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被迫迁校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南京沦陷，危及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至昆明，改名为

西南联大在云南八年，共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00多位人文领域名人，173位院士。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西南联大“足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然而这一切的成就都与一个人有关——梅贻琦。

梅贻琦：出生于天津，祖籍江苏武进，首批庚款留美学生，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于1931年至1948年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抗日期间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在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就提出：大学的办学目标是研究学问和掌握技能的有用人才，在主政西南联大时期，强调“学以致用”“大学有新民之道”，以此为目标，因此西南联大在培养经世之才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的教学理念：“教授治校”，在之后的几十年深深影响着清华大学。

百度百科对梅先生的评价是：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梅贻琦先生的教学理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民主制度。梅先生执政的西南联大有着严格的招生制度，录取新生从未有“走后门”之说。当时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及梁思成等人的子女在报考联大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有的考两次，有的只能上先修班，次年才能正式入学，还有的一直未被录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优质生源作保证，才能为后续人才的培养提供可靠的基石。这是西南联大“一流”的基础特质。

中西古今相结合的文化学习产物——“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梅贻琦先生曾是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正是在美国4年的学习，让他充分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教育，留美的学习经历为梅贻琦日后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教授治校其本意是能者居上，学校必须聘请有能力、专业水平高的学者来治理学校，一所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教师，教师的水平能体现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

所以，梅贻琦先生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早在宋代，我国著名教育家李觏就提出，“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正与梅先生所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相一致。

那么，教授治校体现在哪方面呢？我将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①西南联合大学的师资力量

临时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教师大都由原本任教于清华大圩、北京大学或者南开大学的教师组成，而这些教师中大部分都是留学归来的博士或者硕士。其中很大一部分教师曾到国外深造、访学，他们学识渊博，具备了当时最新最全的知识结构。例如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胡适、陈省身、周培源、沈从文等。

潘镛先生回忆说：“我当时听了许多大师的课，譬如陈寅恪、李继侗、雷海宗、蔡维藩、闻一多、吴晗、罗庸等。他们学识渊博、旁征博引、自成体系，让我置身于学术的海洋，既兴奋又紧张。”

当然，好的教育离不开优秀的教师，更离不开良好的教学理念，能让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都集中于此的学校一定不简单。就是这样一所由一间间茅草屋盖成的学校，采用了教授治校的理念把这些优秀的教师都留了下来，梅贻琦先生给了学校教师“足够大”的权利，这些教师能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安排课程，评定职称，引进人员。

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积极奉行的教育管理模式，是民主治校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授积极参与到学校管理尤其是学术与教学事务的工作管理中，具体表现为教授负责教学和学术的所有设计、安排、管理和实施；重大决策的决定必须经过合理规范的决策程序；以院系为基本单位，教授对职务设置、人员招聘、职称评定等相关事宜向校方提出具体的完善与参考意见等等。

对比我们现在的大学，似乎还没有一所学校能做到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治校”，能把尽可能多的权利交给教师，让每位教师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管理学校事务。目前的大学，管理层分工明确，非管理层每天将教学任务完成后就“一身轻松”，这样当然不会让教师形成以教学为己任，以学校为我家的教学理念。

所以我有以下两点建议：

1.学校引进更多的高水平人才，这里所称的高水平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学术高水平人才，另一类是教学高水平人才。当然如果二者兼得更好，学术高水平人才可以提升学校的学术专业排名，而教学高水平人才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接收面，从而提升学校的整体综合实力；

2.学校适当放权，教学是一个以教学为目的的组织，最终目的是教出更多有实力、有能力的学生，这里并不是职场。所以，应当对学校教师适当放权，让教师参与到学校的管理、组织和领导方面来，这样教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②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的完美结合

西南联大的教授大都有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造诣，自成体系，并且他们乐于和学生分享自己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此外，西南联大对教师的要求也很高，要求执教者要如《论语》中“善诱”、《学记》中“善喻”，而不是一味地灌输，这样才能培养学生自动之功，收到日新之效。

潘镛先生回忆说：“西南联大的老师上课都各有风格，但共同点是他们会分享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把我们当成本科生来看，这样拔高了我们的学术水平。许多教授上课都不带讲稿的，即便带也不会照着念。比如，陈寅恪先生的讲课是闭着眼睛讲，他说到的文献出处，课后一查，准确无误，让人惊叹！雷海宗先生上课空着手就来了，但是讲得非常有趣。蔡维藩先生的《西洋通史》极其生动活泼，常常是手舞足蹈的……”

对比于我们目前就读的大学，虽然教师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但对于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学生区分明确，大一年级学生就应该学习基础知识，研究生才开始做学术。但这样的教学和科研方式不能培养出真正有实力、有能力的学术大才，因为每一位学生的脚步都由学校安排好应该走快还是走慢。

所以对于我们的大学教育，我有以下两点建议：

1.大学教师在上课期间尽量多拓展最新的学术研究和最新的专业知识，现在的大学课本基本都是十多年前的规范中的知识，而行业的专业知识早就更新换代。如果还按照课本上的知识从事最新的行业工作，势必要很长一段的学习时间，如果教师能在上课的同时与学生分享最新研究和专业知识，学生毕业后从事某一行业将会更容易上手；

2.对学生的年级不要进行太“刻意”的区别对待，一些学生或许天生学习能力就比较强，而且对某一方面每个学生的兴趣程度都不一样。应该让学生提前接受到该专业的相关科研成果分享，及让一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尽早接触感兴趣的知识。

西南联合大学的管理制度——“惩戒”制度

如果说西南联大的教学理念中一大半是对教师采取的措施，那剩下的一小半就是对学生的管理制度，即对教师的

梅贻琦先生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对学生的教育，梅贻琦先生采取的是严格与尊重相结合、注重学生品行和责任感的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校规章制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注册及选课一章中规定，学生选修课程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改选课程须在学期开始后两周内完成，逾期不得增选或改选。这是一条针对学生选课的规定，对选课时间、更改和增减课程均有严格规定，要求学生严格执行。

对比于我们现在的大学而言，就算在特定的选课时间内没有完成选课要求，在选课系统关闭之后仍然可以到教务处与老师沟通帮忙选课。西南联合大学的规章制度中无一不体现着校方对时间观念及制度的严格，对没有注册又没请假的学生直接以休学处理，足以体现该校的严格，但严格中又体现着对学生的尊重。

西南联大极其注重学生的悔过态度，若学生犯错后能够及时悔改，出具悔过书或主动承认错误，及时修正，且态度较为诚恳，则可由联大常委会决议减轻处罚。

②品行不端、行为鲁莽也会被西南联大开除

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西南联大57名开除学籍的学生名单中，因为品行不端、行为鲁莽越轨及规避应征受训两项原因被开除的就有31人，占了近60%的比例，

学校教书育人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品行与道德，倘若品行不端，就算学习再好也对社会起不到积极的影响，对社会的进步没有帮助。

回望当今九年义务教育，最大程度上注重全民的教育普及，尽管这样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国民的文化水平，但对一些品行不端、道德观不正的学生起不到真正的教育作用，这是目前教育的局限性。

为此，我有以下两点建议：

1.注重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在制度中体现学校的严格程度和人性化，严格是对于那些一再犯错的学生而言，人性化主要针对那些知错能该的好学生而言；

2.注重学校“教书育人”的职责，先是“育人”后是“教书”，教育应该从学生的品行出发，只有端正学生的三观，那教育才能起到真真切切的作用。

结语：

想要真正读懂梅贻琦，不能仅仅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理念进行分析，如果单从教学理念进行分析我们只会看到西南联合大学的“伟大”，那么隐藏在西南联合大学中的真正有价值的哲思与价值观，往往会被我们所忽略。

因此，今天这篇文章就介绍了一下我对西南联合大学之外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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