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9 16:18:26 正史漫談

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社會組織模式的大轉型、諸侯國關係的大沖撞，為各思想流派提供了空前滋潤的生存土壤，造就了中國古代史上難得一見的“百家爭鳴”局面。其中，一個在戰國中期登上政治舞臺中央的流派頗具爭議。有人仰慕這一流派的威風凜凜：“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有人則認為他們極度不堪：“詐人也。聖人惡諸。”即：一夥騙子，讓聖人鄙視。

這個流派史稱縱橫家，主要任務是在各國間推動合縱或連橫戰略，即鼓動各諸侯國聯合抗秦，或者替秦國分化打擊敵人、破壞合縱。他們的代表人物，有我們熟悉的蘇秦、張儀（這二位在《史記》中被分別單獨列傳），還有公孫衍、蘇代、陳軫、樓緩等人。

我們先看看這波人為什麼能“一怒而諸侯懼”。

格局宏大、能說會道、腹有奇謀

首先，無論是合縱的蘇秦，還是連橫的張儀，他們對當時各諸侯國的優勢、弱點、現存政策的失誤、將會面臨的危機等等無不諳熟於胸。

公元前333年，蘇秦在燕王的贊助下，拜見了趙、韓、魏、齊、楚五國國君，他憑藉自己對各國資源、地理及優勢的掌握，結合他們對秦國的畏懼，很快促成了首次六國合縱。而張儀破壞合縱的說辭則與蘇秦反其道而行：一針見血，直接點出各國最為擔心的短板。比如他認為楚國若參與合縱，無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韓魏依仗他國撐腰，等於指望遠水救近火；趙軍雖強，但卻架不住秦國脅迫韓魏聯攻等等。

其次，縱橫家都是聊天高手，他們善於針對談話對象的心理，以嚴密的邏輯，大量使用排比、遞進、假設、比喻、反覆、對偶等語言組織形式，誘導對方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思路採取行動。如陳軫在勸楚國柱國昭陽放棄繼續攻打齊國時，以“畫蛇添足”為比喻，勸說對方見好就收，不要賞無可賞、功高震主（《史記·楚世家》）：

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

其三，縱橫家並不是空談利弊，他們在作完分析後一定會給出相應對策，而且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出人意料的妙招。公元前310年，張儀以“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為由，如願讓秦王放自己去魏國，避免了商鞅那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悲劇；而當齊王果真因此派兵攻打魏國時，張儀則請楚國使者出馬，警戒齊王別掉入秦國的“奸計”（《資治通鑑·周紀三》）：

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

張儀先僅僅通過一個觀點、兩段話，先讓自己離開虎狼之秦，後又使魏國免遭齊國兵威，讓人歎為觀止。縱橫家確實頗有能耐，他們憑著一張嘴，就能夠玩弄天下諸侯於股掌。那麼，他們為什麼會被當時的一些思想家稱為騙子？因為他們破壞了傳統道德體系。

縱橫家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只有一個：自己的利益

縱橫家可以幫助敵國對付母國。張儀是魏國人，而他卻正是幫助秦國削弱魏國的最大功臣；為了裡應外合打擊魏國，在公元前322年，他甚至上演了“無間道”的戲碼（《史記·張儀列傳》）：

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另一位縱橫家公孫衍也是魏國人，但他首先服務的對象是秦國。公元前333年，在蘇秦合縱的關鍵時刻，公孫衍率領秦軍伐魏，大破魏軍四萬、佔領雕陰；第二年，他脅迫齊、魏聯合攻趙，使蘇秦剛剛建立起來的合縱局面被毀。

縱橫家可以視需要轉換陣營、改變理論。蘇秦是東周洛陽人，即不屬於某個諸侯國，是周王室的直屬子民。但他首次出山，是想幫助秦國稱帝：“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史記·蘇秦列傳》），這個時候，他是想連橫；而在被秦惠文王拒絕後，他又跑到燕國，開展合縱業務；巔峰時期，他身兼六國相，是一位典型的“國際”人士。

張儀最初則想在楚國找工作，碰了釘子後被老同學蘇蘇秦弄到了秦國；在秦國，張儀把楚國、魏國玩的團團轉；然而在秦武王即位後，失寵的他又全身而退，跑到魏國安心養老。

公孫衍則先後服務秦國、魏國、韓國。齊國人陳軫曾幫助齊國勸退楚國大軍，其後卻跑去秦國工作；在被張儀排擠後，又前往楚國為楚懷王效力。

縱橫家甚至會對自己正在服務的國家不利。蘇秦為了報復齊國脫離合縱，在晚年投靠齊國，利用齊王對自己的信任，勸說對方大興土木、消耗國力；在他死後，他的弟弟、同為縱橫家的蘇代繼續為燕國服務。燕相子之意圖攫取燕國大權，而蘇代則利用燕王對自己的信任，勸說其將大權委託給子之（《資治通鑑·周紀三》）：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

子之逐漸奪權後，與燕太子姬平爆發內戰，國內大亂，被齊國趁勢佔領全境，燕國幾乎面臨滅國之災。

不同的縱橫家之間勢同水火。我們都知道，儒、道、法這三種流派內部，雖然有路線的區別，但前後輩之間存在學術的延續性、傳遞性，類似於師徒、志同道合的關係；然而縱橫家之間完全沒有這種薪火相傳的惺惺相惜之感。鑑於連橫與合縱是完全相反的兩種策略，連橫家與合縱家之間針鋒相對還能理解；但持同一理念的縱橫家之間互相傾軋卻也是常態：張儀與陳軫共同在秦惠文王麾下服務，前者為了獨佔秦王的信任，多次對後者造謠、汙衊、排擠後者，在《戰國策》中涉及到二人鬥法的內容就有三篇之多，最終陳軫不得不前往楚國。

而秦惠文王死後，秦臣中帶頭擠兌張儀的，正是他的同行公孫衍。《戰國策·秦二·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中記載，公孫衍向秦王舉薦甘茂、公孫顯、樗裡子這三位張儀的仇人，逼得後者出走魏國。

一言以蔽之，縱橫家的服務對象只有一個：自己。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對付自己的祖國，可以朝秦暮楚、隨時跳槽，可以毫無職業道德的坑害自己正在服務的政權，更可以向身邊所有影響自己利益的人捅刀子，至於同行，那更是頭號敵手。在這方面，以極度務實著稱的法家也甘拜下風。正是由於他們無視傳統道德束縛，推翻了以往“士為知己者死”的士人精神，才為各流派、尤其是儒家所不齒。

問題來了，這樣一夥毫無“節操”之人，為什麼能登上戰國政治舞臺的中心？

身處要命的戰國大賭局，只得“不拘一格降人才”

春秋時期，周王室的權威尚存；諸侯國之間的兼併，頂多是“大魚吃小魚”；大國之間的博弈，主要目標是爭奪霸主地位。

而到了戰國時期，“君臣之禮既壞矣”（司馬光語），周天子在各強國的眼中已形同虛設，秦、齊兩國曾先後以武力要挾周王室交出象徵權力的九鼎（見《戰國策》第一篇）；至於各大國之間，則完完全全撕下了客套的面具，他們之間的戰爭，規模空前、場面血腥，力圖消滅對方有生力量，動輒斬首數萬人；而戰爭的目的，則是攻城、掠地、搶勞動力，甚至“窺周室”（秦武王語）。

到了公元前340年，經過秦魏兩國的數次河西之戰、秦勝三晉的石門之戰、齊魏之間的“圍魏救趙/韓”之戰，新時期國際博弈形式之殘忍、後果之嚴重，已讓身在局中的各國君主膽戰心驚。《中國史綱》的作者張蔭麟先生，曾把戰國比作一場你死我活的賭局：

春秋的列強，除吳國外，全是涵養功深的賭徒，無論怎樣大輸，決不致賣田典宅；戰國時代的列強卻多半是濫賭的莽漢，每把全部家業作孤注一擲，每在旦夕之間，以富翁入局，以窮漢出場...

而不甘束手就擒，是賭徒的普遍心態。在這場要命的賭局中，如何才能使自己佔據優勢？“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司馬光語），也就是智和力：決策層面的智慧水平、武裝力量是否強大。在嚴峻的形勢下，以往那種從本國貴族圈中選拔人才的方式已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各國紛紛突破階級、無視國別打造人才隊伍。

戰國初期，魏文侯大量啟用寒門、任用身負“殺妻求將”惡名的吳起為將，不僅把秦國壓回關中，更使國土狹小的魏國稱雄中原數十年；而魏惠王時期公孫鞅的出走，則直接幫助“夷翟”秦國崛起。人才紅利的巨大誘惑、虎狼之秦東出的現實威脅，促使各國統治者放下身段，不拘一格用人才。

縱橫家通曉天下形勢、不具有國別屬性等特質，使他們能有效彌補各國自有人才隊伍的視野、角度缺陷，更容易受到各國君主青睞。公元前333年，蘇秦走遍六國、曉以利害，順利拉攏各國達成戰略一致，共同應對秦國的威脅；甚至在得知蘇秦與自己的母親私通後，燕易王不僅不惱，反而“事之加厚”。這不是心胸寬闊，而是擔心斷絕人口投靠之路。

而得知六國合縱後，原本還討厭說客、婉拒蘇秦的秦惠文王也一改態度，先是任用公孫衍脅迫齊、魏攻趙，暫時打散合縱；其後更以一見之喜，任用張儀為客卿。張儀則“知恩圖報”，先是以“無間道”把魏國收拾得毫無脾氣，其後又用六百里地的空頭支票，攪亂齊楚聯盟，讓秦國趁機奪取漢中地。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封張儀為武信君，這在以“農戰”為升遷渠道的秦國來說，無異於一次重大破例。

超高回報率的誘惑，引得大批士人紛紛效仿：“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資治通鑑·周紀三》）這一風氣，到了嬴政時期仍舊火熱，甚至影響到了其他流派。李斯在向他的老師荀子辭別時，曾這樣描繪當時的用人環境（《史記·李斯列傳》）：

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

那麼，縱橫家的服務對象不分國別，國君難道不擔心他們是雙面間諜？這種案例確實不少，張儀前期在魏國玩“無間道”、蘇秦的疲齊之計、蘇代助子之亂燕，都證明了縱橫家無視道德束縛帶來的負面作用，這也是縱橫家在後世逐漸式微的原因之一。

沒有系統的理論與制度貢獻，與大一統需求格格不入，縱橫家曇花一現

從古至今，縱橫家一直較有名氣，甚至可以與儒、道、法相比。但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後，這一流派就逐漸銷聲匿跡。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

其一，就流派本身的理論性而言，縱橫家存在短板

儒、道、法各有完善、成型的理論與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可以概括為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強調忠君、孝義，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制度的理論與思想基礎；道家更像一種人生態度，提倡道法自然，無為而治，與自然和諧相處，探究自然、社會、人生之間的關係；法家的主張則更加簡單直接：以法治國。

而在號稱縱橫家思想來源的《鬼谷子》中，只強調於權謀策略、言談辯論技巧；史料中對於張儀、蘇秦等人的言行記錄，也只是體現出他們對局勢的判斷，以及所採取的毫無規律性的對策建議。不同的縱橫家之間，就同一件事的意見可以完全相左、甚至針鋒相對。因此，縱橫家是沒有完整的理論與思想體系的，他們的觀點只能救急，而不能支撐一個政權的有序生存發展。

其二，縱橫家是規則的敵人

縱橫家之所以具有說服力，固然是由於他們掌握翔實的信息、語言組織能力高超；但其最終的落腳點，是放大人性的弱點、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往往煽動決策者緊盯眼前利害、無視長遠利益，關注局部安危、忽視整體格局，關心個人得失、置集體利益於不顧。

魏王之所以在張儀的勸說下不斷向秦國割地求和，是被對方抓住了對戰爭的恐懼：“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六國論》）燕王之所以自願放權給子之，是被蘇代等人抓住了他仰慕堯舜的心理；齊宣王寵信蘇秦，甚至墜入其疲齊之計，與後者善於察言觀色、深諳人君心理密不可分。

可以這樣說：縱橫家是人性弱點的朋友、是規則的敵人；他們的觀點能大行其道，建立在兩個大環境基礎上—人治社會、亂世之際。當嬴政滅六國後，大一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國家治理規則逐漸完善，縱橫家的思維則完全成了破壞穩定的危險因素。正如李斯所言（《資治通鑑·秦紀二》）：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

其三，在實力面前，縱橫家的學說毫無意義

縱橫家看似威風八面，但他們只能影響一時的政策走向，改變不了戰國的走勢。支撐秦國吞併六國的，是法家打造的農戰體系，是“以戰養戰”、滾雪球般增長的國家實力，更是秦國曆代如一的國家意志。蘇秦身佩六國相印，但他改變不了六國被各個擊破的命運；張儀玩弄楚王於鼓掌，依靠的是秦國的強大實力。假使蘇、張二人對換位置，筆者相信最終勝利的仍舊是秦國一方。

在絕對的實力面前，缺乏系統戰略的縱橫家並沒有扭轉乾坤的魔力，這注定他們只能當做快餐、成不了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