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唐宪宗再次把李吉甫从淮南召回京城二次为相，唐王朝的中兴终于走上了正轨。
【李吉甫，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
李吉甫与其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位极有执行力的实干家，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李吉甫的思路与唐宪宗非常一致，都是维护中央权威、力主削藩的强硬派。包括前一年与成德镇的战争，李吉甫认为只是战术上的失败，坚决削藩的战略是不容置疑的。
但李吉甫也并非一个拿锤子到处砸的战争狂人，在没有好的削藩机会之前，他有足够的耐心先解决唐王朝的一些内部问题。
解决问题就要先了解情况，继元和二年李吉甫第一次为相时组织编撰的《元和国计簿》之后，李吉甫又组织了《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等国家重要文献的编撰，这项工作持续了数年，摸清了唐王朝的家底儿，《元和郡县图志》在历史上评价也非常高。
仅凭这一点来看，就能看出李吉甫的出众能力，同时李吉甫必定有一个优秀的情报收集、汇总和分析的团队，只有掌握了最准确详实的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内政方面李吉甫大刀阔斧的整治吏治，不但合并、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官位，更是对各种临时性使职进行了清理，减少了“名存职废、额去俸存”的弊端。《新唐书》中记载，当年就裁掉了冗官和小吏二千余人。
当时韩愈只是一个小小的职方员外郎，正六品上，就是这件事务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同时期另一个名人白居易也只是个七品小官。
李吉甫在三年后暴病身亡，他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与攻城略地相比似乎没有那么辉煌，但这些才是国家根本，他才是“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
【魏博镇归顺，唐宪宗捡了一个大便宜】
李吉甫一回到唐宪宗的身边，唐宪宗的好运气就又来了。
元和七年（812年），一个意外的惊喜降临，就是河北三镇之一魏博镇的归降。
事情很简单，老魏博节度使死了，十一岁的儿子继任，但其他将领反对，内部冲突爆发。在朝中重臣商议是出兵还是安抚的讨论过程中，短短三个月，魏博内乱结束，胜利者认为投靠朝廷利益更大，于是举魏博全镇归降朝廷。
自安史之乱后，魏博镇五十年割据局面从此结束，而且原本连为一片的河北三镇也被分割，为之后解决藩镇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唐宪宗捡了一个大便宜。
史书上记载了当时李吉甫主张武力解决，另一位宰相李绛反对，最后唐宪宗决定暂不用兵，但做好出兵准备。
个人认为，这并非李吉甫的判断错误。
魏博内乱后归顺朝廷实属偶然，不能等到那边有了结果朝廷才决定是打还是抚，必须要立足武力解决，在此基础上争取和平统一，就像现在的某问题一样。
【软柿子淮西镇吴元济】
唐宪宗的好运气在继续，元和九年（814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
几年前，吴少阳在前任淮西节度使死后自立为节度留后，当时朝廷正在忙于与成德镇王承宗作战，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就没有对淮西采取措施。
“少阳据蔡州凡五年，不朝觐。”（《旧唐书》）利用蔡州有马匹的优势，吴少阳多次纵兵在周边抢掠作为养兵物资，还隐匿了不少亡命之徒。
这就是唐朝藩镇的标准形态，加上吴少阳的前任，淮西一地已经近三十年不归朝廷管辖了。
吴少阳的儿子吴元济隐藏了老爹的死讯，以吴少阳的名义上表由自己主持工作。在淮西内部，吴少阳对亲朝廷的官员、将领或杀、或擒，且四处出兵掳掠，逼近了东都洛阳，“关东大恐。”（《旧唐书》）
吴元济的倒行逆施让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出兵平叛是唯一的选项。于是，虽然李吉甫在当年十月病亡，但唐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启动，在接替李吉甫的武元衡主持下，元和十年（815）正月唐王朝的平叛大军到了淮西。
之所以说这是唐宪宗的好运气，就在于淮西一地虽然地理位置重要，但区域狭小，周边各势力还大多是忠于朝廷，与河北三镇连成一片且区域广阔不同。也就是说，与河北三镇相比，淮西是个软柿子，解决淮西问题的难度不比当年平定蜀中刘辟之乱高多少。
（唐宪宗景陵）
【宰相武元衡当街遇刺，又多了成德镇王承宗这个敌人】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软柿子是如此的难啃，此战竟然持续了三年之久。
初期的战事还算是顺利，唐军十六路兵马攻打淮西，双方各有胜负，其中一路是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此人有勇有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了当年五月，唐军已经逐渐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
吴元济知道如果这样下去自己不会有好下场，就向河北三镇求助，除了刚刚归顺朝廷的魏博之外，成德镇王承宗和淄青李师道都不想让朝廷拿淮西立威，于是都屡次上表皇帝请求赦免吴元济，而唐宪宗自然不会让步。
于是，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发生了唐王朝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当街刺杀宰相和重臣案件，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客伏击，武元衡被从马上拉下，像杀猪一样被杀死并割下首级；武元衡的副手裴度，当时是御史中丞，也在自家门口被刺受伤，是滚落路边水沟才逃过一劫。
此案一出，长安满城震惊，唐宪宗下令全城搜捕凶手。但凶手非常嚣张，甚至在负责长安治安的左右金吾卫府、京兆府及长安万年两个京县衙门飞刀留书，“
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资治通鉴》）没过几天，在长安群众举报下，成德驻长安办事处的几个人被捕获，对刺杀武元衡、裴度之事供认不讳，朝廷认定了是王承宗指使，七月，“数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资治通鉴》），但也说了希望王承宗自己悔过，暂时不用武力处置。
【武元衡案的变化，真正的凶手是淄青镇李师道】
这种危机时刻，唐宪宗的体现出优秀帝王的坚决，驳斥了主和派提出的罢免裴度以安成德、淄青之心的建议，并在二十多天裴度伤愈后破格提拔为宰相，由裴度主持削藩大业。
一个月后，发生在洛阳的一个事情又使武元衡被刺案发生了变化。
淄青李师道在洛阳的办事处里有百十人，蓄谋在城中放火杀掠，结果被人告发。洛阳城守派人围捕，贼人突围逃入了洛阳周边的山中。在洛阳城守重金悬赏下，这些贼人被擒获，供认出除了要在洛阳起事之外，还供认了指使刺杀武元衡的是李师道，甚至之前河阴转运院一把大火烧了钱帛三十万、谷二万斛的也是李师道。
这次战争期间，有过多次“盗贼”焚烧唐军粮草物资以及焚毁唐王朝守卫薄弱的帝王陵、宫殿的记录，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颇有一些后世游击战、超限战的架势。
这一下包括淮西、成德、淄青三镇都成了朝廷必须处置的对象，但两线作战已经是兵家大忌，更何况三线作战。
【两线作战的唐宪宗】
元和十一年正月（816），唐宪宗正式下诏六路大军讨伐成德王承宗。
个人认为，当时在淮西战事未平之前，在河北开设第二战场欠妥。
当时朝中反对的人也很多，两位宰相张弘靖、韦贯之都提出两线作战国力不支，但唐宪宗仍然坚持出兵河北，估计唐宪宗下这个决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淮西战事已经占了上风，如果能够很快结束，对河北战事不会有太大影响；
其次，王承宗已经不再保持表面上对朝廷的恭顺，“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资治通鉴》），包括河北三镇中的魏博，自从归顺朝廷后表现得很是忠顺，不但出兵三千协助平淮西吴元济，还主动要求要出兵成德讨伐王承宗，如果用好这些力量，朝廷在河北方面不必投入太大；
第三，要表示出对成德的坚决态度，以避免裴度等主战派失去信心，并压制主和派。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王承宗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不打不行了。而王承宗要的就是把水搅浑，迫使唐军分兵以减轻淮西压力，否则淮西一平，朝廷的下一个目标还是成德。
【韩愈对时局的分析】
但事态发展并没有唐宪宗预想的那么理想，淮西之战迟迟未能打开局面，战事又拖延了一年半，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的八月仍然没有取胜。
这其中还是有原因的，韩愈当时虽然官位不高，在历史上也只是以唐宋八大家之一闻名，其政治上的能力被文学才能掩盖，实际上韩愈在政治上还是很清醒的。
对于淮西之战，韩愈认为淮西不过三州之地，举大唐之力平定不是难事，但其中变数就是“在陛下断与不断耳”，直指唐宪宗并未把战事放在第一位，要想平叛就要放开对将领的束缚。
这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皇帝的通病，既要用将领平叛，又担心将领立功后造反，所以宦官监军甚至统军都成了常态，这些权力极大又很少有真正本领的宦官，在军中起到的负面作用远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同时，韩愈对十六路围攻淮西的方略也表示不同意见，每军不过二三千人，势单力孤，又都是远道而来的客军，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补给供应都依赖朝廷，无法发挥战斗力，还不如在当地临时募兵效果更好一些。
考虑到淮西之战前后打了三年之久，足够一个新兵蛋子成长为百战老兵了，韩愈的建议还真是可行的。
这段时间唐宪宗在前线用人方面也存在问题，前后两任统帅，或者能力不足，或者是存有私心，尤其是后一个韩弘，为统帅期间养寇自重，故意拖延战局，实际上早有机会结束淮西战事。
（韩愈）
“元和中兴”这个盛唐之后的最高成就看来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但正因为此，才有了裴度亲临前线督战，以及李愬雪夜入蔡州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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