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據《明史·職官一》記載，所謂刑部，即是“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顧名思義，刑部的主要職責便是掌管明朝的律法，以及給罪犯定罪什麼的。

但是在明朝的朝堂之上，卻儼然從明太祖朱元璋執政時期開始，就已經存在著一個名為“廷杖”的刑罰制度，且刑部無權參與，由明朝統治者一人統轄。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設立刑部就是為了定刑名、量刑之輕重，那為何還會出現“廷杖”，這不就形成衝突了嗎？不過究其原因，明朝之所以會出現“廷杖”制度，其實還是為了能夠更好的維護皇權。

東漢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畫像插圖

所謂“廷杖”，顧名思義，就是封建時期的皇帝在朝堂上下令行杖打人，其歷史淵源也是由來已久，有明文記載的甚至能追溯到東漢時期，就像《歷代刑法志》中所記載的，“東漢世祖之杖丁邯”。

也就是說，從東漢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執政時期起，就已經出現了“廷杖”，再加上其必須要滿足在“朝堂”下令的這個條件，也就足以證明這“廷杖”跟刑部的“杖刑”還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即便是行刑方式大同小異，但卻屬實不能一概而論，所以單從這點，就不能把“廷杖”跟刑部所執掌的“杖刑”放在一起。

同時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廷杖”乃是由當朝統治者來決定要不要執行，但如此一來，豈不是就和設立“刑部”的意義發生衝突了嗎？

刑部大堂示意插圖

“廷杖”是“法外之刑”

就像序言中所說到的，設立刑部的意義，就是讓其去“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也就是說要執行哪個刑罰應該是由“刑部”來決定，但“廷杖”卻是由當朝統治者來決定，豈不是說這“廷杖”是“法外之刑”嗎？——《明史·職官一》

事實上，這“廷杖”還真就是法外之刑，而且刑部不光沒有決定是否執行廷杖的權力，就連量刑、相關部門的簽字確認、以及具體執行等諸多事項刑部都無權參與。

先說這量刑吧，不用說，既然是在朝堂上下令，那自然是由當朝的統治者決定打多少下，至於簽字確認這個環節，很多人可能覺得這個有點多此一舉，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無論在封建時期哪個時代，“朝堂”作為政權的最高“議政廳”，其地位都是很高的，而“刑罰”又是上不了檯面的事件，所以“廷杖”的執行頂多是在朝堂上下令，但卻並不在朝堂執行，而是要到別的地方。

所以這中間難免就會出現一些紕漏，故而，為了避免有人徇私，明朝的統治者在下令執行“廷杖”之時，往往會“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帖至科，俟簽押持去”。——《三垣筆記》

換言之，就是但凡有需要執行“廷杖”的事件發生，在皇帝下令後，必須要由“錦衣衛”去“刑科”報備，然後在“刑科”簽字確認以後，才能去具體執行。

錦衣衛示意劇照插圖

“錦衣衛”不用說，即使不看史書，光看現在的影視作品也足以看出來這是一個專門給皇帝蒐集情報，以及保護皇帝人身安全的“軍政”特務機構。

而這個“刑科”，可能就會有很多人不知道了，甚至還會誤以為這是隸屬於“刑部”之下的一個附屬部門，其實不是，固然“刑科”的最高長官“給事中”僅為“正七品”官階，與“刑部尚書”那“正二品”的官階沒法比。

但是在政治地位上，這“刑科”以及其它“吏、戶、禮、兵、工”五科卻是負責“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明史·職官三》

很顯然，這“刑科”的政治地位甚至還在“刑部”之上，有著“監察”“刑部”之責，實打實的一個“重權”機構。而集諸多大權於一身的“刑科”，明朝統治者自然不會放任其它政治機構去管理，所以這刑科同樣是直屬於“明朝統治者”一人統轄。

這也就足以證明，這“廷杖”非但不屬於“刑部”負責，是個法外之刑，而且結合其是由“刑科”以及“錦衣衛”確定並具體執行的特徵來看，顯然是明朝統治者專門設立的一個“家法”。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

明朝統治者設立“廷杖”制度的目的。

既然是“家法”，那設立廷杖的目的就很明顯了，無非就是為了維護明朝統治者的利益，而對封建統治者而言，天下都是他的了，又還有什麼利益需要維護呢？

當然是有的，也就是我們現代人口中的“皇權”，特別是對於“明朝”這樣一個推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體系的政權，“皇權”的穩固就顯得尤為重要。

所以，自明太祖朱元璋執政時期開始，就已然曾出現過“廷杖”大臣的案例。

就好比明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召太素面詰，杖於朝”，顯然是對當時的刑部主事“茹太素”實施了“廷杖”，原因也很簡單，因為茹太素的奏疏中有這樣一句話，“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明史·列傳第二十七》

什麼意思？這不明擺著是說明太祖朱元璋不識忠賢，只是一味的重用迂腐奸佞之臣嗎，雖只有寥寥數字，但其表達的意思卻赫然是在說明太祖朱元璋昏庸無道。

茹太素示意畫像插圖

試問，明太祖作為明朝的“統治者”，他會願意別人如此詆譭他嗎？顯然不會願意，但是這“茹太素”之所以要說這話其實也情有可原，屬實是為了勸諫明太祖，想讓明太祖多任用一些有用的人才，是在為明朝著想。

如此一來，也就等同於是讓明太祖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要說這茹太素詆譭明太祖吧，但人家確實在為明朝著想，是個賢臣；可要說是在為明朝著想，但他確實又詆譭了明太祖，屬大逆不道！

怎麼辦？賢良難尋，難不成明太祖還能把“茹太素”交由刑部定罪，然後再由刑部移交給負責審判刑獄案件的“大理寺”去執行？那這“茹太素”的身家性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畢竟在封建時期，“大逆不道”的罪行幾乎與“謀權篡位”無異，所以在定罪的時候基本都是死罪，嚴重者甚至還有可能會牽連到家人。

但若是對“茹太素”執行“廷杖”的話，那結局可就完全不一樣了，首當其衝，就是能保住“茹太素”的性命，也就間接的為明朝保留了賢良之士，同時還對其“大逆不道”之舉進行了處罰，甚至還能為其他大臣敲響警鐘，皇室的“皇權”威嚴亦是得以保全，可謂是一舉多得。

明朝臣子示意漫畫插圖

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執政時期又是明朝立國之初，百廢待興，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如若稍微遇點事就將大臣交由刑部定罪，那滿朝賢良之臣還能留下幾個？又還有哪個直言諫諍之臣敢直接針砭時弊，給明太祖提出建議呢？

繼而明朝的統治體系又該如何去完善，去有效且高效的運轉呢？

總不能讓刑部專門針對官員再重新設立一套律法制度吧？那豈不就等同於給官僚階層“特權”？勢必又可能會導致百姓不滿，而百姓同樣是政權的根基之一，如若激怒百姓的話，反而就有點得不償失。

反觀“廷杖”，這一制度的出現便可以有效的避免這些問題，既不會因官僚階層有“特權”而導致百姓不高興，又不會因大臣直言諫諍惹怒統治者而導致賢良之臣變少，更不會因賢良之臣的直言諫諍而造成“皇權”威信的衰弱。

而且縱觀《明史》，洪武一朝實施“廷杖”的次數屈指可數，顯然並未形成“常例”，這也就足以證明明太祖並非是在濫用私刑，而是自有他的一番考量，屬實是為了能夠在保證皇權威信之餘，也能對這些大臣形成震懾，使其不至於因皇帝讓他直言上諫，就單純的誤以為官員意志可以凌駕於皇權意志之上。

所以說，對明太祖而言，“廷杖”制度顯然對“維護皇權”方面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明武宗朱厚照示意畫像

“廷杖”事件是明朝統治者維護“皇權”的表現

很多人可能就會問了，那明朝後世廷杖次數越來越頻繁，且規模越來越大的事情又怎麼說呢？

誠然，自明中期以後，“廷杖”的執行次數確實是比較頻繁，甚至於史書都對廷杖事件做出了一個“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為甚”的評價。——《明史·刑法二》

但是光憑這句話就能判定明武宗朱厚照是在濫用私刑嗎？俗話說的好，“凡事皆有因”，既然明武宗執行廷杖的次數及規模都極為頻繁，那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就好比正德十三年（1518年），“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啟門者”，時任布政司吏的“何麟”也就因此而被捕，繼而明武宗又下令“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明史·孝義二》

廷杖蠟像示意照片

從表面上看，這件事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明武宗被拒於太原城門外，進不了城，所以便在“何麟”的身上執行了“廷杖”，如果這麼看的話，確實有點濫用私刑的嫌疑。

但大家不覺得在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下，這種刑罰反而莫名的有點太輕了嗎？

畢竟再怎麼著，明武宗也是明朝的統治者，又還有哪裡是他去不得的，而何麟卻公然拒“明武宗”於城門之外，豈不是代表著這座城不屬於明朝，明武宗無權進入？這麼看的話，那問題可就大了。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由於明武宗是微服私訪，“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事先也並沒有下通知他要來，所以過錯的本身其實是在明武宗的身上，何麟反而是在秉公執法。——《明史·孝義二》

所以，明武宗在明白事情真相後，“帝怒稍解”，這才下令“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

雖然終究還是處罰了，但其性質卻變了，何麟得以生還，反而算得上是法外開恩，明武宗也同樣實現了“皇權”尊嚴不受侵犯的目的。

廷杖示意劇照

再比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明武宗“

但同樣的，拋開現象看本質，這件事情發生的背景是明武宗想要“南巡”，但是這些官員卻“以諫止南巡”，明擺著不想讓明武宗南巡。——《明史·刑法三》

而明武宗之所以要南巡，卻是為了實現他“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硃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的目的，雖然兩者間看似毫無關聯，且明顯是明武宗有點任性。——《明史·武宗》

宸濠之亂示意漫畫插圖

但如若我們再結合同年六月所發生的“宸濠之亂”來看，那麼明武宗的做法就說的通了，他為何要執意南巡？是因為寧王朱宸濠打算在南昌發動政變，結果消息走漏被明武宗得知，所以他想要親自去確認一下，畢竟當時的“東廠”耳目早已遍及天下，且都是便衣偵查，所以這點其實是極有可能實現的。

如此一來，群臣反對明武宗南巡的性質也就變了，莫名的有著助寧王牽制明武宗之嫌疑不是嗎？那明武宗又如何不怒，本身家醜不可外揚，念在大臣不知情，所以並不打算治罪，但這些大臣卻在舒芬的領頭下“百有七人跪於午門五日。”——《明史·武宗》

態度極為強硬，若明武宗執意南巡，那他們就一直跪下去。很顯然，這明擺著就是官僚勢力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皇權意志”之上的表現啊，主張“君主專制”思想的明武宗能願意嗎？

明世宗朱厚熜畫像插圖

另外，在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朱厚熜執政時期，同樣曾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廷杖”事件，“廷仗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明史·刑法三》

這次事件發生於歷史上著名的“大禮儀之爭”末期，群臣為了能讓明世宗避免以藩王身份登基而帶來的“名不正言不順”問題，故而主張明世宗“

但自正德十六年明世宗登基之日起，其實就已然是主張“入繼大統，非為人後”，想要立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考”，而不是明孝宗。顧名思義，明世宗並不同意群臣的主張。也就足以證明，在明世宗執政初期，群臣實則是在和“明世宗”的皇權意志對著來！——《明史·楊廷和傳》

明朝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如果明世宗同意了，那不就正如前文所說，“官僚意志”成功的凌駕於“皇權意志”之上，也就等同於是對“皇權”構成了威脅，所以說，這次事件的爆發，其實還隱藏著一層明朝“皇權”與“臣權”的鬥爭。

更別提這還只是一個圍繞"繼統"與"繼嗣"的禮儀形式而產生的爭議，如果明世宗真的隨了大臣的心思，那以後在政務上又該聽誰的呢？

以上這種種案例都足以表明，不是明中期以後的統治者變得任性了，從而導致“廷杖”事件發生的愈加頻繁。只是因為隨著時間的變遷，在政治體系的不斷完善之下，明朝官僚體系的勢力也逐漸開始了膨脹，從而順勢對“皇權”產生了威脅。對於一貫主張“中央集權”的明朝統治者而言，這勢必不是什麼好消息。

所以說，之所以明中期以後會頻繁發生“廷杖”事件，屬實只是明朝統治者維護“皇權”之時的一種表現罷了。

明朝內閣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其實自明初的洪武年間開始，廷杖制度就已然是在為統治者維護皇權的穩固而服務。

只不過隨著時間的變遷，官僚集團的勢力開始膨脹以後，朝堂的局勢也就隨之發生了變化，變得不再像明洪武年間那樣高度統一，悉數集權於皇帝之手。

諸如明朝內閣，其在明初的定位只不過是“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而且還“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儼然就只是一個單純的“秘書”角色。——《明史·職官一》

但是到了明仁宗執政時期，“仁宗以楊士奇、楊榮東宮舊臣，升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開始讓朝臣兼職內閣大學士之職，換言之，就是賦予了內閣“議政權”。——《明史·職官一》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內閣的“閣職漸崇”，繼而到了嘉靖年間，更是“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儼然成了一個獨攬大權、力壓六卿的宰相機構。——《明史·職官一》

面對這極易導致“皇權旁落”的政治困局，又不想讓明朝損失太多賢良之臣，大家說明朝的統治者該怎麼做？顯然是不能悉數送往刑部的，畢竟那樣對政治體系完善進程所造成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也就只能是用直屬於明朝統治者一人統轄的“廷杖”制度，來對這些官僚勢力逐漸勢大的趨勢加以遏制，讓他們意識到“皇權”的尊嚴不容侵犯，當然，對於佞臣一流，自然是交由刑部處置，該怎麼查還怎麼查，明朝“廷杖”多是針對“直言之臣”的特徵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才出現。

所以說，明朝之所以會存在“廷杖”制度，屬實是因為其對明朝維護“皇權的穩固和統一”有著不可或缺的積極意義。

【end】

閱讀更多 見史簡談 的文章

關鍵字: 明史 刑部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