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是活躍在大唐時期中亞的一個古老民族，信仰沃教，擅長經商，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充當著重要的角色。如果說同時期的大食人是歐洲商品通往中國的重要中間商的話，那麼粟特人則是大唐絲綢和瓷器通往阿拉伯世界乃至更遙遠的歐洲的重要橋樑。
也就是說，在大唐與西方羅馬帝國這場世界性的商業活動之中，大食人可以看做是由西向東的一箇中介，而粟特人則可以看做是由東向西的一箇中介。
粟特人陶像
幾乎全民以經商為業的粟特人，顯然意識到自己賴以生存的絲綢貿易中，大唐或者說中國這個商品輸出國的重要性，因此其追求絲綢文化，甚至是大唐文化的認同，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
一、粟特人重視商業，他們看到絲綢貿易蘊含巨大商機，因此開始主動融入中國絲綢文化
公元前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登基稱帝，次年改元貞觀，開啟了中國古代歷史上又一個罕見的治世：貞觀之治。
從公園627年到公元649年，長達二十多年的勵精圖治，終於將古代中國從隋末亂世的漩渦裡拔出，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巔。其後雖然朝局動盪，但大唐國力卻蒸蒸日上，直追強漢，一直到西域都護府建立，古老的絲綢之路再次被徹底打通，連同東西方的絲綢貿易，也開始注入新的活力。
但大唐畢竟是個農耕文明為主的國家，重農抑商是其基本國策，而且在古代科技不發達的時期，遙遠的距離也決定大唐無法直接與絲綢之路上的每一個國家和民族親自交易，這時候各種中間商自然就冒了出來，而粟特人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
根據《唐會要》記載，粟特人：
“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
對於商業活動的重視，讓粟特人很快意識到絲綢之路可能會帶來的利益，所以幾乎全民加入到其中，藉以謀生。但當時的唐朝國力強盛，四海賓服，粟特人如何才能在眾多胡人之中脫穎而出，成為絲綢貿易之中中國在中亞最重要的中間商呢？
這就要跟粟特人與中國的關係講起了。
《新唐書·西域傳》中說：
“康者……君姓溫，本月氏人，枝庶分王……世謂 ‘九姓’，皆氏昭武。”
這段話裡有兩個重點，其一是“本月氏人”，其二是“昭武九姓”，這中間的關係想要弄清楚非一言兩語所能說明，但只需知道一點就夠了，即昭武九姓也就是粟特人，原本是月氏人的後裔，而“月氏”是漢朝時的叫法，指生活在中國敦煌，祁連山一帶的少數民族，後來逐漸被融合進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流落到中亞，變成了後來的粟特人。
月氏人
從這個角度上講，粟特人可以看做是中國的表親，因為本身民族裡就帶著一部分中國文化的氣息，自然更容易被唐人所接受，能夠在眾多胡人之中脫穎而出，得到大唐絲綢貿易中間商的地位，就不足為奇了。
二、粟特人對中國絲綢文化的認同是雙向的，粟特人自身不僅主動接納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極力將自身的文化帶入中國
一個精明的商業民族，自然知曉佔了先機並不能代表可以在商業活動之中為所欲為，面對大唐這個自命不凡的甲方，想要長久的將絲綢貿易壟斷在自己手裡，就必須搞好與大唐之間的關係。
而要搞好與大唐之間的關係，那麼認同中國傳統的絲綢文化，或者說被傳統的中國文化所認同，則是其中必須要做的功課。
那麼粟特人為了實現融入絲綢文化的目標，到底做了什麼呢？
首先自然是粟特人自身對於絲綢文化的效仿和接納。 以粟特人的服裝為例，根據考古學家研究，在中亞原本粟特人生存的土地上，很多出土的墓葬中所陪葬的絲綢衣物，上面的花紋圖案，有很多諸如“牡丹”“麒麟”等飽含中國元素的圖案。
這其中反映出來的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自身文化之中的現象，就是粟特人主動接納中國絲綢文化的一個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文化的認同和接納從來都是雙向的。在粟特人接受中國絲綢文化的同時，他們自身的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進入到大唐，成為當時很流行的一種潮流。
《舊唐書·輿服志》記載：
“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
這裡的“胡服胡帽”，指的主要就是粟特人的服裝式樣。
當然粟特人對於中國絲綢文化，乃至廣泛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止在服裝方面，包括當時的社會制度，宗教，食物等等方面，全方位的接納和融合入大唐萬國來朝的盛世文化之中，是粟特人之所以能在盛唐佔據絲綢貿易重要一極的重要原因。
唐代詩人王翰在《涼州詞》之中說：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其中的葡萄美酒，也是中亞粟特人重要的特產之一。
正是因為在自己的文化之中隨時可見大唐的影子，同時在大唐的文化之中又充滿許多粟特人的因子，全面的融入大唐文化，帶給粟特人的是大唐從上到下的認同，是絲綢貿易的繁榮和昭武九姓為代表的粟特人政權在中亞的興趣。
三、粟特人主動融入中國絲綢文化，在獲利的同時也為大唐開發西部做出了貢獻，同時，粟特人獨特的民族氣質，對當時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緩和的作用
僅從商業的角度，粟特人作為絲綢貿易重要的中間商，在中亞很多時候可以看成是龐大的大唐帝國伸出去的一支友誼之手。他們以自己的勤勞和對中國絲綢文化的接納，贏得在絲綢貿易之中的重要地位，也為世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商業上的互動，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大詔令集》中記載：
“伊吾之右、波斯以東，職貢不絕，商旅相繼。”
在隸屬於中國的“伊吾”與“波斯”之間，就是粟特人的存在，如此龐大繁榮的商業活動，不僅帶給粟特人經濟收益，也對於唐朝國內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資治通鑑》中說：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將原本邊疆之地的隴右，變成“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富庶之地，跟絲綢貿易的繁榮離不開關係，而唐朝絲綢貿易的繁榮，又跟粟特人離不開關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粟特人對於絲綢文化的接納和融入，不僅為自己帶來了強盛之機，也給大唐的輝煌盛世添了磚加了瓦。
其次，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粟特人獨特的地理位置，賦予其一個重要的文化使命，即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
不同於阿拉伯人有自己固有的，堅定的信仰體系，也不同於中國文化的兼容幷蓄，來著不拒。粟特人本身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時重視商業活動的歷史，使其又不排除對於其他文化的接受和認可。
這樣一來，當時主宰阿拉伯世界的波斯王朝可以將他們當成同類，因為他們所信仰的沃教，本身也是伊斯蘭教的一個分支。同時正如前文所說，與中國的淵源和對於中國包括絲綢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接納，大唐也將其自己人。
在兩種個性都極為突出的文化中間，粟特人充當了一個緩衝和橋樑的作用，使得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國與中亞文化的交流，不那麼直接，有了迴旋的餘地。這對於促進世界文化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絕無僅有，也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說，粟特人對於大唐絲綢文化的融合和接納，不僅使“昭武九姓”有了興盛的機會，也加速了大唐對於隴右等原屬於邊疆地區的開發，同時還為世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可謂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綜上，粟特人融入中國古代絲綢文化，是因為其民族重視商業活動，想要在大唐逐漸興盛的絲綢貿易之中分一杯羹的主動行為。
這種融入和雙向的，全面的融入。不僅粟特人本身的文化之中，深受到當時大唐文化的影響，反過來大量粟特人進入大唐，將自己的文化也帶進了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形成當時社會的一種潮流。
從歷史的貢獻方面來看，這種民族之間文化的融合，不僅對粟特人和大唐兩個相關民族有益，對於世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起著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唐會要》
《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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