進行。如同李白在其《宿五松山下荀媼家》一詩中描寫的那樣——“鄰女夜舂寒”，僅一“寒”字便可得知秋夜的溫度低，寒氣侵人，可以想見“鄰女”身上衣著單薄，即使不停的舂米，也難耐寒氣。這一“寒”字表明瞭勞動女性物質生活條件的匱乏，也充分流露出作者對勞動女性的同情與憐憫 。

當然，這兩首詩中的農婦遭際還不是很要緊的。要知道，因為繁重的賦稅，農家人一年勞作下來，縱使遇到豐收之年，交完實物稅後，糧食便所剩無幾了；倘若在繳稅之時再遇上貪官耍一些心眼兒，便更顆粒無存；假使年景不好，遇上自然災害，農家人的生活就更是雪上加霜。白居易的《觀刈麥》中就描寫了一個貧窮的農婦在收割後的田野上拾遺落掉的麥穗充飢的情景：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

……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

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更有那些窮苦的女人，抱著嬰兒站在那些辛苦勞作的人一旁。右手去撿那丟掉的麥穗，左臂懸挎著破爛的扁筐。自己家的收成全繳了稅，拾這被漏掉的麥穗來填飽全家人飢餓的肚子。無論天氣是多麼炎熱，暑氣是多麼蒸人，留在田間的遺穗是多麼的少，但是農婦們通過自己的仔細收集，還是有麥穗可拾的。

造成以上現象的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苛捐雜稅重，以及其他巧令名目的稅種，讓以田為生的農家不堪生活重負，農家女自然深受其害。二是戰爭頻繁導致的兵役沉重。男子在外服兵役，婦女甚至是兒童不得不挑起農耕的重擔。更有相當數量的男丁在戰爭中死去，家中事物不僅是穿衣做飯，連繁重的農業勞作也只能落在女子的肩頭。

也就是說，唐詩中的女子，多數是可以撐起半邊天的，甚至要被迫撐起整片天。

由於戰亂使得男丁稀少、民風民俗、男尊女卑思想等各種原因，一些農婦從參與勞動的配角成為了承擔整個家庭經濟負擔的主角，甚至出現了男主內女主外的家庭生活模式。

杜甫的《負薪行》中有：“夔州處女發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諮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夔州的女子到四五十歲頭髮半白了還沒有婆家，要是遇到戰亂便更嫁不出去了，當地的風俗是成家後，男子負責相對輕鬆的家務勞動，女子則要辛苦勞動以支撐起整個門戶。十分之八九的婦女不得不上山砍柴去賣錢，以供給家裡。而且還要冒著危險去販賣私鹽。

當然，這種極端特殊現象，不能代表農婦詩的主流，但卻也不能完全忽視。

採蓮、採桑只是下層婦女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因為這兩項工作具有季節性，所以在這繁忙的採摘季節結束之後，採蓮女、採桑女還是要去承擔農家繁重的勞作的。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在唐代，身為平民女子，不能絕對地說一生就註定沒有晴天，她們還是有稍許的歡樂、輕鬆的時光。但總歸是快樂的日子少，憂鬱的日子多。

這些唐詩中的勞動婦女形象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的。為了藝術效果，詩人們難免會對她們進行一定程度的醜化或美化。但是，它們對農婦形象的刻畫，形成了很固定的女性形象範式，甚至在文學中，一提到勞動婦女，大家會不約而同地想象到一番衣衫襤褸、汗流浹背的模樣。

唐詩中的農婦形象，對後世瞭解當時農村社會背景、農業生產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透過這些詩歌，也可看出唐王朝政治變化給經濟帶來的巨大影響。尤其是中晚唐相關描寫勞動婦女的詩歌，不僅僅簡單地客觀記錄，更充滿了深切的同情，以及對於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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